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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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吧！”
21日，卢永祥忽又建议请曹、张两人到天津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议，讨论双方撤退军队，和平解决。这个建议得到田中玉、齐燮元、何丰林、陈光远、张文生的一致支持，他们请卢领衔发起一个联合调停会议。同一天，徐世昌请出张锡銮、赵尔巽、王士珍、王占元、孟恩远、张绍曾六个“和事佬”，提出同一性质的调停建议。原来奉直两系将由冷战转入热战的时候，各方面的形势都对奉系不利：孙中山已经回到广州，北伐军暂时不能发动；海军总司令蒋拯在上海表示了支持直系的态度，卢永祥受到牵制；冯玉祥的军队迅速开往河南，赵倜也不敢动了；张作霖分化直系也并未取得效果。看来，反直联合战线仍然不能发挥作用，这场战争将由奉军独力作战，因此张作霖又想推迟战争，皖系就提出了这个掩护奉系退却的建议。而徐世昌也看出，直奉战争无论谁胜谁败，他的地位都难于保全，所以也千方百计地企图把紧张局势缓和下来。
但是利在速战的吴佩孚不肯终止这场战争。也就在21日，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联名通电，痛斥张作霖“借口谋统一而先破坏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表示了他们的应战态度。同日，曹锟通电反对张作霖的“武力统一政策”，认为如果要召开统一会议，奉军必须撤出关外，否则“公论将为武力所指挥”。
在直系的联名电报中，田中玉、赵倜、刘镇华都是被吴佩孚硬拉进来的。田中玉、李厚基、阎锡山在奉直两系的斗争中都有“局外中立”的倾向。甚至齐燮元也不愿意列名，他已宣布“保境息民”，还通电附和卢永祥的调停建议，只因萧耀南质问他为什么要置身事外，他才被迫列名。电报发表后，卢永祥质问他为什么要违反自己的诺言，与吴佩孚同一鼻孔出气，使他大伤脑筋。
23日，张作霖通电反驳曹锟所称奉军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的说法，他说奉军入关是得到徐世昌和曹氏弟兄的同意的。张作霖同意卢永祥的建议，如果曹锟肯到天津，他也愿意前往。25日，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名单同前）联名通电宣布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当天吴就到前方督战去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八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3）
26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冯自兼师长）、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及北洋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张锡元）各部到达洛阳。吴佩孚本拟与冯见面一谈，因为前方军情紧急，只得先一天出发，留下手令派冯为援直陕军总司令并代行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职权，后方各军均归节制。冯军的迅速开到，使赵倜的宏威军不敢轻于发动，吴佩孚能够竭尽全力应付前方军事，这对决定奉直战争的胜败起了重大作用。
由于卢永祥的建议不为直系所接受，奉系终于被迫不得不出于单独作战之一途。25日，张作霖通电揭破曹锟的两面派作风。这个电报骂曹锟一生行事，都模仿他的“祖先”曹操，是个口是心非的奸雄。电报指责直皖战前，吴佩孚痛骂段祺瑞，是受了曹的指使，但曹伪装不知情，后来曹、张在天津见面时，却又自己道出真情。这次吴又痛骂张，曹也伪装不知情，因此张在电报中揭破了天津谈话的一段内幕。29日，又把他自己推倒靳内阁的政治内幕公开说出张作霖在军粮城接见陆军部军械司司长于化龙时说：“我直接打的是吴佩孚，间接打的是我的两个亲家。”于化龙惊讶地问：“靳老总（云鹏）已经下台，何事开罪大帅？”张气忿地说：“他完全倒在曹的一面。我保举张勋为巡阅使，他不肯同意，却发表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他的兄弟靳云鹗也公然站在吴佩孚的旗帜下。”。但在28日的宣战通电中，却只集中火力攻击吴佩孚，并未涉及曹锟。在奉系军阀张作相、张景惠、汲金纯、吴俊升、孙烈臣的联名通电中，也只宣布吴的罪状，并称“罪在吴氏一人，与曹使无涉”。
26日，徐世昌下令双方军队撤回原防。外交团照会北京外交部，必须切实遵守《辛丑和约》，确保北京至海口的交通完全无阻，奉直双方军队不得进入北京城。
29日，张作霖到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以孙烈臣为副司令，即日下了奉军的总攻击令。
三直奉两军在津浦、京汉两线接触，奉军因第十六师倒戈全面溃败。徐世昌下令惩办梁士诒等
直奉军的战争，东路在津浦线，西路在沿京汉线及其以东地区进行。奉军东路总司令张作相驻落垡，所属有张作相自兼师长的第二十七师及骑兵集团司令许兰洲、张作霖的卫队旅旅长张学良等部。开战前，这路奉军缩短防线撤回到马厂以北。西路总司令张景惠驻长辛店，所属有张景惠自兼师长的奉军第一师及第十六师师长邹芬、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齐占九等部。直军西路吴佩孚的第三师在琉璃河，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在固安，东路张国溶的第二十六师（后来加入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在马厂。直军步兵是久经战阵之师，奉军则以骑兵和炮队见长。直军虽有飞机助战，但未发挥作用。吴佩孚命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调动海筹、海容两舰驶赴秦皇岛，江利、江元、楚同、楚谦四舰驶赴大沽口威胁奉军后方，由于帝国主义者根据《辛丑条约》不许中国在京奉路线及其沿海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这些舰队也未发挥作用。
29日战争开始，北京可以听到长辛店传来的隆隆炮声，不少外国人前往战地观战。徐世昌除命令各省切实保护外侨外，还下了一道责成双方军队停止攻击，迅速撤兵，听候查办的命令，当然不会有人加以理睬。
从战争开始的一天起，帝国主义报纸各自替自己的工具宣传胜利，西方国家说直军胜了，日本说奉军胜了。实际情况是，东路直军败退任丘、河间，西路直军在奉军的优势炮火下也没有进展，而奉军骑兵从京汉线以东地区纵横扫荡，迫使直军退到路线附近，正面直军阵地也几乎动摇起来。因此，西方国家报纸又闭门造车地说，这是吴佩孚的诱敌之计，不日包围反攻，奉军就要站脚不住。
从4月29日到5月3日，直奉双方也都捏造事实吹嘘自己的胜利。张作霖俨然以战胜者自居，每天都有告捷电发表。直军随心所欲地发布号外说，北京政府已将张作霖免职，派张锡銮为东三省巡阅使，冯德麟为奉天督军。其实，北京政府在奉军的控制下，不可能发表这样的命令。
5月4日，西线奉军忽然发生变化，第十六师停止战斗，并牵动全线奉军土崩瓦解退回到北京来，当天长辛店就被直军占领。第十六师原系已故直系首领冯国璋的旧部，师长王廷祯被奉系赶走，改派邹芬继任。奉系把该师摆在前线攻打直军，正和两年前皖系把原属直系的第十五师摆在前线充当先锋一样，他们遇有适当的机会，就要倒戈相向或者不战而退，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第十六师倒戈是奉直战争决定胜败的重大因素，当天退回到北京的奉军以及原驻北京的奉军，都被惯于打落水狗的北京驻军包围缴械，西线奉军就被消灭了。
当天张作霖还到落垡来企图挽救颓势。由于西线牵动了东线，奉军的斗志完全消失，他才匆忙地回到天津下了总退却令，第二天又仓皇逃往滦州。张景惠留在北京“待罪”，并电劝曹锟“勿为己甚”。北京政府也并未问他的罪，不久还授为安威将军（5月29日）。
5月5日，徐世昌下令：“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均应听候中央命令解决。”这位胆小总统仍然害怕张作霖，不敢加以惩罚，但是为了讨好战胜者，不得不再下一道命令，指叶恭绰、梁士诒、张弧三人为战争祸首而加以通缉。梁本来列在第一名，徐觉得过意不去，用笔一钩把他排在第二名。周自齐和梁是几十年老朋友，他在命令公布前，打长途电话劝梁离开天津，并且解释本人处境困难，不能不副署这道命令，梁却大肆调侃，悻悻地把听机挂上了。
5月7日，梁士诒化名高信，叶恭绰化名曾敏勋，张弧化名孙虚曲，自天津乘芝罘丸逃往日本。
这次直奉战争，经过一年多的冷战时间，打了6天就告结束。张作霖除损失关内地盘而外，并未受到致命的打击。吴佩孚早期在东北做过军事间谍，懂得东三省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势力范围，如果出兵关外，必然会引起关东军的军事干涉。他本来打算利用“奉人治奉”的口号，把对奉问题交给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奉天人）处理，而王承斌也并无出关追敌的勇气。同时，孙中山的北伐军已经改道江西北伐，吴佩孚必须拨转马头对付南方，也就没有余力把对奉战争进行到底了。
四张作霖改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吴佩孚的颠覆活动未获效果。奉直两系在英美两国的调停下成立停战协定
奉军在京汉、津浦两线退却的时候，天津帝国主义驻军为了避免引起天津骚乱，准许奉直双方利用铁道及河流运兵，但奉军不得下车，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兵的条约不得违反。1922年5月7日奉军在滦州集中时，英国公使艾斯顿提出声明，如果开滦煤矿受到影响或者英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一定惟张作霖是问，如果京奉车不通，必要时拟派英军前来保护通车。
7日吴佩孚视察军粮城回到天津时，不少中外人士前往谒见，这个战胜者高谈阔论，大有昂然自得之貌。曾经做过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劝他适可而止，勿追穷寇，他瞟了这位老前辈一眼，很不礼貌地说：“以前提拔张作霖的就是你！胡匪扰乱国家，你应该负有责任，今天还来替他说话！”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八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4）
吴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惩办张作霖。5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10日，又下令裁撤蒙疆经略使，并根据直系的意见，调任吴俊升为奉天督军，任命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同一天，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及沈阳各团体通电否认罢免张作霖的“乱命”。12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改称奉军总司令，并发表对外宣言：“对于友邦人民生命财产力加保护，所有前清及民国时期所订各项条约一概承认。此后如有交涉事件，请径行照会滦州本总司令行辕。自本月一日起，所有北京订立关于东三省、蒙古、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同日，北京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今后东三省一切事务，非经中央政府核准，概作无效。”
奉军战败后，日本外相内田发表了对东三省局势严守中立的宣言。《朝日新闻》公开著论反对“拘守中立”，主张进一步作相机的处置。内田宣言本来是外交烟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积极支持张作霖的，东京竟有“张作霖后援会”出现，可见他们是不会允许代表英美势力的直军侵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的。
5月10日，王承斌率领第二十三师开到天津，吴佩孚就由天津到保定去了。此时，滦州英国领事出面调停，以奉军开回关外，直军停止追击为双方停战议和条件。19日，奉军在英国的干涉下（借口保证开滦矿局的安全），由滦州退往昌黎，总司令部移驻榆关。20日，东三省省议会宣布“联省自治”，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长。26日，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联名宣布：“自五月一日起，东三省与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一致行动，拥护法律，扶植自治，促进统一。”27日，张作霖回到沈阳。
奉直两军在榆关对峙时，5月26日，黑龙江绥芬河山林游击队司令卢永贵宣布独立，推举前吉林军师长高士傧为奉吉黑三省讨逆军总司令，将中东路五站及一面坡的驻军包围缴械，并乘火车由绥芬向西开驶。这支游击队只有2000人左右，他们和护路军警素通声气，又吸收了穆棱一带的两股“红胡子”，所以声势亦复不弱。他们原拟一鼓作气乘火车冲到哈尔滨，但当27日开到海林时，听到宁古塔驻军有一团人，恐怕这支军队截断他们的后路，因此下车来，占领海林作为根据地，准备先消灭这支军队再行前进。就在这时候，张作霖派张宗昌带领一批乌合之众，从哈尔滨乘火车冲杀前来，在日本关东军的协助下，把这支游击队打得七零八落，高士傧、高秀峰兄弟和卢永贵都落荒而逃。6月3日，他们逃到珲春，投奔高的旧部邬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