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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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各国当权人物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极不友好的。日本代表团散布空气说，中国领土只能包括长城以南的18省，西藏也应除外。日本想以西藏许给英国，以交换英国对日本侵占满蒙的支持，这是不足为奇的。而英国海相李爵主公然随声附和，认为满洲本非中国领土，人口过剩的日本应有经营满洲的权力。这个谬论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而北京政府除命令顾维钧声明“满洲自唐虞以来即为中国领土”外，并未提出抗议。法国代表白里安（外长）冷言冷语地盘问施肇基：“贵国代表团能否代表全国？”施回答说：“能够代表各国承认的合法政府。”英国代表贝尔福（前任外相，代理英国代表团团长）更不礼貌地盘问顾维钧：“中国为什么糟到如此地步？今后能否自己整理财政，自己统一起来？”
华盛顿会议前，除亲美派对美国存在幻想外，全国笼罩着“国际共管”的浓厚气氛，似乎除此以外中国不会有更好的命运。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六章 北京政府的闹穷风潮（2）
二中国代表施肇基提出十原则。山东问题在英美调停下成立协定。九国公约成立
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欧洲休战纪念日开幕。因为荷、比、葡三国都与太平洋问题有关，美国补发了邀请书，所以实际参加会议的共有九国。会议讨论限制军备问题仅有英、美、法、意、日五国参加，讨论太平洋问题、远东问题则由九国全体参加。会议共开7次，一律公开进行。哈定总统致了开幕词，即由大会公推美国国务卿休士为主席。16日，施肇基向大会提出了十大原则，主要为各国应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中国赞成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施之于中国全部，各国允许除先期通知中国予以参加之机会外，不得缔结直接影响中国或太平洋及远东地区一般和平之条约或协定，各国在华特权条约均应宣布，提交大会审查，以便确定其范围与效力，并应使之不相抵触，及与本会议宣布之原则相适合，其未经宣布者概作无效等等。以上这些原则性的条款，充分暴露出中国代表的软弱性，丝毫不敢触及各帝国主义者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首先自己就承认了这些条约，仅须交付审查，而审查者就是这些靠着剥削弱小民族、宰割落后国家过日子的殖民主义者。不平等条约的存在以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的实施，就是意味着中国领土主权受到破坏，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受到威胁。这个提案竟像是美国提出来，用以反对日本独占中国，而为美国对华扩张政策开辟道路似的。但是美国还认为提案中有些字眼刺痛了他们，因此美国代表路特归纳之为四大原则：一、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二、给中国以充分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强有力之政府；三、切实维持机会均等原则；四、不得利用中国现状谋求特别权利，因而影响友邦人民之权利。路特提案于11月24日在大会通过。
11月23日以后，中国代表先后向大会提出关税自主、山东问题、废止“二十一条”、撤销领事裁判权、交还租借地、取消各国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撤除客邮、撤废无线电台、尊重中国战时中立等条，其中山东问题是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关键性问题。早在华盛顿会议前，驻华日本公使小幡于9月7日向北京外交部提出“山东善后处置案”八条，主要为日本交还胶州湾、中国应将胶州湾租借地全部辟为商埠、山东铁路及其附属矿山须由中日合办，但山东铁路延长线（指高徐、顺济等路）之权利及烟潍铁路之优先权，日本允让予四国新银行团经营等等。这是因为，当时国际形势对西方国家有利，日本不可能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打算以交还胶州湾作为肯定日本在山东的经济特权的交换条件。日本希望在华盛顿会议前，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解决山东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提交国际处理，对日本的国际威信和实际利益都有严重影响。但是北京政府在全国人民的监督下，不敢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在10月5日致日本公使的回文中，表示了拒绝直接交涉的态度。10月19日，日本公使提出第二次节略，11月3日北京政府又予以拒绝。同一时期，英、美两国政府却又命令驻华公使三番五次地劝告北京政府勿将山东问题提交大会，以免引起大会的严重困难。但是北京政府不可能不向大会提出，11月23日中国代表决定提出后，25日美国首席代表休士、英国首席代表贝尔福，先访日本首席代表加藤，后访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建议山东问题由中、日两国代表进行会外谈判，英、美两国居间调停。施向北京请示，12月1日北京政府决定予以接受。
这个问题，北京外交总长颜惠庆和人民群众的解释有所不同。根据颜的解释：“如果日本小幡公使在北京和我进行谈判，这就是直接交涉。如果交涉地点在华盛顿，又有英、美两国代表参加调停，这就不是直接交涉，而与提交大会并无多大区别。”中国人民认为，地点不论在华盛顿或在北京，交涉不论在会内或在会外，谈判双方一方为中国，一方为日本，这就是直接交涉。因此，12月12日，北京学生举行了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游行示威，全国各地出现了反对变相直接交涉的新浪潮，中国代表王宠惠、代表团秘书长刁作谦并曾因此向北京政府辞职。美国华侨也像两年前的法国华侨一样，对中国代表团的行动密切予以监视。顾维钧为了转移目标，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广告，解释并非直接交涉，而日本代表团却有广告说明是直接交涉。这两个广告在同一张报纸上紧密地排在一起。
12月11日，北京外交部公布山东问题过程如下：“此次太平洋会议（华盛顿会议的另一名称），实以英、美为中坚。美外长休士、英代表贝尔福均谓中、日代表将来协定条件，仍交大会公认。……政府训令代表向会声明：一、解决鲁案，否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二、专就事实讨论，与任何条约协定毫无牵涉。11月30日我代表向大会提出鲁案。主席宣告，鲁案久悬，实为中、日两国之困难问题。今以最诚挚之意，约同英国分向中、日两国力任调停。旋商定会议方法，除中、日两国全权代表外，美派代表东方股长马克谟及外交部参事培尔，英派朱尔典（前驻华公使）及东方股长蓝浦生共同列席，并谓无论结果如何，均须报明大会。……12月1日英、美、中、日四国代表开第一次会议，大会主席休士先致竭诚调停之词，英代表贝尔福赞同其说，我国代表及日本代表均致答词。我代表并言，此案昨已在大会提及。总之，山东问题为中国存亡关键，中国国民均望有公平圆满结果。次复将训令先决诸端再行声明，日代表无异议。此鲁案提出大会，由大会委托英、美出任调停之经过情形也。总之，胶济问题久悬未决，此次英、美出任调停，以提出大会为发端之始，以大会公认为解决之终，每次会议均有英、美代表参与，即议而不协，仍以大会讨论为后盾，实与我国向来希望，尚无抵触。”
关于山东问题，中、日两国代表共计举行了会外谈判36次。日本代表坚持中国政府应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而借款附有聘用日本技师及会计长的严苛条件，实际上等于不收回；中国代表则主张备款赎回自办，谈判因而停顿。1922年1月4日，通过英、美两国调停，谈判复开，次日又告停顿。1月11日继续谈判，20日美国提出调停方案：“中国政府发行债券三千万，十五年赎回该路，但在五年后中国如有现款，可以提前赎回。在未赎回时间内，仿照津浦等路的成规，用中国人为局长，用日本人为工程师、会计师。”休士恫吓中国代表称：“这是哈定总统亲自考虑提出来的意见，中国如不接受，应由自己负责。”中、日两国代表均称，须向本国政府请示决定。同时驻华英、美两国公使竭力催促北京外交部接受此项方案。27日，中、日双方均表示愿意接受。2月1日，休士在大会报告山东问题业已解决。4日，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日本代表加藤、币原、埴原在双方协定上签了字。
大会讨论中国代表所提的各项要求，美国代表为了维护美国本身利益和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就往往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或者拖延时日的手段。关于关税自主问题，大会议决有关各国立即派员在上海召开修正税则会议，按照新税则切实执行值百抽五，满四年后得修正一次，此后每七年修正一次；另外组织特别会议，会商废除中国厘金制度，厘金废除前准许中国征收进口货一律25％、奢侈品5％的附加税，废除后可以按照中国与有关各国所订条约提高附加税至125％。关于领事裁判权问题，大会议决有关各国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国司法及领事裁判权的实施情况，报告各国政府，并提出改良中国司法制度及逐步放弃领事裁判权的意见，各国政府对于此项意见可以自由取舍。关于客邮问题，各国在中国境内所设邮局，除在租借地内或为约章 特别规定者外，在中国保证现行邮政制度与外国邮务总办地位的条件下，均应于1923年元旦前撤销。关于各国在华特权条约问题（包括中国与他国、他国与他国之间以及中国政府与他国人民之间所定的密约），大会议决一律公开宣布，开单通告大会秘书处存案，以后新定条约亦应随时通告参加本会议各国。关于废止“二十一条”问题，由于日本坚决拒绝讨论，并未作出决议，仅将中、日两国代表的发言列入大会记录。
2月6日，大会通过并公布了参加会议九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公约八条。这个条约肯定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和中国在战争时期的中立地位。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六章 北京政府的闹穷风潮（3）
华盛顿会议于公布九国公约的一天闭幕。这次会议，在军备问题上决定了英、美、日三国海军吨位5、5、3的比例，在中国问题上“国际共管”的局面代替了一国独占的局面，在国际事务上英日同盟的局面转变为英美合作的局面，这些都是对美帝国主义有利的。对中国来说，美国对于中国所要求的关税自主、撤销领事裁判权、交还租借地、撤退外国军警等问题都不热心支持，相反，有些问题根本没有触及，有些问题（如关税问题）似乎给了中国一些小仁小惠，但在实质上却使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制度和它们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取得进一步的保障。这次会议，日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向美国低头，但是日、美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日本不甘于失败，所以事隔十多年，终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沈阳事变、芦沟桥事变和珍珠港事件。
三北京又发生府院争权暗潮。美国烟酒借款问题引起的一幕丑剧。张作霖推荐梁士诒组阁
华盛顿会议前后，北京内阁改组和直奉两系军阀的备战危机，都是帝国主义矛盾在中国的反映。
前面说过，北京政府“假统一”的戏法被戳穿，四国银行团借款没有到手。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1921年冬天北京“闹穷”的风潮更为扩大。11月14日，教育部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他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几至无法进行。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教育次长代理部务马邻翼都因部员索薪而求下台。各省军阀一面截留税款，招兵买马，一面却用十万火急、百万火急的电报向北京催饷，口气十分凶恶。更严重的是，日本人在华盛顿会议时期散布五国共管中国财政的谣言，借以破坏中国国内银行的信用，因此自11月16日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处中、交两行发生了挤兑风潮；18日外交团议决拨出关税余款600万元为两行兑现的准备金，不料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借口关余为公债的担保品，拒不拨付。这些情况，说明北京政府已因财政危机而有难于维持之势。
外债借不到手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各国债权人纷纷前来索取到期债款，逼得北京财政部走投无路。这些洋债权人明明知道财政部挤不出油水来，首先日本想出了一个“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随后各国纷纷仿效。这个办法是将到期旧债连本带利结算清楚，由债权人补上一笔为数甚微的新债，成立一个新的借款合同。这个办法对于债权人的好处，在于取得更多的担保品和利上生利的利益。对北京政府说来，不但可以避免逼债，而且可以饮鸩止渴，取得一笔小小的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