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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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忽然倒起戈来，湘军右翼向通城迅速撤退。吴佩孚又叫海军在金口决堤以淹湘军，左翼湘军也不能立足，由嘉鱼向临湘迅速撤退。赵接到以上战报，26日又赶到前线来，诰诫官兵不得再退，并亲自处决作战不力的团长二人，湘军阵地便又稳定下来。当时中外报纸描绘湘、直两军的战争情况，认为“中国历年来的内战，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就是震动全国的直皖战争，也不过打了三天就告结束，从来没有像这次战争打得这么久而激烈的”。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4）

　　　　赵恒惕用全力应付当前的敌人，将“援桂”军谢国光部调回，但是负隅湘西的蔡巨猷、陈渠珍各部都调不动，因此在兵力上大有“难乎为继”之势。在军火、军饷上，王占元所送的子弹几乎全部都“回敬”给王占元了，而本来打算打到武汉补发军饷的计划，又已成为泡影。湘军为久战疲劳之师，而直军是新投入战斗的生力军，吴佩孚调动海、陆军源源而来，军火又很充足，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大大优于湘军。赵恒惕眼见这场军事赌博快要失败，只得饥不择食地收容在广西不能立足已经逃到永州的桂军沈鸿英部，给以“湖南援鄂自治军第三军”的番号，令其火速开赴前线。同时，孙中山已经指定许崇智的第二军和李福林的福字军为北伐军，整装待发。赵对北伐军仍然存在“伐虢取虞”的顾虑，一面商请孙中山改道江西，一面商请陈炯明派自己的可靠军队入湘应援。此时桂系已经瓦解，陈炯明为了履行湘粤同盟义务和巩固西南“联治派”的联合阵线，一面阻止北伐军出发，一面将粤军中的湘籍部队编为“援湘军”，派洪兆麟为总指挥，即日开拔赴援。　　　　
　　　　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8月28日，杜锡珪率领军舰7艘，运载北洋军第四十八混成旅、山东第一混成旅、湖北第四混成旅及第十二混成团，紧紧尾随在日本军舰的后面，由螺山向岳州上驶。湖南既无海军，江防又很薄弱，加以不敢开炮误伤外国兵舰，北方军舰竟得通过洞庭湖而抵岳阳楼下。当天下午4时海军炮轰岳州城的时候，岳州守军只有第二混成旅两个连，当然无力抵抗，在岳州的赵恒惕只得乘轿落荒而逃（南津港桥梁被海军炮火破坏，火车不通）。这样一来，前线湘军就像潮水一般败退下来，战斗意志完全瓦解了。　　　　
　　　　赵由岳州绕道平江向南逃走，于30日回到长沙。赵未回到前，长沙陷于大混乱中。各医院住满了缺肢断臂的伤兵，街头上到处可以看见怒容满面的败兵和伤兵。他们抱怨如果不是误于上级对吴佩孚妥协求和之一念，他们早已登临黄鹤楼，漫步晴川阁，何致有今天这样一败涂地的结局。赵回来后，发现总部曾被伤兵闯进来打劫过，他的勋章　、军帽都已不翼而飞。警察因欠饷而罢岗。各学校都被军队占驻，和张敬尧时代没有什么区别。前方败兵一路上大肆抢劫退回来，农村大受破坏，甚至耕牛都被宰食，和张敬尧时代的北兵也不相上下。最使赵吃惊的是，一向对湖南陪笑脸的陈光远，也派萧安国一旅侵入醴陵，长沙岌岌可危。幸而30日桂军沈鸿英部赶到，赵急忙命令该军开往浏阳、醴陵一带布防，北兵才撤退回赣。　　　　
　　　　由于长沙受到北洋军的两面威胁，赵恒惕决定了放弃长沙、退守湘西的计划。他回到长沙的第二天，驻湘英国领事忽然前来访问，愿意自居为湘直之间的“调人”，极力劝他乘坐英舰美格诺里亚号到岳州，与吴佩孚当面进行谈判。原来驻汉英国领事已经与吴讲好，只要赵肯到岳州来签定湘直停战条约，直军可不进攻长沙，维持赵的地位不动。英国领事如此热情，介绍吴、赵二人直接见面讲和，使人回想到1912年驻汉英国领事介绍清朝代表与民军代表进行和谈的往事。当其时，陕西问题牵制了直系的部分兵力，奉系还在扬言派兵南下，四川“援鄂军”又已侵入鄂西，吴佩孚显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必须迅速终止对湘军的战争，反过来利用湖南为南北双方的军事缓冲地带，才能腾出手来抢救鄂西，解除四面受敌的严重危机。英帝国主义正是为了帮助它的工具直系军阀才出面来作“和事佬”的。　　　　
　　　　9月1日，赵乘英舰到岳州时，吴已乘江贞舰先到。赵到吴的座舰上举行湘直和平谈判。这两个老朋友还是第一次见面。参加会谈的人有蒋百里、张绍曾等。吴首先表示倾慕之忱，希望勿存芥蒂，并且保证直军决不侵犯湖南。正说着，后舱里忽然跳出来一个长脸汉子，揪着赵的胳膊大叫：“好，我今天要跟你算账，你为什么要破坏湘鄂联防条约，为什么要进攻湖北！”赵回转头来一看，认得这个人就是他的日本士官老同学孙传芳。吴从旁替赵解围说道：“馨远，过去的事不必提了，湘鄂战争的戎首是宋、鲁两人，不要错怪炎午（赵）。”　　　　
　　　　随后吴、赵二人进行了一小时的扃门会议吴、赵会谈的情况，由蒋百里提供。关于湘直战争和湘直和谈的经过，均由作者亲自采访，但有若干文史资料，由直方有关人士撰述，颇多失实之处，这里就不备述了。，吴提出湖南取消自治、惩办宋鹤庚、鲁涤平等条，赵坚决不肯同意。吴又提出直军驻防岳州，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争论多时，赵承认划岳州为不设防城市，双方都不驻兵，吴也坚决不肯同意。最后赵终于被迫接受了让出岳州的“城下之盟”，签定了停战条约九款，主要为双方以汩罗江为界，直军撒至黄沙街、长乐街，湘军撤至湘阴、白水；湘东、鄂西各军撤回原防；武长、株萍两路及江面交通一律恢复等条。签字后，当天吴回到汉口布置鄂西军事，赵也回到长沙处理军事善后问题。　　　　
　　　　赵回长沙后，一连接到陈炯明打来9个“百万火急”电报，询问前方战况，由于湘直停战条约成立，粤军援湘部队停止出发。　　　　
　　　　这次湘鄂战争，是军阀与军阀之间的两个骗局，王占元受了赵恒惕的骗，赵又受了吴佩孚的骗。这次战争，拆穿了湖南“自治”的假戏法，暴露了南北军阀为个人权力地位而勇于内战的狰狞面目，也就促进了全国人民反军阀和反内战运动的继续高涨。湘军做了一场向外发展的空梦，从此内部的斗争又逐步激化了。　　　　
　　　　四湘军“援鄂”与组织联省自治政府的关系。吴佩孚授意张绍曾建议召开庐山“国是会议”　　　　
　　　　湘军“援鄂”一举，是联省自治运动和第三政府路线成败的重大关键。湘军发动前，赵恒惕派有代表多人分途到西南各省活动，打算攻下武汉后在汉口召集各省联席会议，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陈炯明和川、滇、黔三省当局一致表示同意。孙中山当然反对组织第三政府，1921年7月25日曾在广州总统府会议上提出下令讨伐北京政府、大举出兵湖南的建议。由此可见，在湖南的国民党政客提出湘军“援鄂”后，孙中山决不假道湖南北伐的保证是不可靠的。但是陈炯明反对出兵湖南，认为这样做是拖湘军的后腿，只能造成有利于北方而不利于西南的局势。因此，孙中山的北伐计划不能实现。　　　　
　　　　湖南代表还到浙江、陕西、江西等省进行组织第三政府的活动，皖系卢永祥、陈树藩等一致表示同意。陈树藩虽然离开了西安，但是手中还有兵，愿意由陕南出兵湖北，与湘军在武汉会师。最使人莫测高深的是，直系军阀陈光远也同意组织第三政府，在湖南征求同意的名单上签了名，并向湖南代表胡瑛表示，湘军“援鄂”并不影响湘赣联防条约。其实，这位实力并不雄厚的直系军阀，既害怕孙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钧进攻江西，对湖南不得不竭力讨好，借以减少敌对的力量。赵恒惕还幻想吴佩孚能够同意组织第三政府，湖南代表赵冕携带这个方案到洛阳接洽，但是吴避不见面，所以这个方案始终没有向吴提出来。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5）

　　　　早在湘军“援鄂”前，6月4日，卢永祥曾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推进自治运动，西南各省一致赞成。卢电请赵恒惕主持这个会议，赵觉得自己的声望不高，不敢出面主持。湘军驱王后，8月11日，赵通电全国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讨论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问题，这是联省自治运动发展到最高峰的一个阶段。赵为什么不提“各省联席会议”而改提“国民大会”呢？原来，以前吴佩孚驻兵衡阳的时候，曾与军政府及湘桂军成立秘密协定，拟在推翻安福政权后，建议召开国民大会，通过恢复法统，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后来他推翻了安福政权，提出了召开国民大会的建议，可是这个建议当时受到以奉系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各方面的猛烈反对，他放了一个空炮，只得悄悄收兵。现在赵恒惕根据吴的旧方案，加入新内容，建议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各省自治法，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联省自治政府，是想把直系拉进来，以增强联省自治派的力量。可是赵的建议与吴佩孚武力统一的野心不相容，与卢永祥反对直系的政治倾向也不相适应。　　　　
　　　　赵的真电发表后，卢授意浙江各团体和省宪会议通电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讨论国内问题与派遣太平洋会议国民外交代表问题。浙江省长沈金鉴建议在杭州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并推卢为南北间的“调人”。十分明显，在皖系势力下召开各省联席会议或者召开和平会议，其目的也是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但是与赵的意见大有出入，因为皖系与直系立于敌对地位，并不幻想吴佩孚参加。　　　　
　　　　同一时期，陈炯明在桂平处理改编桂军残部的问题，他的周围也有四川、云南等省代表，所讨论的也是组织第三政府的问题。此时，陈与吴佩孚的关系尚未建立好，不赞成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他发表巧电（8月18日），请卢领衔通电在上海召开各省联席会议，协定“自治大法”，本人愿派代表参加。这个电报对孙中山说来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陈是他手下的现任官吏，却公然同意另外组织政府，不啻是“反对现行政府”的叛逆行为。孙气得要下命令讨伐陈，经胡汉民、汪精卫等竭力劝阻才罢。陈在广西得到这个消息，也不敢刺激孙中山过甚，便又授意省长公署发布一条消息，解释巧电乃是向卢永祥表示好意的一种应酬文章　，此外别无用心。其实，巧电有具体内容，并非空洞无物的应酬文章　。　　　　
　　　　以上说明，卢、赵、陈三人虽然同以组织第三政府为目标，但在若干具体内容上，却又存在严重的分歧。　　　　
　　　　湘军“援鄂”失败，不但汉口会议成为空中楼阁，就是杭州会议、上海会议也因形势转变而召集不起来。吴佩孚却乘战胜余威，重弹“国民大会”的老调，拟定了会议的主要条款如下：一、地点在庐山，名称为国是会议，下分国民会议与国军会议两种；二、国民会议为最高会议，由各省省议会及各法团公推代表（每省3人，蒙古、青海、西藏各推2人）组成之，被推者不限于省议会及各法团的成员，以制定国宪为其任务；三、国军会议由各省区军队每省（区）公推代表3人、海军全体公推代表6人、中央军公推代表6人组成之，以议定军制及裁兵方案为其任务；四、国军会议决议须交国民会议通过，如被否决，得声叙理由提请复议，如否决二次，即应修正；五、国民会议在双十节前开会，得推定出席太平洋会议代表；六、国民会议、国军会议的决议均用国民会议名义公布之，公布后如全国各省区县议会、各法团有过半数不同意时，得于公布后一个月内提交复议。　　　　
　　　　吴佩孚为什么要把“国民大会”改变为“国是会议”，而在“国民会议”之外又要加上一个“国军会议”呢？原来他自己是秀才出身，懂得伪造民意的一套手法，但是他的同道中人都是一些老粗，都是只知有“军意”而不知有“民意”的，所以加上“国军会议”，使他们乐于接受。这个方案是吴的儿女亲家张绍曾和“苏州才子”张一麔共同草拟的，本来打算用吴的名义发表，但是吴上次放了一个空炮，不愿意再放第二个空炮，因此涂去了自己的名字而请张绍曾用个人名义，于9月2日发表。　　　　
　　　　电报发表后，首先通电赞成的就是起草人之一的张一麔。9月9日，汉口就成立了庐山会议筹备处。10日，吴佩孚、陈光远、萧耀南、杜锡珪、孙传芳联名通电赞成庐山会议。10月10日，曹锟、张作霖、吴佩孚也有联名通电表示赞成。看上去这次建议不会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