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插图典藏本)-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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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我虽然无权无势，却有独立人格，要我低头去接受别人的恩情，那得值100万的价钱！　　我让豪猪破费了一钱五厘，但我回报了他一百万。这就是我的感觉。　　　　

　　第二天，他把一钱五厘丢在豪猪的桌子上。不算清这一杯冰水的恩情，就无法继续处理两人之间的问题。　　对如此鸡毛蒜皮的事情郑重其事，又如此容易受到刺伤，在美国只有小流氓或者精神病患者才能找到。但这在日本是一种美德。日本人多半也做不到像“哥儿”这样，倒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好笑，而是因为他们自己马马虎虎，缺乏足够的“美德”。日本文学评论家谈到“哥儿”时，说他是一个“秉性耿直，纯洁如水晶，为正义不惜战斗到底的人”。作者曾经说，“哥儿”就是他自己的化身。这本小说描绘了一个崇高的美德——受人之恩者，应该把自己的感谢看成具有“百万元”的价值，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能摆脱负债者的处境。他应该只接受“看得起的人”的恩情。“哥儿”在愤怒中，把“豪猪”的恩情与自己的奶妈的恩情做了个比较。奶妈从小对他十分溺爱，经常把糖果、小铅笔等作为礼物私下里送给他，有一回还给了他三块钱。“她对我如此关怀，让我非常内疚。”当时他把这三块钱当作借款收了下来，几年过去了，仍未归还。但为什么没还呢？“哥儿”把豪猪与老奶妈的恩惠放在一起，得到结论：“因为我把她看成自己的一部分了。”这一独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人对恩情的反应。无论里面夹杂着多少错综复杂的感情，只要“恩人”实际上是自己，也就是“我”的等级组织中占有一定位置的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当然，那些风吹帽子、别人捡起来之类的小事，因为自己同样能做到，无须帮助，也可以心安理得。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恩情”就成为难堪和痛苦。这种人情债，无论多么微小也让人难过。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第二章　明治维新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3）（图）

夜鹰图　　葛饰北斋　绘　　　　

　　每个日本人都知道，过重的恩情是要惹出麻烦的，最近一本杂志的问答专栏就是个好例子。这是《东京精神分析杂志》里的专栏，有点儿像美国杂志上的“失恋信箱”。下面是一则问答，毫无弗洛伊德的色彩，纯粹日本风格。有位上了年纪的男性写信给专家，信的内容如下：　　　　

　　我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16年前老伴去世了，为了儿女顺利成长，我没有续弦。孩子们也把我这一举动看成美德。如今孩子们一个个都结婚成家了。8年前儿子结婚时，我让出房子，退居到离家两三条街的另一所房子里。说来有点儿不好意思，3年以来，我同一个夜度娘，也就是一个酒吧妓女发生了关系。我听了她的身世，十分同情，就花了一小笔钱替她赎身，将她带回了家，教她礼仪，安顿在我家当佣人。那姑娘十分负责，而且很节俭。然而，我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为此看不起我，把我当作外人。当然，我并不责怪他们，这是我的过错。　　那姑娘的父母对此并不知道，给我来了一封信，让我把女儿还给他们，说她应该回去结婚了。我同她的父母见了面，说清了情况，她父母虽然贫穷，却并不贪财。他们同意女儿留下来，却权当她已经死了。那姑娘也愿意守在我身边，直到我去世。但是，我比她大几十岁，犹如父女一般，因此我也曾想过把她送回家。我的儿女们则认为她看上我是为了我的财产。　　我身患绝症，最多还能活一两年。我该怎么办？十分希望您能为我指教一二。最后我要说明一点：那姑娘虽然一度沦落风尘，但全是生活所迫。她个性单纯，她的父母也不是惟利是图的人。　　　　

　　医生接到这样一封信，认为老人把他对子女的恩情看得太重了。他回答说：　　　　

　　你的事情很常见……　　在进入正题之前，请让我说明一下。你好像希望我按你的思路回答问题，这样不好，我很不愉快。当然，对你长期的独身生活我深表同情，可是你想利用这一点让子女感恩戴德，默许你不正当的行为，这是我不能同意的。你不是个狡猾的人，但却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如果你离不开女人，那最好明确地跟子女说，你必须跟女人一起生活。你把长期独身作为筹码，强调子女们欠了深恩，他们自然对你反感。当然，是人就会有情欲，你也一样。但人应该战胜情欲。你的孩子希望你战胜情欲，保持理想的父亲形象。他们是自私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自私是因为他们结婚后情欲得到了满足，却拒绝父亲同样的要求。如果单纯从情欲出发你自然有道理。不过你的孩子们另有想法，无法完全接受你的计划。　　你说那姑娘和她的父母都很善良，完全是一厢情愿。人的善恶是由环境决定的，不能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提出要求，就认为他们善良。做父母的会让女儿嫁给一个快死的人做老婆？太愚蠢了。他们这样打算一定是想得到一笔好处，你以为不是这样，完全就是幻想。　　你的子女的想法不会与情欲有关，而是担心他们盘算你的财产。我认为事实就是如此。姑娘年轻，也许还没有那么明确的念头，她的父母则一定有。　　你现在有两条路，第一、做一个完人，与姑娘一刀两断。这也许很难，你的感情不会答应。第二、停止矫揉造作，不去做理想的父亲，但尽快立一份遗嘱，把给那姑娘的和给自己孩子们的份额都写清楚。　　最后，你不要忘记你是行将就木的老头。我从你的笔迹上看得出，你开始变得孩子气了。你不再保持理性了。你说是把姑娘救出深渊，实际上恐怕是姑娘救你出深渊。你是打算让她代替母亲的位置，孩子没有母亲就不能生存，因此，我认为你应该选第二条路。　　　　

　　这封信把“恩”的一个侧面讲清楚了。一个人如果想让别人感受重恩，只能牺牲自己。这个做父亲的期望收回本息，但孩子们的感觉却是被人出卖。指望孩子们报恩，这个想法可能激起的反感，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说过了。　　日本人看待恩情如同金钱的出借和归还。主动去报恩是很高的德行，而主动去要别人报恩则成为最受诟病的事情。美国人看待这种事情有另外的眼光。在美国人眼里，爱、仁慈、慷慨，这些东西无法衡量，也就无法在脑海中登记在册。它们是无条件的事物，越是不含定价，就越可贵。但日本人，无论施恩，受恩，还是最后报恩，都是有附加条件的。日本的老话就说过：“只有慷慨非凡的人，才能受人之恩。”


第二章　明治维新道德和它的压力（1）（图）

一休禅师和地狱太夫图　　河锅晓斋　绘　　　　

　　日本把道德细化到行为准则，就构成了刚性的东西。7世纪以来，日本从中国引进了一些伦理概念，“忠”、“孝”原是汉语。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中国的忠诚和孝道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英文相应的表达一般是“慈善”、“博爱”，但它含义更广，几乎包揽了一切最美好的人际关系状况。父母必须有“仁”；统治者不“仁”就会遭受叛乱和起义。人们是否对皇帝尽“忠”，其前提总是看这位皇帝是否行的是“仁”政。地方官员和其他领袖也都把“仁”放在第一位。它是整个中国伦理体系中，对人的品德和行为的最高判决标准。　　中国伦理的这一制高点，日本从未接受。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两个国家的差异时写道：“在日本，这些观点与制度不容，即使在学术领域也不曾全盘接受过。”“仁”被排斥在日本式道德之外，对中国的领袖，至少在表面上“仁”是必须拥有的素质；在日本绝对是份外之事。　　“仁义”缺乏地位，这个词就逐渐被用于描述地痞流氓之间的感情。德川时代有许多杀人越货为生的单刀歹人（正规武士是佩带双刀的，样子很好看，只有无赖才会佩单刀），彼此之间会互道“仁义”。一个恶棍遭到追捕，如果请求另一个恶棍窝藏他，对方为害怕报复也确实伸出了援手，这就叫“行仁义”。到现代社会，仁义与违法行为的关联变得更加紧密。比如报纸上说：“下层劳工至今仍然在行仁义，对此，必须加以严惩。警察应该禁止那些至今仍盛行于日本各个角落里的仁义。”显然这里的“仁义”已经与中国仁义全不相干了。它单指强盗的荣誉。日本有些小工头与非熟练工人签定契约，从中牟利，如同美国码头上那些意大利人一样，这种做法也叫“行仁义”。到这个地步日本文化彻底践踏了中国伦理中最高价值的“仁”，使原本在其下的“义”成为伦理体系的制高点，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孝道是“义”，因为没有仁作为前提，结果包容礼让父母的恶行也成了孝道。能破除孝道的只有更高等级的义务，比如对天皇这个等级制度的至尊所需要尽到的义务。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在故意破坏自己的幸福，在孝道的大义之下，当事人只有在所不惜。　　日本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村女学生因为天灾，被自己的父母卖到妓院里去。她的老师发动村民凑了一笔款子为她赎身。然后，这位教师的母亲把这笔钱偷了。儿子知道钱是母亲偷的，却不得不自己承担指责和惩罚。他的妻子发现了真相，为保全丈夫的名誉，就留下遗书称丢钱的责任全在自己，然后抱着婴儿投河自尽。事件宣扬出去后，母亲的责任居然无人过问。儿子尽了孝道之后只身前往北海道，磨练自己人格，以求今后能坚强地经受同类的考验。电影里这个儿子全然是正面形象，是品德完美的英雄。　　　　　　我这个美国人认为，悲剧的全部责任就是那个小偷。但我的日本朋友强烈反对我这种美国式判断。他说孝道是经常与其他道德发生冲突，但无论怎样，如果主人公把矛头指向母亲，那他会毁坏自己的名誉和自尊心。　　　还有一个例子，有位比较现代的日本妇女，住在美国，曾经在东京收留过一个被婆婆赶出来的年轻孕妇。这个女孩子的丈夫很爱她，但只能悲伤地与之断绝关系。当时她没有责怪丈夫，把感情逐渐倾注到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上。但孩子刚生下来，婆婆就带着那个孝顺的儿子来索要婴儿。当然婴儿是属于婆家的。婆婆把孩子带走后立刻送进了孤儿院。　　在美国，这些都被看作个人幸福遭到外来干涉的事件，但日本人不能把干涉看成“外来的”。恩，孝道，这比个人幸福更加高级。好像在说，你可以去追求好日子，但得先还清欠债。当然了，道德的这种不公平的重压也会产生反弹。询问亚洲人什么是最可恨的，缅甸人说是火灾、盗贼、官府、歹人；日本人说是地震、打雷和老家伙。　　日本人不会对记忆以外的祖先尽孝道，三代以前的长辈，墓碑都无人过问。许多专著都提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维，对构思非现实形象没有兴趣。与中国人相比，日本的孝道印证了这一点：孝道义务仅限于生存者。　　热爱自己的孩子，西方人的看法是处于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东方人认为是出自对祖先的孝道。日本人非常明确地说，回报祖先恩情的方法就是将自己受到的照顾加倍地转向下一代。帮助贫困的直系亲属后代也属于孝道范围，但不要求必须出自慈爱之心。比如某个家庭收养了丧偶的外甥女，那个年轻寡妇就被称为“冷饭亲属”，因为她只能吃冷饭剩菜。家里谁都可以指使她，而且，对于有关她的任何决定，她只有无条件地服从。在特殊情况下她也可能受到比较好的待遇，但这样做可不出自“义务”。　　日本因为等级制度，兄弟之间时常产生冲突。但家中婆媳冲突可能是最剧烈的。到现代，日本的姑娘们公开谈论要嫁给一个没有继承权的男子，因为他可以外出谋生，媳妇不必与霸道的婆婆一起生活了。


第二章　明治维新道德和它的压力（2）（图）

避雨　　鸟居清长　绘　　　　

　　在沉重的“义务”的重压下，日本偶尔可以看到家族成员中相当露骨的怨恨。不过，这种现象在与孝道接近但更高级的义务——对天皇尽忠——中就不存在了。日本政治家把天皇奉为神圣，与人间的生活完全隔离。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孝道也就成了一种幻想出来的、纤尘不染的虔诚仰慕。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写道：“西方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者与其人民之间冲突的历史，这不符合日本精神。”过去700年来天皇始终是国家的象征，孤立而神圣，对国家大臣的任何行为不负有责任。政治家正需要这种精神上的统一。过去人们强调对将军尽忠，尽管日本人是这样做了，但阴谋推翻乃至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