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插图典藏本)-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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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志。不过这并非德川的首创，德川之前已经有这样的传统。幕府颁布的法律规定：“对武士无礼的庶民，可即斩杀。”在他正式的法律中，庶民与武士各自有详尽的义务和行为准则，两大阶层之间有不可逾越的距离；但在他临时颁布的法律中，又为僵硬的等级制增加了弹性，为两个阶层一再架起了桥梁。 在德川时代，武士已不仅舞刀弄剑，他们日益成为藩主财产的管理人及各种风雅艺术的专家，如古典的能乐、茶道等。他们处理各种文书，用巧妙的政治手腕执行主人的意志。200年的和平是一段很长的岁月，几乎没有像样的使用武功和战略的机会。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逐渐发达并开始追求舒适高雅的城市生活，武士虽然也时刻准备拔刀应战，但又在无聊的日子中，发展出非常精细的艺术品位。 农民不是贵族阶层，他们对武士的欺凌只能逆来顺受，沉重的赋税也颇让人喘不过气，而且他们经营其他事务会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但法律对他们的某些重要权利严加保护。比如，德川统治时期禁止永久的土地转让，使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非常牢固。在日本，有土地就有威望。不过农民得养活整个上层社会，而这个阶层数量大约有200万。他们要交实物税。同样是水稻产区，泰国的传统赋税是10％，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40％，实际交纳的还要高。有些高产区的藩主收去农民一年所得的80％。此外还经常有强迫徭役和无偿服务，消耗农民的精力和时间。结果，农民和武士一样，限制自己的家庭规模。整个德川时代，日本的人口增长几乎是停滞的。在一个长期和平的亚洲国家，这样的人口停滞很说明问题。不过，每个等级都对下级承担着具体的义务，如果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最贫困的人也会表示不满。
第一章 战时的日本各安其位（5）（图）
王后图 骑士图 群马县鬼石甸，满福寺
极度贫困的农民时常起而反抗。有时候是针对封建领主，有时候直接针对幕府当局。德川时代的256年间，此类农民起义不下1000次。他们一般不反对沉重的40％的赋税，而是抗议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的赋税。因为无法忍受，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向藩主，但请愿和裁判都是有秩序的。农民们写好请求免除苛政的请愿书，递交藩主内臣；如果请愿书被扣压或者领主不予理睬，他们便派代表去江户把状子呈送给幕府将军。在一些著名的起义中，农民在江户城内拦截幕府高官的车驾，确保状子不被扣压。农民此举风险很大，幕府首脑一般首先解决当前问题，而后则追究农民领袖。一般而言，幕府的判决有半数倾向于农民的利益。当局看来，农民的请愿可能正当也可能是无理取闹，需要评判，而且正当的要求应该尊重。但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则已触犯等级制度的严峻法令。即使判决倾向于农民，但农民领袖应该判处死刑，斗争的目的再正确也必须死。甚至农民领袖自己也承认这种无法改变的命运。被处死的人是农民的英雄，人们聚集刑场，目睹首脑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者钉上木架。他们不会暴动，而是在事后建祠堂，把领袖们作为殉难烈士供奉起来。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很残忍，不公平，但法令和秩序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核心，必须接受。 多年来幕府一直努力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使每一个阶级都依靠封建领主。大名在每个藩中处于最高地位，将军在行政上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控制大名。他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大名间结盟，甚至未经将军许可，大名不许互相通婚。各个领地之间经商受到严重阻碍，哨卡林立，彼此甚至不准架桥。幕府严禁大名“出女入炮”，就是私运妇女或者偷运武器入境。将军还派了许多密探了解各个大名的财政状况，一旦某个大名金库充实，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大型的土木建筑工程，把他多余的钱全都花掉。各种规定中最有名的一项就是，每年之中，大名必须在京城住上半年，当他返回自己的领地时，也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作为将军手中的人质。幕府费尽心机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使日本保持基本的平静，没有走向中国改朝换代的轮回。 当然，将军不是这个等级制金字塔的尖端，他是奉天皇之命来掌权的。天皇才是最高等级，但他和他的宫廷世袭公卿贵族隐居在京都，没有实际权力。天皇的收入甚至比不上最小的大名，宫廷的一切仪式都由幕府严格制定。尽管如此，有权有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废掉天皇。他把他隐藏得如此隐秘，德川幕府即将崩溃的时候，打开日本大门的佩里将军也没有想到将军的背后还有一位天皇。美国第一任驻日使节哈里斯于1858年和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时，也得依靠自己去发现天皇的存在。 追寻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我们得隔远一点儿看。泛太平洋地区一直有一个“神圣首领”的概念，他可以参与政治，也可以只是个象征，但他本人是神圣的。在新西兰各部落中，神圣首领绝对不可冒犯，以至他不能亲自取食而必须由专人喂食。这个喂食的汤匙都不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他外出时必须由人抬送，因为凡是经过他神圣的双脚接触过的土地都自动地成为圣地，而为神圣首领所占。他的头部尤其神圣，任何人都不能摸。他可以跟部落诸神直接对话，凡人则听不到，看不见。在某些太平洋岛屿，比如汤加岛或西萨摩亚，神圣首领与世俗生活完全没有关系。世俗首领掌管权力，经营一切，而神圣首领只负责主持宗教仪式，他要在果园中接受第一颗成熟的果实，完成复杂的仪式过程，然后人们才敢吃这些果实。神圣首领去世的时候，人们用“天堂空虚了”这种词句来宣告，并在庄严的仪式中抬入巨大的坟墓。因为他与世俗隔绝，为人左右，因此有些旅行家认为，神圣首领成了世俗军事首领的某种政治犯。日本天皇在幕府时期，与汤加的情况非常相似。 不过天皇虽然被军事领袖架空，没有政治权利，但日本人心目中有他一个恰当的地位。日本人看待天皇并不以其政治业绩为标准。在大将军统治日本的许多个世纪中，日本人始终如一地珍视天皇和他的宫廷。只有用西方人的眼光才觉得天皇是多余的。在日本人看来，从天皇到贱民，每一个等级都有他独特的作用，都不可缺少。 日本政府在75年前宣告封建制度结束。但根深蒂固的民族风俗不是谁宣布结束就能结束的。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日本的政治领袖是如何谨慎地构造现代日本，期望这个国家能保留大量的传统，以免丧失自身的特性的。尽管整个国家的目标发生了改变，但日本人不可能一下子变成西方人。他们在几百年里已经习惯了法律和秩序，习惯了维持法律和秩序的铁腕手段。他们在内心深处相信，细致繁琐的等级规则就意味着安全和稳定，只要他们停留在已知领域之内，认真履行精细分配的义务，那么他们是能够信赖这个世界的。盗贼无处躲藏，内战受到制止，人们只要能证明他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申诉并期望得到补偿。历代德川将军中最开明者曾经设置过控诉箱，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把自己的抗议扔进箱子里，只有将军本人才有打开这个箱子的钥匙。在日本，粗鲁的侵犯能得到有力的制止，只要这种行为越出约定俗成的规则。人们非常相信这些规范，大家都知道，只要遵守它，就能得到安全。 人们衡量彼此的勇气和完美不是看他敢不敢反对或修改这些规范，而是看他是否与规范保持一致，是否奋力捍卫这些规则的尊严。要知道这些规则可不是摩西十诫中那些模糊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非常具体而详细的规定。这种场合该如何如何，那种场合又该如何如何。武士此时该怎么做，平民该怎么做，兄长该说什么，弟弟又该说什么，等等。
第一章 战时的日本各安其位（6）（图）
风神雷神图（部分） 京都建仁寺
世界上不是只有日本人实行过等级制度，但日本没有像其他一些生活在强力控制之下的民族一样，变得温顺怯懦。这是因为日本的各个阶层的利益都被考虑到，都享受着某种保障。甚至贱民阶层也得到保证，让他们垄断自己的特种职业，他们的自治团体也得到当局的承认。而作为合法团体，当贱民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有适当的通道进行申诉。虽然每个阶层都很不如意，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大家又都信赖这一秩序，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安全。而且日本的等级限制具有一种区别于印度种姓制度的弹性。他们有一整套明确合法的手段对制度进行微调，任何人都觉得这样做不会违反常规。一个人可以有好几种办法改变自己的等级身份。随着货币经济的逐渐发展，高利贷者和商人必然会富裕起来。这时候富人就使用各种合乎传统的办法使自己跻身上流社会。他们把还不起钱的农民的土地扣押下来，等待他还债，自己就变成了“地主”。农民继续耕种自己的土地，但在赎回土地之前，得向高利贷者按时交纳高昂的地租。这些富人的子女还与贫困的武士通婚，俨然成为武士的岳丈，顺利地把自己的家庭拉到贵族阶层。 还有一个办法是过继和收养。富人们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当养子，结果亲生父母与高贵的养父母就结为亲戚；他们也让自己的孩子入赘到武士阶层，一样有效。虽然，日本人入赘的代价很大，他必须放弃生父家的身份，转入妻子家的户籍并随妻子的姓氏。但这样一来商人的后代成了武士，并获得武士的财产继承权。武士因为处于寄生地位，往往穷困拮据，给富人提升自己的身份提供了大量机会。 因为日本的等级制度没有限制不同阶层的人互相通婚，就为阶层之间的血缘流通提供了合法而宽阔的手段。在经济发展的年代，富人成批地渗入下层武士阶层。这种情况与欧洲很不一样。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是剧烈的，整个制度受到了一个逐渐发展的强大中产阶级的压力，这个阶级完整地统治了现代工业，悍然挑战城堡和重骑兵。日本却没有产生这样整齐的中产阶级，因为商人和高利贷者都以合法的手段进入了上层社会，他们与原来的上层社会结成了自然而然的联盟。结果欧洲在工厂主的重压下苟延残喘，而日本反而没有阶级之间血腥斗争的迹象。这一点，非常令人惊奇。 因此，看起来非常细微的差别产生了重大的、迥然不同的结果，欧洲的阶级在大尺度上固定住了，像法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就爆发了激烈冲突，贵族的财产乃至生命都会被剥夺；而日本，因为阶层之间关系较近，就没有产生壁垒分明的冲突。推翻老迈腐朽的幕府政权是谁？是商人、金融阶层和下级武士共同完成的。日本直到近代一直保留着贵族制度，如果没有这种温和的阶级流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见繁琐细致的行为规范和等级制度有一些值得信赖的理由，日本人喜欢这一套制度，而从历史的大范围来看，它确实保证了许多利益，减少了流血。说它给予安全，在许多地方是有理有据的。 在德川幕府于19世纪后半叶崩溃时，日本没有任何集团主张废除这些规范。那里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连“1848年式的革命”也没有发生。然而，形势已无可挽回。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整个森严的等级几乎同时受到了来自金钱的压力。从一般平民直到幕府将军，每个阶级都欠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债。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级和巨额的财政支出已无法维持。财政窘迫的大名无力支付其武士侍从的定额俸禄，整个封建纽带的网络已只能供人嘲弄。他们企图靠对农民增课已经很重的赋税来避免沦亡，还经常提前征收，使农民贫困到极点。幕府也濒临破产。当1853年佩里司令官率舰队前来之时，日本国内危机已很严重。在他强行闯入日本之后，于1858年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当时日本恰好处于封建危机的顶峰，日本民众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国家面对外国的粗暴入侵，竟然无力抵抗。幕府成了全体指责的目标。 立刻，口号响彻了日本——“一新”！即“恢弘往昔”，“王政复古”。这种口号无论怎么说也不是革命，甚至也不是进步的。与“尊王”这个口号连在一起并同样广为流行的口号是“攘夷”。国民支持回到锁国政策黄金时代的政治纲领。极少数领导人懂得这条道路是如何行不通，他们努力奋斗，却被暗杀。似乎毫无迹象表明这个不喜欢革命的国家会启动大规模的变革，会顺应极其陌生的西方模式，更不用说50年后竟能与西方强国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