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插图典藏本)-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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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比如急行军或是乘坐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般的运输船转移。这让战俘们惊讶。有些美国人还说，日本哨兵还要求他们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因为最大的犯罪是公开违抗。在俘虏营，战俘白天外出筑路或上工厂做工时，禁止从外边带回食物，但这个规定常常是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蔬菜包起来就行。但是，如果被发现，那就是嚣张的犯罪。俘虏营中确实存在许多暴行和虐待。我们只是把作为文化习惯的行为和变态的虐待区分一下，并不是说这些暴行可以原谅。 特别说一下，战争早期日军士兵确信敌军将虐待并杀掉一切战俘，因而更加以投降为耻。有一个谣言在日本各地广为流传，说我军军用坦克碾死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俘虏——有些日军士兵打算投降，但我军怀疑他们是诈降，干脆杀掉。而这种怀疑常常并不是没有道理。一个日军战俘说：“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没牺牲那才是奇耻大辱。”日军被俘后的突然反抗使我军倍加警惕，这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人数。 丢脸莫过于当俘虏，这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思想深处。有些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他们大吃一惊，唾弃之极。其实，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本身就被认为是怪事。他们原先想当然地以为，敌人会跟自己一样战斗到死。 还有个现象非常戏剧化，得着重强调。西方士兵被俘虏后不会主动与敌人合作，而日本兵，他们会！他们不知道怎么当俘虏，脑子里完全没有行为准则。他们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的生命。他们不想回家，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要求回国，不论战争结局如何。有些人则要求处决自己，说：“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么做，那么我就做一个模范战俘。”结果他们做得太超过战俘的标准，而成了模范的盟军兵员。这些老兵——这些极端国家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配置，为我军写宣传品，与我军飞行员同乘轰炸机指点军事目标。好像他们在生命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但相同的是都要全力以赴。 当然，不是每一个日本战俘都是这样。有一些全然不可理喻；另有一些是因为美军的温和处置而诱导出上述行为。有些美军指挥官很警惕，不敢接受日本人的协助，总觉得其中有些东西很不对头；有些战俘营从未利用过日军战俘提供的服务。但在接受日军战俘使用的战俘营中，先是有个去掉疑心病的过程，日益发展出对日军战俘的信赖。 好像日本人的信条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努力奋斗，如果失败，会非常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
第一章 战时的日本各安其位（1）（图）
波涛图 长谷川等伯 绘
任何人想弄明白日本人，得首先明白他们的口头禅“各安其位”。他们对秩序和等级的信赖，与我们对自由平等的信仰如此对立，有如南北两极。我们认为等级制不可能是个合法制度。日本人首先对“社会人”有一个整体概念，然后形成等级制度，要理解它，必须对他们的民族习俗，诸如家庭、国家、宗教信仰及经济生活等作一番描述。 日本人看待国际问题，与他们看待自己的内部事务用的是同一双眼睛，同一套观点。在过去的十年间，他们把自己描绘成已高踞于国际等级制的金字塔的顶端，现在，这种地位虽已被西方各国所取代，但他们对现状的接受仍然深深植根于等级观念。日本的外交文件一再表明他们对这一观念的重视。1940年日本签订的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前言中说：“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确信，使世界各国‘各安其位’是持久和平之前提……” 珍珠港事件之前，我国赫尔国务卿提出了四项原则，与日本的等级观念恰好相反。它们是：各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及和解；平等的原则。这就是当今世界正在有组织地实现的普适人权的基石。我们有时候也会破坏这些原则，但我们不会起而反对平等的正义性；面对等级制度，我们的反应就是气愤地向它宣战。 珍珠港事变前夕，当我们向日本宣布我国这些最高原则的时候，也就清晰地表述了我们对太平洋周边地区的态度。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持续地完善这个还不够完善的世界。而日本人向世界宣布“各安其位”的信念时，也是根据其社会经验所培育的生活准则。多少世纪以来，不平等已成为日本民族的组织原则，它使生活容易预计，也就广泛地被公众接受。承认等级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不过，这与简单的西方式权威主义有很大差别。现在日本人承认美国处于等级制的最高位置，我们就更有必要透彻地了解他们的概念。只有这样，当我们走自己的路的时候，日本同时也能顺利扮演他们期望扮演的角色。 日本近年来西方化了，但还是个贵族社会。人们的每一次问候，每一次相遇，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的社会关系。每当一个日本人向另一个日本人讲“吃”或“坐”时，都必须按对方与自己亲疏的程度，或对方的辈分，使用不同的词汇。“你”这个词就有好几个，在不同的场合必须用不同的“你”；动词也有好几个不同的词根。换言之，日本人像许多其他太平洋上的民族一样，习惯使用“敬语”，说话时还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所有这些动作都有详细的规矩和惯例。不仅要懂得向谁鞠躬，还得清楚鞠躬的幅度大小。对某一个主人来讲是十分适度的鞠躬在另一位和鞠躬者的关系稍有不同的主人身上，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无礼。鞠躬和方式很多，从跪在地上、双手伏地、额触手背的最高跪拜礼，直到简单地动动肩，点点头。一个日本人必须学习在什么场合该行什么礼，而且从小就得学习。 不仅等级差别要经常以适当礼仪来确认，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等都必须考虑在内。甚至在相同的两个人之间，在不同情况下也要表示不同程度的尊敬。一个老百姓对其密友可以无须鞠躬行礼，但如果对方穿上军服，那身穿便服的朋友就必须向他鞠躬。遵守等级制是一种艺术，要求平衡多种因素，在特定情况下，这些因素有些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则反而增强。 当然，也有相互之间不太拘泥礼节的人。在美国，当我们回到自己家中时，就会把一切形式上的礼节都抛掉。但是在日本，恰恰要在家里学习礼仪并细致地观察礼仪。母亲背着婴儿时就应当用手摁下婴儿的头，教婴儿懂礼节。幼儿摇摇晃晃会走时，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敬父亲和兄长。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年龄大小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是纯粹的礼节而是有它的含义。它意味着：鞠躬的人原打算自己处理的事，但对方出现了，如果对方吩咐什么，那他就有优先权；受礼的一方也承认，此时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他得在某种程度上负责。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嗣继承等为基础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 人们都知道，中国和日本都有一个地位很高的孝道规矩。中国在六七世纪的时候，把孝道连同佛教、儒教以及中国的世俗文化传入日本。但是，孝道有所改动，适应了日本家庭的不同结构。在中国，甚至现在，一个人必须忠实地听候大族长的吩咐。一个大宗族可能有成千的成员，宗族有权力决定全体成员的生活大事，而且族长的权威不容挑战。当然，中国面积很大，很多地方有独特的规矩，但在大部分地区，往往一个村庄的居民都属于一个大族。中国人口有4亿5千万，但只有470个姓氏。同一姓氏的人，基本都认为彼此有血缘关系。某一地区的居民，可能全部同属一个宗族。而且，远离家乡、住在城市里的家庭也可能与他们是同宗。像广东那种人口稠密的地区，宗族成员全部联合起来，经营着壮观的氏族宗祠，在祭祖的日子里，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向大家的祖先牌位行礼。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寺院，遇到有前途的宗族子弟，大家共同出资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宗族使散布各地的成员联系起来，成为消息的集散地，每10年左右刊印一次经过认真增订的族谱，把事业有成者着重登记，表示他们有权分享祖宗的遗产。一个大家族还有世代相传的家规，当宗族与当局意见不一时，甚至可以拒绝把本族犯人交给当局。在封建帝制的某些时期，这种半自治性质的大宗族共同体只是在名义上受国家管理。政权不断变幻，官员指派下来也得通过族长进行管理，而大家把那些逍遥自在的官员全都看成是外人。
第一章 战时的日本各安其位（2）（图）
四季花鸟图 狩野松荣 绘
到了日本，规矩发生了很多变化。日本直到19世纪中叶，都只有贵族武士拥有姓氏。姓氏是中国宗族制度的根本，没有姓氏也就谈不上宗族。但日本只有上层社会才有族谱这种东西。另外，日本人的传统是对封建领主尽忠，这个领主是当地的大名，与中国上任几年又要调走的官员大不相同。领主不是外人，宗族必须将领主置于最高位置。结果，中国以族谱和宗祠为联系纽带，而日本，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一个人与宗族的联系纽带就是他所属的藩。 联系宗族成员的另一条纽带，就是在神社、圣地祭拜远祖或是氏族神。这类活动，日本那些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庶民”也能参与。但日本的神社没有祭祀远祖的仪式。在“庶民”参与祭祀的神社里，村民们集中在一起，无需证明彼此有什么血缘关系。他们被称作是该神的“孩子”。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住在这位祭神的土地上。如同世界各地的村民一样，这些祭拜者由于世代定居同一个地方，彼此当然有着亲戚关系，但并不是出自一个共同祖先。 与神社不同，对祖先的崇拜是在家庭房间里的“佛坛”上进行的，那里只设立六七个近亲的灵牌。在日本所有社会阶层中，人们每天都在这种佛坛前祭祀着至今怀念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些近亲，并供上食品，佛坛上供奉的是类似墓碑的灵牌。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文字即使已经无法辨认，也不再重新刻写，三代以前的墓地甚至会被迅速淡忘。日本的家族与家族之间联系淡薄得接近西方，颇有点儿像法国传统。 这样一来，日本的孝道只在家庭内部有效，最多包括父亲、祖父、伯父及其后代。在这个团体中，每个成员都应当确定自己的辈分，依照性别、年龄保持着相应的地位。即使是成员众多的豪门，也是由许多独立的小家庭组成的，次子以下的男孩子必须另立门户。因为家庭狭小，彼此直接接触，要求“各安其位”的规定十分严密周到。一个家庭的长者在隐居不问家事以前，所有人对他都必须严格服从。哪怕到了现代社会，一个家里有几个成年的儿子，他们的父亲都有可能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老迈的祖父。有时候孩子都三四十岁了，他们的婚姻还是父母说了算。一家之长在吃饭的时候首先举起筷子，洗澡的时候也首先入浴，全家人只要碰到他都要鞠躬行礼，而他只需要点点头。日本有句歇后语：“儿子向父母提意见，和尚要求脑袋上长头发。”意思就是：“可以想，不可以做。” 辈分和年龄上不同，就应该“各安其位”。日本人说到秩序混乱的时候，常说这简直是“非兄非弟”，这跟我们说的非驴非马基本一个意思。在日本人看来，长兄应该很自然地保持其长兄的特质。他们是继承者。外国人在日本多呆一段时间，会感到“日本的长子从小就有一套好像身负重任的不凡气质”。长子的特权有时候与父亲相差无几，尤其长大成人后，弟弟会成为依赖长子生活的人；现在在农村和乡镇，还有这种规则的遗迹。长子留在家中，继承了祖先的产业，次子和三子也许已经走出广阔天地，受到更多现代教育，取得更多收入，而古老的等级制度依然要遵守。 我们在现代政治角斗中也能发现这些习俗的痕迹。1943年春天，陆军发言人就大东亚共荣圈发表了以下看法：“日本是他们的长兄，他们是日本的弟弟，应该让占领区的人民了解这个局面。如果对他们太好，他们心理上会有一种滥用长兄好意的倾向，这对日本的统治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换言之，什么对弟弟有好处应该由当哥哥的决定，弟弟是不应该被宠坏的。 另外，等级制还有一条：女性的地位要比男性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