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插图典藏本)-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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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名分与情义名分与情义（6）（图）
花之香 冈田三郎助 绘
战败后日本人这种180度的转变，美国人怎么都难相信是真的。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对于我们来说，甚至比俘虏营中日本俘虏的态度变化还要难以理解。因为俘虏们自认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已经死了。既然是“死人”，那我们就猜不出他们会干些什么。在了解日本的西欧人士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预测到，日本俘虏的巨变也会出现在战后的日本公众之中。大部分学者对那种可怕的不投降主义有深刻印象，相信日本“只知道胜利或失败”；而且在日本人眼里，失败就是侮辱，一定会拼死报复。某些人进一步说，日本的民族性使他们不可能接受任何苟和条款。这些日本研究者们不懂得“情义”。他们在众多为保持名誉的各种抉择中，只挑出复仇与侵犯这种显著的传统程式。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有采取另一种方针的习惯。他们把日本人关于侵犯的伦理与欧洲人的公式混为一谈。在欧洲公式中，任何个人或民族，如果进行战斗，首先必须确认其战争目的的永恒正义性，其力量则来自久蓄胸中的憎恨和义愤。 日本人的战争理由是，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他们不能不采用比残暴的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还是失败了，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侵略到底不是赢得名誉之路。而“情义”则常有双重同等的含义，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互相尊敬。在战败之际，日本人从前者转向后者，而且显然不觉得心理上对自己有任何压力。目标仍然是维护名誉。 在历史上其他场合，日本也曾有同样的举动，往往使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长期的锁国帷幕刚刚拉开，一位名叫理查森的英国人在横滨的生麦遭杀害，萨摩藩是攘夷运动的策源地，萨摩武士的傲慢、好战在日本闻名，英国派了远征军进行惩罚，炮轰萨摩藩重要港口鹿儿岛。日本人在整个德川时代一直在制造武器，但都是仿造旧式的葡萄牙枪炮。鹿儿岛当然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但这次炮击却带来了惊人的意外后果，萨摩藩并没有要誓死报复，反而向英国寻求友谊。他们亲眼看到敌人的强大，就要求向敌人请教。他们与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建立了学校。据当时一位日本人描述，这所学校“教授西方的技术……因生麦事件而产生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例。与萨摩藩同样以好战和激烈排外著称的另一个藩是长州藩。这两个藩都是培育“王政复古”领导者的温床。朝廷曾发布一道敕令，限以1863年（阴历）5月11日为期，命令将军把一切夷狄赶出日本国土。幕府没有理睬这道命令，而长州藩则反之。它从要塞向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日本的火炮和弹药实在低劣，外国船只并未受损害。为了惩罚长州藩，西欧各国联合舰队迅速击毁了要塞，并索取300万美元的赔偿，然而这次炮击却带来了与萨摩藩同样奇妙的后果。诺曼论述萨摩事件和长州事件时写道：“这些曾经是攘夷急先锋的藩发生了巨变，不管其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这种行动却证明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冷静态度，人们对此只能表示敬意。” 这种善于适应情况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份内的情义”的光明面。像月亮一样，“情义”有其光明面和黑暗面。它的黑暗面是使日本把《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看作是对日本民族的极大侮辱，并驱使它进行了这场不幸的战争计划。它的光明面则是，使日本能够以善意的态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及其后果。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评论家试图把“情义”介绍给西方读者，称之为崇拜“武士道”，或曰“武士之道”。有理由说，这种介绍引起了误解。武士道这个正式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它不像“迫于情义”、“完全出于情义”、“为情义而竭尽全力”等格言那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背景。它也不能包罗“情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是评论家出于灵感的创作。而且，由于武士道曾经是国家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口号，随着这些领导人的信誉扫地，武士道的概念也正在受到怀疑。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人今后不再“懂情义”。恰恰相反，现在正是西方人应当理解“情义”在日本的含义的更加重要的时期。把武士道等同武士阶级也是误解。“情义”是所有阶级共同的道德。与日本其他一切义务及纪律一样，身份越高，“情义”的责任“就越重”。日本并不是只有武士阶层，其高度的组织性决定了这是个性格统一的国家。就其全民而言，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都是被“份所当为的情义”所迫，是为自身的名誉而尽的义务。日本不会把自己的国民分成好战者和躲开竞争者两部分，只有“不懂情义者”，才是真正受到藐视和厌恶的。
第三章 名分与情义人情的世界（1）（图）
无我 横田大观 绘
日本这种有恩必报、自我克制的道德准则，似乎是要把个人欲望等同于罪恶，坚决从内心根除，这似乎很符合佛教的原教旨。但日本的道德准则对感官享乐却又非常宽容，这实在令人惊诧，在这点上其道德伦理显然跟释迦及佛典是对立的。日本是佛教国家，却并不谴责满足私欲，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享乐是好事，他们追求享乐，尊重享乐。只不过要求享乐必须适可而止，不能侵犯到人生的重大事务。 这套生活方式使他们的日子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日本人的享乐观，也许印度人最能理解。“享乐”像“义务”一样需要学习。日本人一方面培养肉体享乐，一方面规定不得把享乐当作严肃的生活方式而沉溺其中，这让生活变得很难处理。肉体享乐被当作艺术来培养，玩味之后，又可以马上牺牲“享乐”，献身于义务。 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种细腻的肉体享乐是泡澡。从穷困的农民、卑贱的仆人到豪富贵族，每天傍晚泡在滚烫的热水中是他们的生活常规。 最常见的浴槽是木桶，下面烧着炭火，水温可以高达华氏110度以上。入浴前，要先洗净身体，然后在桶中如胎儿般抱膝而坐，全身泡到热水里，水位浸到下颚处，舒适地享受温暖。日本人的每天洗澡除了美国人一样重视清洁之外，另有一番情趣韵味，是其他国家的洗澡习惯所难以媲美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年龄越大，情味越浓。” 他们会想尽办法节约泡澡费用和劳力，但泡澡是绝不可少的。城镇中有游泳池大小的公共浴池，人们可以在这里一边泡澡一边谈笑聊天。在农村，妇女们轮流在庭院里烧洗澡水，供几家人轮流入浴。入浴时被人看见也并不在乎，即使是上流家庭也是如此。入浴时有严格的顺序：首先是客人，接着依次为祖父、父亲、长子，最后是家里最下等的用人。出浴时，人们全身发红，如同熟虾，然后合家团聚在一起，享受每天晚餐前的轻松愉快。 跟重视泡热水澡这样的享乐一样，他们也重视“锻炼”，包括最严厉的传统的冷水浴。这种习惯常被称为“寒稽古”（冬炼）或称“水垢离”（冷水洗身锻炼），至今依然盛行，只不过已经不再采用传统的形式了。从前的冷水浴须在黎明前出发，坐在冰冷的山瀑之下。或在寒冬之夜，于没有取暖设备的日式房间里往身上泼冷水，这也是非同一般的苦行。帕西瓦尔•；洛厄尔记述了19世纪90年代盛行的这种习俗：有志获得医疗能力或预言才能的人们——他们并没打算当僧侣或神官——在就寝前要进行“水垢离”。凌晨两点，“众神入浴”时，要起床再做一遍。早晨起床、中午以及日落时也要各做一遍。在那些急于学习乐器或其他手艺以求谋生的人中，尤其盛行黎明前的这种苦行。还有为了“锻炼身体”在严寒中裸露身体的方式。据说练习写字的孩子们尤其要这种“特别有效”的锻炼，哪怕把手指冻僵，长满冻疮。现代的日本小学里也没有取暖设备，说是这对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大有好处，以便将来能够忍受人生的各种磨难。西方人则对日本孩子经常感冒流鼻涕印象更深刻——这种习惯也只能带来这种后果。 睡眠是日本人的另一大乐趣，也是日本人最熟练的“技能”之一。他们不管什么姿势，也不管是否处于我们认为根本不能入睡的情况下，都能舒舒服服地睡着。这令许多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惊奇不已。美国人几乎把失眠和精神紧张看成同义语，按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日本人的精神是高度紧张的，但他们却能够毫不费力地熟睡。日本人晚上很早就去睡觉，通常村民们在日落后不久就会入睡。东方各国很少有这样习惯早睡的国民。另外，我们的观念是，睡眠是为明天积蓄精力。日本人早睡却并非这个原因，他们认为恢复精力是一回事，睡眠是另一回事。一位十分了解日本人的西方人写道：“到了日本，你必须抛弃那种认为今晚的睡眠和休息是为明天的工作做准备的想法；你必须把睡眠和解除疲劳、休息、保养等问题分开来考虑。”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估算昨晚睡了几个小时。睡眠的长短可以提示我们，白天能有多少精力和多大效率。日本人睡觉，则就是喜欢睡觉，只要没人妨碍，他们就能随时高高兴兴入睡。 同样，他们也明显可以毫不吝啬地牺牲睡眠。准备应考的学生会彻夜用功，根本没想过睡个好觉能让他更轻松地应付考试；军队之中，睡眠则完全服从于训练。杜德大尉1934年至1935年曾在日本陆军工作，在谈及跟手岛上尉的一次谈话时说道： “平时演习时，部队连续三天两夜行军，除了十分钟小憩和短暂间歇可以打个盹之外，根本不能睡觉。士兵们边走边打瞌睡。有一个少尉睡沉了，撞到路旁一堆原木上，引起一阵大笑。好不容易回到兵营，却都被分配去站岗或者巡逻，还是不能睡觉。我问：‘为什么不让一部分人去休息呢？’上尉回答：‘噢，不用，他们都知道怎么睡觉，现在是要训练他们不睡觉。’” 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日本人的观点。
第三章 名分与情义人情的世界（2）（图）
苏李诀别 菱田春草 绘
跟泡澡、睡觉一样，吃饭也是一种享受，同时又是一种严格的训练。日本人喜欢在空闲时烹调多种菜肴，一道菜分量很少，色彩味道却很讲究。但是某些特定情况又强调训练的一方面，比如佛教寺院里的饭前感恩祈祷，就要求僧侣把食物看成良药，意思是说，修行之人不该把吃饭看成享乐，而应该看作一种必需。还有，一个日本农民复述古老的谚语：“快吃快拉是美德”；他还说，“吃饭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为了活命不得不吃，所以应该尽快吃完。” 按日本人的观点，强行绝食也是测试意志是否坚强的好办法。跟上述的洗冷水澡、“训练”不睡觉一样，绝食也意味着能够忍受苦难，正如传诵的武士那样“口含牙签”。如果能够经受住绝食的考验，体力不仅不会因为卡路里、维生素的缺乏而下降，反而会因为精神的胜利而提高。日本人不承认美国人所认为的营养和体力的对应关系。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东京广播电台向防空洞的避难者们宣传“体操可以使饥饿者恢复体力和元气”的事情。 浪漫的恋爱则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人情”，虽然这跟日本人的婚姻方式、家庭义务完全相反，但这也是他们的“习惯”。日本文学充满了这类题材。跟法国文学作品一样，日本小说中的主角大都是已婚者。情死是他们喜欢阅读和谈论的话题。十世纪的《源氏物语》是一部著名的描写爱情小说，跟同时代发表的其他国家的杰出小说相比毫不逊色。封建时代的大名、武士们的恋爱故事也极具浪漫色彩，仍然是现代小说的主要题材。这跟中国文学有许多区别。中国人忌讳描述浪漫主义爱情和性享乐，借此免去了人际关系中的不少纠纷，家庭生活比较平稳和谐。 在这一点上，相对于中国人，美国人更容易理解日本人。不过这种理解仍然是肤浅的。日本人并没有我们在性享乐上的诸多禁忌。日本人在这个领域不大讲伦理道德。他们认为，跟其他的“人情”一样，只需要把性放在人生的低微位置上就可以了。“人情”不存在罪恶，对性的享受也不必讲究什么伦理道德。英美人认为日本人珍藏的一些画册是淫秽的，认为吉原（艺伎与妓女的集中地）是悲惨的地方。日本人一直很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