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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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时代的特征又有性格内在的原因。我们每个人都是由独立行为的我和角色行为的我所组成，在那“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年代，独立行为是难于表达的，仅仅只能履行角色行为而已。
我当然也不例外。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诺贝尔奖牌挡不住丘比特神箭
大学生青年男女谈恋爱，果真会影响学习，会出现麻烦吗？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大学领导管理部门，要不然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很多大学明文规定大学生不准谈恋爱呢！
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开明的时代，既没有限制大学生谈恋爱的硬性规定，又没有专职政治辅导员的监管。那时，大学生恋爱完全是自由的，有的一进校就确定恋爱关系，成双成对地出入教室、图书馆；有的在毕业前敲定终身；有的表示先立业后成家；但也有的还可以申请结婚，甚至个别女生可以休学生孩子。那的确是一个宽松的时代，大学生们基本上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这是一种超前的符合现代精神的办学理念。历史经验表明，在对待大学生谈恋爱这个问题上，宜疏不宜堵，隐蔽的地下活动比公开的活动更具危险性。
其实，大学生的学习与谈恋爱，就犹如音乐上的协奏曲，如果协调好了，不仅可以对学习产生一种“核动力”，而且还会营造快乐和幸福的人生。
刚刚进大学的时候，我的确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决心排除一切杂念，集中全部精力搞好学习。同时，我非常崇拜发明大王诺贝尔，也决心效仿他终生不娶。这是我真实的想法，那时在同学们当中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当时，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违反常理的想法呢？是不成熟，是无知，抑或是受到禁欲主义的影响？原因比较复杂，可能各种因素都有一点。那么，什么时候我开始转变对恋爱的态度，产生爱恋之思的呢？那是大四上学期开始的，一般规律是大学毕业那一年是恋爱的高峰期，因为如果确定了恋爱关系，毕业分配时可以要求组织上照顾分配在一起。存在决定着思想意识，内在的需要是行为的驱动力。正是在这种客观形势的刺激下，我对待恋爱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从“年轻人不知深浅乱发誓”回归到理性的心态。凡是有男女的地方，如果有着“亲密的接触”，就可能会产生爱情，即使不是相互的爱慕，那也会是单相思。我的恋爱就是在这种长期的共同学习中产生的。
我和高伟的恋情似乎是天意安排的。1953年进大学后，我俩同时被编入752班，我是班长，她是校团委委员、团支部书记；1955年肃反时，我俩同时脱产做肃反干部，她在材料组，我在外调组；肃反结束归队时，我俩又同时被编入852班，我们虽然不再当班干部，但我俩作为班中仅有的两名党员，共同参加班上各项工作的研究决策；大四分专业时，事前我们虽未交换过意见，但我们不约而同地都填报了高分子化学专业；大学毕业分配时，尽管我们各有追求，但我俩又同时留校当教师。这一切都似乎是月老在为我们牵线，天公为我们作美！
从进大学开始，我对高伟就有着极好的印象。她扎着一对一尺多长的乌黑的辫子，脸上两个甜甜的小酒窝，穿着阴丹士林的工装裤，一双带襻的黑布鞋和白色的短袜，充分展示出女性青春活力的美。特别是她开朗的性格，积极向上的热情，良好的群众关系，善于做社会工作的能力，给同学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她爱笑，笑得很甜、很爽朗，往往是未见其人而先闻其笑声，因此同学们给她起了一个诨名叫“鸦雀”。正是由于她的这些优点，所以引起了许多男生的爱慕。据我所知，无论是系内或者系外，有不少男生向她求爱，她似乎没有什么回应。
我对她产生爱恋是从大四开始的，说实话那时我完全没有自信，心想，她是大城市的小姐，而我是个土得掉渣的乡巴佬；她算得上是书香世家的闺秀，而我是农民的儿子，差距实在太大了。更何况已有那么多的求爱者都未能得到她的芳心，岂能轮到我？尽管我们在学习与工作上有过频繁的接触，但是在儿女情长这个问题上，那时我根本没有勇气单独约她敞开自己的心扉。
在大连毕业论文实习期间，我有机会给她写信，试放出我对她爱恋的气球，幸好她没有拒绝。当然，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以我们多年同窗情谊为基础的。在那一段时间内，我们鸿雁传情，我去她来，每两周我要给她写一封长信，让我们的爱情达到高潮。毕业论文结束回校后，我也就大胆地约她散步，她也邀我到她家里去玩，很快我们的关系公开了。
苏小妹曾以吟诗三试她未来的夫君秦少游，有趣的是，我也接受过高伟类似的“考验”。
那是一个清风明月夏日的夜晚，我们相约来到东湖湖畔的一个叫做“元宝山”的小山上，相依而坐，相互倾诉着对未来的憧憬。她突然推开我，问道：
“唉，还有一个问题你要说清楚，你到底是效仿诺贝尔当和尚还是要结婚？”
“我崇拜诺贝尔，但我要结婚。”
“那是为什么？”
“因为诺贝尔是阳性，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诺贝尔的奖牌挡不住丘比特的箭呀！”
“左说右说都是你，我不与你狡辩。”她说。
我们又相互偎依在一起了。自那以后，我们相互关心，互相支持，共同经历了42年的风风雨雨！
我们结婚40周年“宝石婚”纪念时，没作任何声张，既没有鲜花也没有珠宝相赠，是在非常平淡中度过的。为了纪念这个不平常的日子，回忆40多年的恩爱，我填词一首以示感念：
长相思（东湖水）东湖水，东湖亭，十个春秋炼爱情，恩爱情意深。
文革风，改革云，患难与共心连心，甘苦伴终生。
九、“白手起家”搞科研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当教师，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室，专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这个研究室是根据曾昭抡先生的倡议而成立的，他原是北京大学化学系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国家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57年被错划为全国大右派分子，经李达校长同意，被下放到当时被称为最革命的武汉大学接受改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件好事，对曾先生来说，他可以进行作为一个学者想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对于我和一些他的助手来说，我们可以受业于名师，在他的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
解放初，徐懋庸被派到武汉大学担任校务委员秘书长，实际上他掌握了武汉大学的党政大权。由于他推行了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采取了过火的斗争，虽然他于1953年被撤职，但却使武汉大学伤了元气，其不良影响是深远的。当时武汉大学的科学研究是很落后的，教师只搞教学而不敢搞科研，以至于绝大多数教师心甘情愿地当个教书匠。因此，无论是在科学研究的指导力量上，在学术研究的积累上，或是在科学研究条件上，几乎都是“一穷二白”的。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的破坏，使得原材料匮乏，工业品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搞科学研究，无疑是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真可谓“白手起家”搞科研。
元素有机化学是当时国内刚发展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许多研究方向，都与国防尖端技术密切相关。开展元素有机化学研究的某些研究课题，所需要的条件是苛刻的，除了涉及到低温冷冻的技术、高温高压技术、无水无氧操作技术以外，还需要一些特殊的原料、单体和化学试剂。然而，在当时国内，既没有这些技术设备的销售，又没有此类化学试剂的生产供应，一切要靠“自力更生”。打个粗俗的比方说，那时做科研工作就好比要吃红烧肉必须从养猪开始做起一样。
元素有机化学研究室下设5个科研组，有机氟化学研究组是最先起步的一个小组，我毕业后就受命组建这个组，并担任组长。当时，被称为“塑料之王”的特氟隆（学名为聚四氟乙烯），在国外已研制成功并投入了大规模生产，由于它具有耐高低温、耐腐蚀、耐磨等优越的性能，所以它被应用在国防尖端技术中。根据科学研究要为国防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曾先生建议我们研究聚四氟乙烯的合成。
当时，我们科研组只有3人，开展这项研究所需要的一切设备和原材料都没有，我们不得不从采购原料开始。研究工作需要电解槽和高压釜，买不到，就找工厂加工定做，但是制造这些设备需要紫铜和不锈钢，而这些材料是属于计划分配的紧销战略物质。为了得到这些材料，我们不得不周旋于计委和物资部门之间，有时甚至要找到各级领导签字或批条子，但是终究还是解决不了，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那时，中国处于令人难于想象的困境，妇女买不到发卡，学生买不到回形针，婴儿没有奶粉供应，教师和学生只能上半天班，下午要静躺在床上以减少能量消耗，这叫做“抓革命保健康”。这种情况下，我无谓地浪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不得不停止了这个课题的研究。
1960年初，我与曾先生商量，拟开展含氟航空灭火剂的研制，虽然也存在设备技术上的困难，但经过努力有望可以得到解决。这时科研组已增至5人，经过全体人员的努力，当年秋天已完成了实验室的合成，准备进行毒性、腐蚀性和灭火试验，同时进行扩大中间试验，为批量生产和推广应用奠定基础。至1965年底，这一切试验工作均已完成，证明它是一种无毒、无腐蚀和高效的航空灭火剂。可惜的是，正当化工部准备投资建厂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使这项研究成果被推迟了8年。直到1977年，才恢复研究，建立了小批量的生产工厂，以“ 9
12 ”命名的含氟灭火剂，广泛地应用在航空、航海和油田的灭火上。该项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一等奖。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留苏预备部
自1959年到1961年，我国遭受了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粮食生产锐减到1951年的水平。物质供应极其紧张，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甚至不少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惨象。
与此同时，在国际上也掀起了一股反华的逆流。前苏联也趁机卡我们的脖子，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撤走了1390名专家，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妄图把我国搞垮。
奇怪的是，在这种“乱云飞渡”的形势下，我却被苏方接收到一个保密的研究所去留学，于是我在喜忧参半的心境下开始了我的留学生涯。
正当我在有机氟化学研究领域艰难地跋涉的时候，一个让人又喜又惊的消息传来，学校再次决定选派我去苏联留学，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按照学校的要求，除了政审、体检以外，还必须接受基础俄语的考试。所幸的是，这三关我都顺利地通过了，“香港脚”再也没有成为我留苏的拦路虎了。
在填报留苏学习计划时，我曾找到研究室主任曾昭抡先生，请他为我研究方向的选择拿主意。他说：“有机氟化学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国内刚刚起步，高等学校尚是空白。你现在已经涉足这一领域，希望你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去学习，它是世界上研究元素有机化学为数不多的中心之一，克努扬茨院士是世界研究有机氟化学的权威之一。你学成以后，回来继续领导学校的有机氟化学研究工作，为发展我国的有机氟化学和有机氟工业作出贡献。”我完全按照曾先生的意见，填报了我的留学习计划，通过学校报送到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
随后，学校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的通知，命我于1961年1月8日，到那里去接受短期俄语培训和出国前的必要的准备工作。
尽管赴苏留学能否成行尚是个未知数，但是如果真的去成了，那一去就是三四年。于是，我和高伟商量，准备在我去北京留苏预备部之前，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何况我们都已超过了结婚的年龄。
我们结婚的时间定于1961年元旦，这不仅是一年之始，而且还蕴涵着我们人生的一个新起点。那时结婚完全是革命化的，只需要到派出所拿一张结婚证，举行一个类似于茶话会的仪式就行了。其时正是困难时期，按规定凭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