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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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届毕业生中达到发表水平的为数不多的论文之一。　　　　
　　　　通过毕业论文实习，我的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科学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一个合格的科学研究人员，必须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树立严谨的科学态度，能够掌握各种实验技能，具有熟练地驾驭文献资料的能力。这是从实践中体会来的，对于我科研素质的养成，为以后从事研究工作和研究生的学习打下了初步基础。每当我回忆往事时，对于大连石油化学研究所的那一段实习生活，总是怀有美好的回忆，那里的确是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摇篮。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政治运动中的角色行为（1）

　　　　我们那一拨上学的大学生，正值社会主义建设过渡时期，其间形势多变，政治运动频繁，如“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派”、“大跃进”运动等。　　　　
　　　　这些运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对我们的思想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1955年夏初，《人民日报》陆续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毛泽东在这些材料的按语中指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目的。”根据当时中央的批示，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接着又转入到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运动。　　　　
　　　　高等学校历来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鉴于武汉大学是一所历史较长的老校，有不少的教师和职员是从国民党时期留用的，于是武汉大学也就很自然地成了肃反的重点单位。在中央的通知下达后，武汉大学立即成立了肃反领导小组，并决定从干部和大学生中抽调108人脱产专职从事肃反工作，我也是那次被抽调的脱产“干部”之一，条件是停学一年，延长到1958年毕业。　　　　
　　　　面对学校党组织的决定，我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感到这是党组织的信任，有一种光荣感，能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一份贡献是义不容辞的；另一方面，又怕丢了学业，推迟毕业时间，这与我“三级跳”式的学习经历和超前的个性是相悖的。特别担心在肃反工作结束后，把我们转为政工干部，这又与我要当诺贝尔式的发明家是矛盾的。经过思想斗争，我服从了党组织的决定，因为那时我已写了入党申请书，表明自己愿意做一个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　　　　
　　　　作为一名普通的肃反干部，我对学校肃反工作的全局情况完全不了解。那时，肃反工作分成了办公室、专案组、材料组、外调组等，我被分配在外调组，由于有严格的保密规定，所以我对其他各组的情况也一无所知。据后来的统计材料称，那次立案审查和被批斗的人共73人，约占教职工人数的8％，这远远超过了毛泽东关于反革命分子占1％3％的估计。　外调组的工作犹如采购组一样，我们根据材料组或专案组提出的调查提纲，找相关人调查，索回他们所写的并由其所在单位党组织签章的证明材料。外出调查一般是一个人，有时也有两人同行的，但大多时候我是一个人执行任务。在调查中，如果是公职人员问话，一般有该单位有关人员参加；如果要提审在押犯人，我们只能把调查提纲交给监管人员，由他们提审，我一般不能参加。总的来说，调查工作是顺利的，完全是按政策行事的，但也有时遇到证人亡故或线索断了的，这样就不得不无功而返了。　　　　
　　　　那时，交通、电信很落后，外调工作十分艰苦。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我去外调的地方涉及到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六省30多个县100多个单位。　　　　
　　　　在湖南的零陵、新化、洞口等县，只能步行翻越陡峭的山峰；在广西的县城，只能坐人力单车；在河南，由于粮食统购统销引起的供给紧张，有时吃不上饭饿肚子。　　　　
　　　　1956年5月底，我在海南岛外调时遭遇了一起抢劫事件。一天夜里，我住在海口市的一家旅店里，在朦胧之中，我似乎感觉到有一个人已拉开了我的蚊帐，等我睁开眼后，他右手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刺刀，左手已经拿到了我放在枕头边上的挂包。我一骨碌爬起来，大声喊道：“抓强盗，抓强盗！”那人听到我的呼喊，夺门而逃。我也立即跳下床，光着脚追了出去，心想：那挂包里除了旅费以外，最重要的是外调材料和学校党委的空白介绍信，这是机密呀，绝不能丢失！于是，我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一条街的尽头，在巡夜的士兵的帮助下，制服了抢劫者，我索回了挂包，没有遭到损失。经初步审讯，那人是一名正在被追寻的逃兵，后来由巡夜士兵带回去处理了。　　　　
　　　　在脱产肃反期间，我是尽职的，特别是在外调中吃苦耐劳的精神，赢得了好评。　　　　
　　　　于是，1956年3月8日，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在肃反运动结束时，我被评为湖北省高等学校肃反积极分子，受到湖北省高校工委的嘉奖。　　　　
　　　　脱产肃反，虽说耽误了一年的学习，但我受到了锻炼，特别是从事社会调查和独立工作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在肃反期间，学校每月发给我们36元，相当于大学毕业生实习期工资的85％。那时大学生没有任何打工的机会，如果有劳动的话，那也是义务性的。对于完全没有经济来源的我来说，这一点微薄的收入是很珍贵的，我在武汉展览馆花30元买了一块苏制“胜利”牌手表，买了一双皮鞋和一件布棉袄，这是当时奢侈的“三大件”。此外，节余下来的钱，是我未来两年学习期间的零用钱，一直维系到我大学毕业。　　　　
　　　　1956年暑假以后，我和绝大多数肃反干部归队学习，我被新编到化学系852班。大约归队半年，我们刚刚安定下来学习，一场更大的政治斗争已经箭在弦上了。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批示》的通知，号召民主党派人士和人民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所谓整风，是号召党外人士用“和风细雨”　　　　
　　　　的方式，批评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以端正共产党干部的作风。但很快，整风运动就转向了对群众中的右派分子的大揭发、大批判，从而揭开了反右派斗争的序幕。　　　反右斗争开始以后，我作为一个党员，自然地成了左派，是反右斗争的积极分子，武汉大学的反右斗争从6月到11月底共6个月，分为群众发动、揭发批判和甄别定案三个阶段。那时，全校的重点是揭发批判中文系的“右派司令”、“右派元帅”和法律系的“山中宰相”。此外，每个系有自己的批斗重点，每个班也有对象。全校共划定右派分子429人，在全国高校中是划得比较多的学校之一。我所在的852班，通过排队，初步列出了右派和“中右”共5人，最后正式定为右派分子的只有两人，一个是调干的女生，她自己参加过三青团，其丈夫是江西某高校的画家，“鸣放”时对肃反发表了一些看法。另一个男同学，平时比较自由散漫，在思想上同情北京民主人士鸣放的观点。　那时我的思想状况是：一方面对反右斗争是很积极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右派没那么多，我们班上另外3个同学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力争把他们保了下来，其中一名是香港回内地求学的。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政治运动中的角色行为（2）

　　　　在反右斗争中，我作为党员承担了班上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工作，对反右斗争是很积极的，对于我们班上两名同学被划为右派分子，我负有重要的责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作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这时我已担任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出于对历史负责，为了把当年受到伤害的所谓右派分子从不平等的待遇下解脱出来，我亲自抓为右派平反工作。我要求做到：哪怕是踏遍千山万水，也要找到每一个受到伤害的人的下落，一定要彻底平反不留尾巴，同时还要协助当地组织安排好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凡是工作无着落而又有一技之长的，一律调回学校统一安排工作。在这次平反中，我也十分关心受到伤害的两位同班同学，也为他们彻底地平了反，向他们表示了我的歉疚，希望他们在未来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大学期间我所经历的最后一个政治运动，是“大跃进”，无论是规模上还是破坏程度上，它都超过以往的任何运动。　　　　
　　　　那的确是个缺乏理性的年代，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盛极一时！　　　　
　　　　具体到大学来说，重点是开展教育大革命。从1958年4月开始，武汉大学提出了一系列的口号和措施，如“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破除教学中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大办校办工厂，“红”与“专”的大辩论……霎时间，武汉大学成了教育革命的一面红旗，其经验迅速地通过媒体传遍了全国。　　　　
　　　　因此，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他于当年9月12日亲临学校视察，接见了武汉大学等校两万多名师生，发表了被称作“9　　　　
　　　　12指示”的重要讲话。这是一种巨大的鼓舞，是对那时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教育革命的肯定。　　　　
　　　　正当学校的教育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我却像一只蜗牛，蜗居在科学院研究所这座象牙塔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攻毕业论文。但是，通过报纸和同学们的通信，我对学校发生的事还是大体上知道的。我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对媒体不断介绍学校教改的经验感到高兴，这无疑扩大了学校的名气；另一方面，对“大跃进”和学校教改中的某些做法又有些怀疑，如湖北省某县放出了亩产7万多斤的高产“卫星”，武汉大学的某些系提出要批判牛顿三大力学定律，破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等。那时的湖北省和武汉大学，在“大跃进”中左得出奇，犹如一对“母子卫星”，在全国很是耀眼。　　　　
　　　　从大连回到学校以后，虽说毕业论文受到了表扬，但党组织认为我脱离了学校的革命形势，需要“补课”。所谓补课，就是“务虚”，在党支部的会议上，要我亮出对“大跃进”和教育革命的“活思想”。本着对组织忠诚老实的态度，我表明了对“大跃进”浮夸的看法，表明不同意一些违反科学的口号，也谈了对“又红又专”的困惑。针对这些“活思想”，组织上认为我跟不上形势，存在单纯业务观点的右倾思想，受科学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影响太深，要求我立即转变立场，并要在以后的行动中接受考验。　　　　
　　　　学校教育革命最后一个战役是“擂台比武”，我正好赶上了。学校认为，教育革命到了开花结果的阶段，号召过一个革命的暑假，通过学生与老师“擂台比武”　　　　
　　　　的办法，编出革命化的教材。化学系确定编写《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四门新教材，以毕业班的学生为主体，成立四门课程编写战斗司令部，挑战担任这四门课程的教研室的教师。我被分配在无机化学战斗司令部，任司令员，与无机化学教研室的老师打擂台，双方各编出一本教材，通过辩论以定输赢。我们仗着革命气盛，人多势众，联系实际内容丰富，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其实，教师对我们的胜利并不服气，只是在高压下不敢明言罢了。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他们依然用自己的教材。　　　　
　　　　回忆大学时所经历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总为我那时矛盾的心态而感到一种苦涩的隐痛。我本立志要当一个科学家，但又拼命地紧跟各项政治运动，生怕成为落后分子；我本惜时如金，但又义无反顾地参加防汛抢险队，脱产参加肃反；我虽赞成“鸣放”，反对“三风”（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但又积极参加反右斗争，把自己的同学打成了右派分子；我虽崇尚尊师重道，但在教育革命中又批判过自己的老师；我虽怀疑高产“卫星”，但也高呼“三面红旗”万岁！我虽不知“又红又专”的标准是什么，但我却表示坚决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等等。　　　上述种种矛盾的心态，曾困扰着我，使我痛苦过，但也有沾沾自喜的时候。它们的产生，既有时代的特征又有性格内在的原因。我们每个人都是由独立行为的我和角色行为的我所组成，在那“理解的要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