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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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已不再到教室里去上课，正在清理行李，准备离开学校。一部分学生家长也在清理孩子的衣物，把他们接回家，准备转学。也有一部分学生家长在与学校主持行政工作的负责人理论，要求退还缴纳的教育储备金或建设费。更多的货主把总务处的负责人团团围住，要求兑现欠款。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教师和管理人员，他们满面的无奈而又于心不甘，他们似乎还在期待着什么……但是，这一切都已太晚。作为一所学校，离放寒假仅仅只有21天，但却不能善始善终。一个以“新世纪”命名的学校，离新世纪还有11天，但却不能跨入新世纪！　　　　
　　　　办学近6年，已具相当规模（高潮时在校生近千人，关门时也还有近700人），办学理念独特，改革措施得当，创造教育特色鲜明，师资力量一流，教学质量上乘，创作成果丰硕，市区各项竞赛每赛必获奖，坚持勤俭办学（不请客、不送礼），社会信誉良好，就是这样一所被各方面认同和看好的民办学校，为什么在瞬间就垮台了呢？　　　　
　　　　原来，学校的物资一直是靠高价赊购供应，由于债务累累，赊购无门，食堂已断炊；　　　　
　　　　拖欠供电局的电费半年之久，供电已经停止；　　　　
　　　　汽车无钱加油，全部汽车已停摆；　　　　
　　　　教师自9月1日起，已3个月没领到工资，干部和职工已4个月没领工资；　　　　
　　　　债权人向法院起诉学校，区法院把学校封锁大门长达12个小时，把教学秩序冲乱了；　　　　
　　　　…………　　　　
　　　　面对这种局面，12月7日下午，学校的投资人、董事长召集干部和部分教师开会，他宣布：“12月13日补发拖欠工资，教师发两个月，干部和职工发3个月，在困难时表现突出的，每人多发半个月的工资。”　　　　
　　　　有的教师问他：“你过去一贯骗人，这一次说的话算不算数？”他说：“我以百分之一千倍地保证说，我说话算数，我以人格担保！”　　　　
　　　　但是，13日他没有兑现承诺，教师、干部和职工没有见到分文工资，其他危机问题没有一个得到解决。他又一次欺骗了多月克服困难坚守教学岗位的教师，欺骗了为办好学校作出重大贡献的干部和职工，欺骗了寄希望于学校的广大学生和家长，当然我是最大的受骗者。就在这一天，他逃匿了，使学校解决经济危机化为泡影，并最终把学校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自1999年到2000年，我两次住院，两次开刀，前后长达7个多月。在此期间，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学校的事管得不多。当然，即使在过去，学校的财权一直是由董事长及其亲信把持的，校长和副校长是无权过问财务的，甚至从来未见到过一份财务决算报表，因此我对学校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不知道的。在财务管理上的“黑箱操作”，恐怕是民办学校的共性，他们以为自己是私人办学，所以要么搞家族制包揽，要么实行财务专权，这恐怕是包括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在内的一些民办学校导致经济危机以至于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学校存在的经济危机，我最早是2000年4月底才察觉到的。4月27日下午，我接到学校办公室的告急电话，他说：“从上午起，学校全体保安队员因数月领不到工资而罢工了，学生中午也不午睡了，有的跑到校外去了，有的学生打架，再不处理，学校就要乱套了。”学校主管部门与掌管财权的董事长联系不上，他经常变换手机号码，神出鬼没，我也无法找到他。在紧急情况下，我找私人借了3万元，迅速赶到学校给保安队员补发了工资，暂时稳定局势。但是，学校一直没有归还这笔借款，直至学校关门，我不得不替学校承担债务。　　　　
　　　　接着，新学期刚刚开始，9月3日数十名学生家长到学校要求退还学费，有的人堵塞了校门，封锁了食堂的门，不让师生进餐。学校董事长仍然躲着不出面解决问题，校长助理被殴打，学校的干部已招架不住了，眼看事态就要闹大。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从医院带病到市教委、市政府汇报，两位副市长批示要市公安局出面协调处理，维护正常教学秩序。9月6日，市政府秘书长召集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专题研究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的问题。这一次总算把学校投资人找来了。但是，在此后的4个月里，投资人一直没有筹措到钱，他本指望一笔银行贷款救急，但对一个资信很差的人来说，又有谁敢把钱投入那个无底的深渊呢？在危机期间，我本人、教育主管部门、学生家长和许多许多友好的人士，都想方设法提出多种收购、兼并或重组方案，其中像北京南洋教育集团和日本株式会社深圳公司都是实力很强，且有诚意收购的单位，但均因为投资人不配合，拿不出一套真实的账目，担心巨大的隐性债务而最终未能谈成。就这样，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了，这所学校的破产已是绝对不可能挽回了。　　　　
　　　　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的倒闭，其社会影响是很坏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教育主管部门不得不紧急疏散近700名学生，安排他们的学习，办理转学手续，接待上访的学生家长，组织对学校财务的审计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有关领导的精力，扰乱了有关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学生家长也在经济上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他们向学校缴纳的教育储备金或建校费，是来之不易的，可以说是他们省吃俭用的血汗钱。由于学校倒闭，投资人逃匿，校产尚未变卖，他们不得不走上漫长的诉讼索赔之路。对于学生来说，也造成了一定的心理上的伤害，他们又不得不调整心态，以适应新的学习环境。还有150多名教职工也不能讨回他们合法的劳动报酬。在学校困难时，他们发扬主人翁的精神，以教书育人为重，为学校分忧，希望学校度过难关。但是，竟未想到他们的炽热之情和数年辛劳都化成了泡影。　　　　
　　　　面对着失败，人们不禁要问：一所办学品位颇高的学校为什么会垮台呢？投资人从一开始就是采取欺骗手段办学，他称赚了一大笔钱投资办学，而实际上搞“空手倒”。国家《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中明确规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但是，我从近日新闻记者披露的材料中才得知，最初投资人在一份策划办学方案中写道：“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创办外国语学校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投资项目，而且每年都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且风险小，见效快。”这是一份赤裸裸的利用办学骗取钱财的自供状。在“新世纪”垮台以后，我痛切地醒悟到：在我国现今的条件下，尚没有（或极少）向教育真正投资的教育实业家，倒是不乏炒作教育赚钱的商人。就是“新世纪”的这个投资人，他自称是我的学生（武大干训班的学生），且一再声称，一定要把学校办好，要对我的信誉负责，绝对不做一件损害我的形象和信誉的事。但是，他欺骗了我，不仅把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搞砸了，而且也对我造成极大的伤害。就在学校关门的当天晚上，市教委的一位负责人到校接待了学校部分干部、教师和学生家长，他说：“学校垮台是因为经济问题，责任在学校的董事长、投资人，刘校长是不负责任的。　　　　
　　　　他是学者，不愿当市长、部长，一心热爱教育。他也是受骗者，而且是最大的受骗者，他受到的伤害和损失比谁都要大。”　　　　
　　　　面对着失败，我已没有办学之初的那种情怀，而萦绕在心头的却是驱散不去的沮丧、痛苦和教训。三天以后，我又写下了一首诗，它是和“办学情怀”完全不同的意境。　　　　
　　　　“实验田”的辍耕做事不易创新难，偏不安分自寻烦。　　　　
　　　　一生钟情办教育，励志改革欲超前。　　　　
　　　　口口声声称学生，书生气足受欺骗。　　　　
　　　　补台终无回天力，无奈辍耕“实验田”。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但我必须直面它。在我的一生中，也经历过不少的挫败和麻烦，甚至在生命危险时，我也没有伤心流过泪。但就在学校关门的当天晚上，我在学校最后的一次教师和干部的会议上，言未开口就失声地痛哭了起来，一些教师和干部也随之抽泣起来，其场面是相当悲壮的。我痛心的是，这本是一所好端端的学校，任何人都不相信会垮台的，但它毕竟垮了。我像呵护最心爱的“孩子”一样，把个人800多册藏书和收集的20多本各国精美的画册赠给了图书室，从武汉大学标本室募集到数十件水生标本捐给了学校自然实验室，我从社会上、教职工和家长中募捐了15万元，准备建立诺贝尔塑像和多功能实验室，以激励和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但是，这笔专用款也被投资人挪用了，这如何不使我悲愤呢？　　　　
　　　　更为痛心的是，我为之奋斗了5年的一套办学理念和改革举措，不得不随着“实验田”的辍耕而停止。我所承担的创造教育实验研究课题，不得不半途而废。我所提出的实施创造教育模式，本来是有推广价值的，恐怕也会因为“新世纪”的垮台而受到冷落。　　　　
　　　　一切都无法挽回，教育改革只有寄希望于未来。当然，我不会置身于度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将以适当的方式继续关注我国的教育改革。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人生无怨无悔

　　　　我生来就有一个秉性，就是不愿意想过去已做过的事，只想自己未来想做的事。　　　　
　　　　我认为过去的事，就应当让它永远成为过去，如果老是陷入旧事物之中，就会障碍自己前进的目标，妨碍接受新事物，最终会窒息创新的思想火花。例如，我对自己已做过的事和发表的论著，一般的我不愿再想或再三地推敲，因为过去的事（包括论著），都已成为事实，正确或错误让人们去评说好了。从创造的角度来看，未知的事情永远比已知的东西多，未来也比过去更重要。因此，一个创业者要善于超越自我，超越历史与现实，要面向未来，创造美好的未来。　　　　
　　　　但是，在写这本自传时，我却不得不向后看，回忆和反省70年的人生旅程。这是写作的需要，虽然尚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但似乎也应该给自己作一个总结了。在我的一生中，也曾经有过大大小小的无数次的选择，其中有独立也有盲从，有自信也有迷惑，有顺境也有逆境，有识骗也有被骗，有得意也有失意，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苦恼……总之，从主导方面来说，我自认为自己的人生是积极向上的人生，是开拓奋进的人生。我是自己人生的设计者，责任的承担者，命运的主宰者，因此我感到无怨无悔。　　　　
　　　　过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过相同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任职和拒绝出任武汉市的市长？要不然，你现在也能当上一个什么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质生活条件要比你现在强多了。”在某些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有些人为了往上爬，削尖脑袋投机钻营，到处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买官。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嘛。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重术轻权。我国自古就流传着：“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当然，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为要职的安排，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放弃，可能使我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但是我并不后悔。其实，在我的一生中，还有过很多的放弃，如放弃了在前苏联学习研究的优越条件，放弃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对此，有人就说：“刘道玉太傻，不该去响应什么‘反修’的号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门作研究’，他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奋精神，或许也评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会名利双收。”但是，我认为人生是一个大舞台，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有的是自己选择的，也有的是阴差阳错促成的。我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你担任何种角色，只要你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人，那么你就问心无愧。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是追求也好或是放弃也好，我都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