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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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父亲的死因虽没有结论，但估计是心脑血管疾病突发而猝死。父亲终年59岁。
安葬父亲后，我立即赶回学校。我为父亲的去世而悲伤，但我要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学习成才，以报答在九泉之下的父亲。
1952年夏，襄阳高中经历了一次学校的合并与搬迁。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政府决定把私立樊城岘北中学和光化县的光化中学合并到襄阳高中，改名为襄阳中学，校址由东北角的长门迁至西北角的柴场，它的右侧是一座很别致的欧式建筑的天主教堂。校门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筑，进门后要跨越一座状元桥，再往后是一座雄伟的大成宝殿，周围生长着参天的古松柏。虽然那时我不知道这里是作何用处，但它有浓厚的文化气氛，作为办学场所是再理想不过的了。
三校合并后，由于各校原有的教学水平有差异，学生构成也不同，因此同学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小小的隔膜。原襄阳高中的同学，绝大部分来自各县的农村，家境贫寒，学习十分刻苦，学习成绩较好，他们往往被城市的学生瞧不起，被称为“土包子”或“丑小鸭”。而来自另外两所学校的同学，很大一部分来自城市，经济条件较好，平时爱吃零食，活泼爱玩，我们称他们为“洋白菜”或“骄傲的鹅”。为了显示我们的实力，维护我们的自尊心，我们一批农村的学生，组织了一个名叫“电甩”的篮球队，专门找城市里的学生赛球，我们凭着体力和毅力，做到每赛必胜。关键就在这个“甩”字上，由于我们农村学生身体壮、力气大，那些城市里的同学，只要一接触到我们的身体，就像碰到电刷子一样被打倒在地。
于是，我们就完全控制了球场，这怎么不赢球呢！其实，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这些活动只不过是我们这些不甘寂寞的年轻人的一种取乐而已。但是，不管如何，通过这些活动，我们这些灰不溜秋的“丑小鸭”也扬眉吐气了。
高一下学期临近期末，在1951年7月1日，我被批准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倒不是因为我改正了个性太强和爱表现的“缺点”，而是团组织实在列举不出我的过失。况且，这时团员在适龄青年中几乎达到了普及的程度，已不再是青年中的“稀有元素”了。
1952年初夏，另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我的母亲不幸去世了。母亲是信奉佛教的，她认定：生死在天命，不能与父亲同年生，但要随父亲同庚去。母亲比父亲小一岁，所以她选定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了却了她的“心愿”。
母亲是自缢身亡的，这本来是不该发生的。导致这一悲剧的直接原因和责任者是二嫂，她一贯对母亲不好；再加上母亲已下定了跟随父亲走的决心，所以才选择了自缢的办法结束自己的生命。恶果已经酿成了，面对着这不幸的人祸，我能说什么呢？我既不能唤回母亲的生命，又不可能要求二嫂抵命，使这个悲惨的家庭再增加新的不幸。面对母亲僵硬的尸体，我悲怆地哭喊：“娘啊，儿回来晚了，如果我在家陪你说说话，让你倾诉出你全部的忧伤与委屈，也许你不会走上这条路。我知道，你对我抱着极大的希望，现在我离上大学只有一步之遥了，你为何不等到这一天呢？”
我自幼受父母的恩惠太多了，他们为我吃了数不清的苦楚，但是我未能对他们尽到赡养之责，未尽孝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紧张而充实，很快我们就要面临升大学的高考了，这是人生诸多挣扎中最重要的一搏了。
像是命运故意与我们过不去，也许是老天爷要考验我们的意志，我们高考的1953年夏天是一个罕见的酷暑。在备考期间，热浪滚滚，既没有任何降温设备，也没有冷饮止渴，我们男生几乎个个都是赤膊上阵。古人曰：“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现在，经过十年工夫精心磨制的剑刃，终于要试试它的锋芒了。有趣的是，在正式高考的那三天，当地却忽然喜降大雨，既驱走了热浪，又消散了我们心头的愁云。
我和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做了最充分的发挥，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实现了我们人生的又一次跳跃！
我家乡的父老们，也为祖祖辈辈出现我这第一个大学生而笑逐颜开。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乱点鸳鸯谱”——珞珈山之恋
元朝诗人白朴有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
这既反映了“万恶惰为首，百事勤当先”的人生哲理，也揭示了瓜果生长的自然规律。
自古到今，历来对读书有着苦与乐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宋元之际学者翁森写的组诗《四时读书乐》，就概括了古代文人们读书的乐趣。与此同时，民间也流行一首厌学的歌谣：“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过了秋天又冬至，收拾书箱过新年。”读书的苦与乐其分野就在于：如果没有钻进去，就觉得苦；一旦真正地读懂了，其乐无穷。这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有价值的学者不知道什么叫‘磨练’，也不知道什么叫‘苦学’。他们只是爱好书籍，情不自禁地一直读下去。”
回顾我的读书经历，就是从苦学到巧学、博学的不断升华的过程。我的体会是：
读书到苦方觉甜。
在人生的选择中，充满着各种偶然性，本来你准备上那座山，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却走进了这座山。
在1953年的高考中，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本指望毕业后能上紫金山天文台工作。我为什么要钟情于天文学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特别是那一段放牛生活，使我饱尝到田园风光的乐趣，观看到变化莫测的天象的神秘。这一切使我产生了好奇：为什么日月星辰运动不停？为什么有闪电雷鸣？为什么时而干旱时而洪水泛滥？尤其是我的家乡常年干旱，我尝尽了靠天吃饭的苦楚。于是，我渴望了解天象的奥妙，造福于乡亲父老。二是我做事喜欢追求独一无二，那时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是全国惟一的，既符合我的个性又是我的兴趣之所在，所以自然地成了我的首选。
不知是命运的安排，抑或是那时招生工作人员“乱点鸳鸯谱”，1953年8月，我却接到了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从此进入了珞珈山。在以后的年代里，虽然有很多“下山”的机会，但由于我太挚爱这一片被“仁者”和“智者”所乐道的山水，以致与它结下了终生的恋情。
比往年新生注册的时间略微晚了一点，大约9月中旬，我如期来校报到。早就听说武汉大学的校园美丽如画，当我置身其中之时，我陶醉了：这何止是画，简直是仙山琼阁，是人间的天堂！那青松翠竹的山麓，碧波荡漾的东湖，鲜艳绿色的琉璃屋宇，拾级而上排云殿式的图书馆，绿草如茵的运动场……简直让我目不暇接。还有那以“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十六字命名的学生斋舍，更是让人感觉到一种古朴、深邃的文化氛围，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觉：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读书地方吗？
开学以后，我很快地投入正常的学习生活。教学中的一切我都感到很新奇，风度翩翩的教授，扶手式的课桌椅，推拉式的活动黑板，教师在讲课中间穿插一些化学演示实验，既直接又富有情趣，这让我很快热爱上化学专业了。大学生上课没有固定座位，完全凭自己兴致自由入座，基础课是180人一起上大课，有的教师要戴着微型麦克风上课。为了便于记笔记，一些近视的同学要设法抢前面的座位，那时到教室或图书馆抢占和代占座位也成了一种风尚。
令我十分怀念的是大学初期的伙食，我们享受的几乎是“小灶”待遇。那时，我国的高等教育尚属于“精英化”的教育，能够上大学的仅仅是极少数幸运儿。因此，国家对大学生特别重视，基本上实行的是“包干制”，伙食、医疗（包括疗养）、书籍都是免费的。就拿伙食来说，那时的大学生吃包伙，8个人一桌，按班分组入席。早餐备有豆浆、牛奶、稀饭、馒头、肉包、油条，小菜有盐蛋、香肠、咸菜、油炸花生米。中晚餐是四菜一汤，主食有米饭也有面食，各取所需，不限量，吃饱为止。每天的食谱不重复，花样不断翻新，富有营养，味道也十分可口。我记得，早餐剩下的花生米，女同学们把它包起来带回宿舍当零食。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55年底，后来以人民助学金制代替了包干制，但是那一段连农村地主恐怕也不能比拟的优越生活，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1954年上学期，学校要从化学系二年级学生中挑选3名留苏预备生，一名是一个调干生，另一名是一心想当“居里夫人”的女同学，还有要立志当诺贝尔式发明家的我。那时审查留苏预备生是异常严格的，必须过三关：一是政治审查关，要查祖宗三代有无政治历史问题，查个人的政治面貌和思想意识；二是学习关，既要看高考的成绩，又要参考平素的学习成绩，要求门门功课优秀；三是身体检查关，要求五官端正，没有任何慢性疾病，应当是一个“完人”。通过审查，我们3个人都没有被录取，他们俩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而学生科负责人告诉我未被录取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香港脚”（脚气病）。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脚气会影响留学呢？这到底是中国政府的规定，抑或是应苏方的要求呢？不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时对留苏生的审查是极其严格的，几乎是用超级显微镜进行观察。从这以后，我加倍重视体育锻炼，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实现我的留学梦。
大二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刚刚结束，预计7月23日就要放暑假，可是学校突然作出紧急决定：鉴于武汉市面临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取消暑假，号召全校师生员工投入到抗洪抢险斗争中去，确保武汉市150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大学生都是革命热血青年，面对着祖国人民的需要，没有一个人临阵逃脱或托故请假，每个人都报名参加了，决心接受大学生活的第一个战斗的洗礼！
7月22日拂晓，校广播台播放送晨曲之后，立刻以高频率播放歌曲《祖国颂》：“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只要一听到这歌词，我们个个浑身是劲，很快地起来、洗刷、用餐，按照军事编制和分配的任务，飞驰般地奔向了抗洪的工地。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有一线、二线和三线，有白班和夜战，有前线和后防。后防留守人员大部分是女同学和年老体弱的教职工，他们一点也不比前线“战士”轻松，要负责广播快报、文艺宣传、医药卫生和洗补送饭等全部“支前”工作。整个防汛工作紧张而有序，辛苦而愉快，群众性大规模的防汛持续了一个多月，全校9月初全面开学复课。
在汛情最危机阶段，根据市防汛指挥部的要求，武汉大学要挑选精壮人员100人，组成防汛抢险突击队，开赴险情大的要害地段和部门，要求作长期固守的准备。
武大防汛突击队是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他们都是共产党和青年团员，要求政治上可靠，身强力壮，具有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我很荣幸地成为这个突击队的一员。
我被编在武汉大学防汛抢险大队第三小分队，每队20人，担负武汉裕华纱厂（后改为国棉五厂）门前长达千米的堤防。那时最高水位已到29。73米，超过警戒水位3。43米 ，这是武汉历史上164年以来最高的水位。当时，江面水位早已超出街面的高度，堤岸上完全是靠装有泥石沙的草袋挡水。当我们在街上行走的时候，江水就像是从我们的腰际流过，汹涌澎湃地流向远方。我们的任务是24小时轮班巡查堤防，一是严防坏分子破坏，二是严密注视堤防渗水或决口，一旦发现险情，必须立即抢救，以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其间，我患过疟疾发高烧，得过肠胃炎上吐下泻，尽管学校领导动员我回校休息，但我仍执意不肯离去，和队友们在堤防上度过了105个难忘的日日夜夜，直至全市防汛抗洪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说来也真巧，的确是“祸不单行”，1954年冬天又是武汉50多年从未遇到过的寒冬。大雪纷飞，屋檐上的冰钩足有一尺来长，东湖上的厚厚的冰层，可供人滑冰。学生斋舍前的台阶和道路上，尽管铺上了草垫子，但是结冰以后，仍然十分光滑，我们的脚上即使绑上草索子，也仍然常常跌跤。女同学们无论去食堂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