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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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攻陷，不仅表明鄂西北大片土地被解放，而且还预示着解放武汉屈指可待了。
半个世纪以后，我故地重游时曾写了《隆中求学记》诗一首，回忆那一短暂的学习生活：
日行百里步隆中，学海苦求一少童。
晨粥照得人消瘦，一日三餐腹中空。
田园晨读书声隆，诸葛庙中受启蒙。
“躬耕”本乃孔明训，受用终生益无穷。
第一章 塑造灵魂的故土《三人行》的风波
1948年下半年，我因为襄阳联中停办而休学在家。我不怕吃苦，也不厌恶劳动，但我更热爱读书。在辍学居家的那段时间，我感到惆怅，像是被关在笼中的小鸟，渴望重新回归到能够自由翱翔的天地里去。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49年春，新成立的枣阳县人民政府，为了发展人民文化教育事业，及时地恢复了枣阳县中学。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高兴，我立刻赶去报名，凭着襄阳联中的学生证和蔡阳乡人民政府的证明，我以同等学力的身份插入初二学习。
从襄阳县二中到襄阳联中，我都是用的二哥刘道启的名字。那段时间，我心里很不踏实，总有一种负疚感，同时，也担心哪一天露了马脚而招致麻烦。我总想找一个机会，把学籍上的名字改正过来，结束冒名顶替的身份。
于是，我利用转入枣阳县中学习的机会，决定把名字更正过来。我向校方说明了实情，提出了更名的申请报告，提供了乡人民政府关于我的身份证明。经过校方的审查，认为我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准许在学籍上更正为我自己的名字。
新恢复的枣阳县中位于城关镇的北关外，它的左翼连接的是一条叫做顺城湾的商业小街，居民大多是回民。这条街的背后是一条小河，平时只见沙石而看不到水，在多雨的夏季，也会呈现出河水奔流的景象，时有捕鱼的泛舟出没。在星期天，我们三五成群来到河边洗衣服，下河玩水，有时也学画一些素描，这算是那时仅有的一点娱乐活动了。
在解放初期，学校的社会活动很多，教学计划往往因为突如其来的政治任务而受到冲击。例如，有时要调遣教师和学生下乡宣传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等活动，有时要参加公审反革命分子的大会，甚至要派我们到扫盲识字班当小老师。那时，我们年少幼稚，虽然对这些活动的意义并没有深刻的了解，但凭着一股子革命热情，我们也都积极地参加了。这些活动虽然耽误了不少的功课，但我们接触到了社会，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枣阳县中恢复不久，学校立即着手建立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基层组织，这些工作都是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那时的团组织叫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由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得名的。
我记得大约在4月中旬，举办了一期入团积极分子学习班，我和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参加了。学校决定在“五四”青年节那一天正式成立团支部，并批准接受第一批青年团员。头一天，在学校的布告栏内，用大红纸贴出了喜报，公布了第一批吸收入团同学的名字，学校向他们表示了祝贺。但是其中没有我的名字，我一方面为那些入团的同学感到高兴，真诚地向他们表示了祝贺；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很难过，这对于倔强和凡事都要争第一的我来说，毕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对于未能入团这件事一直不能释怀，总觉得不公平。论学习我是班上拔尖的，论社会工作我也不比他人差。对于不批准我入团，我想了很久，但怎么也想不通。于是，我决定向负责青年团工作的王老师问个究竟。我问道：“王老师，我离团员的要求还有哪些差距，今后应朝什么方向努力？”她答道：“你学习成绩优秀，要求上进，工作积极，这是你的优点。但是你的缺点是个性太强、很自负、爱表现，只要你改正了这些缺点，团的大门是随时向你敞开的。”听了王老师对我的评价以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于她指出我的那些缺点并不以为然。我以辩解的口吻问道：“王老师，对于你指出的缺点我想不通，希望你给解释一下，它们为什么是缺点呢？它们的危害性又是什么呢？”王老师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她只是说：“你想不通，那就继续想吧！”
自那以后，我就背上了这些缺点的思想包袱，而且在从初中到高中的每学期的思想鉴定表上，都要填上这几条缺点。既然我从老师那里得不到答案，于是我就冥思苦想，我想呀，想呀，终了还是没有想通。我反问自己：“如果个性强是缺点，那么个性不强或没有个性不就成了优点了吗？如果自负是缺点，那么自悲或自责不就成了优点了吗？同样地，爱表现如果是缺点，那么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的无所作为不就成了优点了吗？”越是作这样的正反两方面对比，我越是想不通，并暗下决心：我希望加入青年团，但我不能为入团而承认自己不认为是缺点的东西，也不应当违心地改变自我。
学校青年团成立以后，为了宣传青年团的知识，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教育，开始举办名为“青年团”的墙报，每半个月一期。这件事既刺激了我们又启发了我们，青年团员的确起了带头作用，面对这种状况，我该怎么办呢？在一种不服输的思想支配下，我心想：我何不也发起创办一个墙报呢？这样既可以展现我们的才华，并且还可以证明我们并不比那些团员差，甚至比他们还要做得好一些。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班同学姜少卿和刘汉民，他俩也未被批准入团，心里也有不服气的思想，所以我们一拍即合。
要办一个墙报，需要给它起个名称，选定一个刊头。姜少卿说：“刊名就叫‘三人行’，表明是我们三人发起办的，同时又蕴寓了孔子的思想。”刘汉民建议道：“刊头就用‘工农兵’的宣传画，这也包含了三个人的意思。”我们同意了这些方案，并根据我们各自的长处作了分工：我负责写稿和组稿，刘汉民负责画刊头和漫画，姜少卿负责抄写。经过秘密而又紧张的策划，我们的《三人行》第一期墙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与全校的同学们见面了。
果然不出所料，《三人行》墙报出刊以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使得《青年团》有些黯然失色。同学们普遍为我们叫好，引来了不少同学投稿，有诗歌、漫画和学习经验介绍。我们还受到了部分老师的称赞，说我们有才华，他们也给我们提出了指导意见。可是，校方的反应却是出奇的冷淡，似乎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我们预感到可能会招惹麻烦。
同样地不出所料，五六天以后，校长、团总支书记和班主任一起找我们三个人谈话，气氛严肃而紧张。校长首先指出：“你们出刊《三人行》是什么意思？问题性质很严重，这是一种思想新动向，是不满情绪的流露，是另搞一套，是与《青年团》对着干，必须立即停办！”我辩解道：“我们墙报的内容并没有问题，我们只是通过文章、漫画来宣传学习，介绍时事政策，这对锻炼我们的能力也有好处。”团总支书记说：“那也不行，你们要支持办好《青年团》，你们也可以向它投稿嘛！”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是沉默不语，而仅仅只办了一期的《三人行》也从此沉默了。
我们庆幸的是，学校仅仅给我们定性为“思想新动向”，而没有上纲到“阶级斗争新动向”。如果这事发生在1957年或1966年，我们不是被打成右派，便是被定为“三家村”黑帮而受到批判了。
在枣阳县中学习期间，是我的个性全面形成的重要时期，我要认识我自己，保持我自己。当然，为此我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至少在以后多次发展青年团员时，都与我无缘。
第一章 塑造灵魂的故土“假文凭”进高中
我在枣阳县中是春季始业的，初中毕业时间是1950年冬，但那时的高中都是秋季始业的。也就是说，如果我要考高中的话，要么初中毕业后在家呆一个学期，于1951年秋报考，这样我就要吃一个学期的亏；要么我就提前一个学期，于1950年秋报考，但那时没有提前毕业报考的规定，真是有点为难。
按照我的性格，我是希望提前跳考的，乐于做超前的尝试，更何况我的启蒙教育晚了一些，一心想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但是，跳考的困难还不在于少学了一个学期的初中课程，而真正的拦路虎是合格的初中毕业文凭，没有它根本就不可能越过报名关。
在这一筹莫展之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使得我跳考高中的希望有了可能。听说，高我一届的一个枣阳老乡，他也是由初三上学期结业后考上襄阳高中的。于是，我直接找到他，说明我想提前考高中的意图，询问他如何解决初中毕业文凭的问题。他很干脆地说：“这事好办，你的毕业文凭就包在我身上了。”他向我索取了一张相片，大约十来天以后，他交给我一张崭新的、正规的初中毕业文凭，署名单位是河南省南阳中学，在相片上盖了钢印，也有校长的签章，可惜我已记不清他的名字了。事后很久，那位同乡告诉了我个中的秘密：原来南阳解放时，南阳中学的校长和部分教师随国民党逃窜了，管教务的是一位枣阳籍先生，他趁机把石印的空白毕业文凭、学校钢印和校长的私章都带回了家，我们的初中毕业文凭就是由这位先生出具的。从性质上说，无疑这是一次违法的作弊行为，虽然它满足了我跳考的欲望，但是每当我回忆这桩事时，内心总有一种羞愧之感。并且，在以后入团和入党时，我都向组织上老实作了交代。
我凭着这张伪造的假文凭到襄阳高中报了名，参加了规定的入学考试。襄阳高中的前身是湖北省第五高中，是湖北省重点高中之一，面向鄂西北十几个县招生，所以竞争是激烈的。我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参考的，再加上初三下学期的课程完全没有学习，所以考试的成绩不理想，虽然被录取了，但排名仅位于中等偏上一点。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十分高兴的，这不仅使我实现了学业上的“三级跳高”，而且是我以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襄阳高中位于古襄阳城的东北角的长门内，出了长门就是去樊城的渡口码头，是我回家和返校的必经之处。记得我第一次乘木划子过江时，它时而倾斜欲翻，时而好似浪遏飞舟，真有点胆战心惊。后来过的次数多了，慢慢地也就习以为常了。校园离街区还有一段较长的距离，背靠城墙，三面均被大片的菜园子包围着，颇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是读书的理想地方。每当曦微启或夕阳西下的时候，我总是喜欢独自来到城墙上，或背诵课文，或默记俄文生字，使我感到微风拂人面、知识润心田的无穷乐趣。
襄阳高中果然名不虚传，是我自受启蒙教育以来，所遇到的最好的一所中学。任课教师大多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如俄文教师王文轩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生物老师王寿刚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物理课老师刘叔远和政治课教师兼班主任邓菊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语文老师罗大同和数学老师宋启善是中华大学毕业的。我很庆幸能遇上这一批名师，在他们“润物细无声”地教诲与管理之下，我奠定了良好的思想素质、文化基础，这是我日后继续学习和提高所必不可少的。
1951年冬天，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降落到我们家——辛劳一生的父亲突然去世。
一个风雪交加的冬日，堂兄顶风踏雪步行120里到学校把这不幸的噩耗告诉我。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我大哭了起来，老师和同学都安慰我，才使我情绪慢慢地安定了下来。是夜，堂兄与我合铺将就了一晚，次日一大早，我们就上路赶回家里奔丧。
家里一片凄惨的景象，母亲卧床不起，已几日粒米未进，亲戚们都在张罗安葬事宜。父亲的遗体尚未入殓，我径直来到父亲的遗体前，扑通一下子跪下，放声大哭起来。二哥见我哭得太伤心，他劝道：“你不能再哭了，要不然妈会更伤心。
”于是，我来到母亲床前，她又哭了一阵子，告诉我：“你爹死前啥征兆也没有，先一天晚上睡觉时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叫他不答应，一瞧他已咽气了。这是修行啊，他走得安详，我也盼这一天。”父亲的死因虽没有结论，但估计是心脑血管疾病突发而猝死。父亲终年59岁。
安葬父亲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