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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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外界只知道恢复了高考，77级新生推迟到春季入学。究竟是什么原因？人们并不知道围绕着推倒“十六字”方针所发生的这个动人故事。实践证明，恢复统一高考是正确的，特别是在77、78级学生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长期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在推倒“十六字”方针之前，上大学他们是没有份的，是高考给了他们平等的权力，给了他们学习机会。他们果然不负众望，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他们当中有不少是我忘年之交的朋友，我总是开玩笑地对他们说：“你们是知青的末班车，但却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头班车，是不幸之中的幸运儿。你们是从岩石缝里蹦出来的一代人才，所以生命力特别强！”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北戴河十年来的第一批客人（1）

　　　　科教座谈会的精神传达后，无论是教育部内或是全国教育战线上，形势确实大好，教育界广大群众要求加快拨乱反正步伐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教育部党组于8月6日至8日，召开党组会议，研究如何贯彻科教座谈会会议精神，如何深入广泛开展教育路线上的拨乱反正。　　　　
　　　　作为高教司的负责人，我敏锐地预感到，统一高考的恢复，学生的素质将会大大提高，现在面向工农兵大学生的一套做法肯定不能使用了。怎么办呢？现在各大学都在观望，希望教育部拿出意见来。是呀，兵马未动（大学生尚未进校），粮草先行（教学准备工作），我们必须立即行动，尽快召开一次教学工作座谈会，制定有关教学工作的规定。会议怎么开法？如果会议规模太大，不仅会务工作来不及，而且人数太多，认识难于统一，有可能开成一个“马拉松”式的会议。于是，我想采用“解剖麻雀”的办法，召开一个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座谈会，这类学校既有代表性又是教学改革中的难点。如果会议开好了，那么其精神不仅工科院校可以效仿，而且地方大学也可以采用，这样就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推动整个高等学校教学领域里的治理整顿，使其迅速地走上正轨。　　　　
　　　　在8月9日的党组会议上，我把上述想法作了汇报，并建议立即召开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包括两所师范大学）教学座谈会，党组同意了我的建议，并立即报国务院审批。我要求派一位副部长来领导会议，我协助他做具体工作，但党组没有同意，并作出决定：全权委托我领导和主持这个会议。我又建议，与这个座谈会召开的同时，采取套会的办法，召开一个小型的“外国教育研究”座谈会。由于“四人帮”的破坏，长期闭关自守，对外国教育完全不了解，现在治理整顿，有必要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办大学的经验。党组认为建议很好，也同意套开这个小型会议。　　　　
　　　　10日上午，国务院批复同意召开“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教学座谈会”，会议地点定在北戴河，全部会务工作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承办。我很欣慰，这真是特事特办啦，会议虽小，规格却很高，意义非同寻常，一定要把会议开好！　　　　
　　　　当天晚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刘处长率领医务人员、炊事人员、服务人员以及高教司的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20多人，乘一辆大交通车，星夜赶到位于北戴河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　　　　
　　　　这个招待所位于北戴河风景区的中段偏东一点，离海边500米左右。它的左右两侧是有关部委的招待所和疗养院。北戴河风景区地处河北省秦皇岛市，东起鸽子窝，西到北戴河口，南临渤海，北依莲蓬山。境内林木茂密，鲜花盛开，海水湛蓝，气候宜人，是著名的避暑盛地。　　　　
　　　　但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里被作为养尊处优的修正主义的温床而查封，整整十年了，这里竟没有一个人来住过。我们是启封者，是十年来的第一批客人。我们到达时，已是深更半夜，是夜，大家将就住了一宿。是海潮声把我们惊醒的，当太阳还未从海面上升起的时候，我们早早地起来了。由于兴奋，大家都没有睡好，这一点从他们的惺忪睡眼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但是，面对年久失修的招待所，我们不得不自己动手，打扫尘埃，清理杂乱堆积的家具，洗刷厨具，牵挂窗帘……经过一天的忙碌，一切准备就绪了，这个招待所又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　　　　
　　　　从11日晚到12日，是与会代表报到时间。按照通知要求，参加综合大学教学座谈会的有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每校代表2人，其中学校负责人1人，教务处负责人1人，共计26人。参加外国教育研究座谈会的4所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以研究苏东欧教育见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侧重于欧美国家教育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室和河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室，他们重点研究日本教育。这4所学校每校代表2人，共8人。另外还有两名记者参加，他们是新华社的杨广惠和《人民日报》的庄永龄，加上教育部的4个工作人员，总共40个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型座谈会，堪为召开解决实际问题的高效会议带了一个好头。　　　　
　　　　会议于12日正式开始。首先，作为会议的主持者，我传达了8月2日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会议的精神，讲了这次会议的目的要求和开法。我说：“会议的目的是在全面、正确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批判‘四人帮’及其一伙对高等教育的破坏，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划清是非界线，制订出适合于恢复高考以后的教学大纲。会议分为两段，采用虚实结合，所谓虚，就是学习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对教育的若干讲话，统一思想认识；所谓实，就是实事求是地订出实用的、符合教育规律的教学大纲。为了开好会议，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创新。过去开会，总是找领导要精神，要上面拿文件，这次会议我们要打破这个框框，精神靠大家讨论提出，文件由与会代表来起草。因此，每位代表既是参加者也是主持者，既是客人也是主人，我只是作为召集人，起组织联络作用。最后，会议的成果是要形成一份对今后教学工作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的《会议纪要》，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直至满意为止。”　　　　
　　　　在务虚阶级，看似轻松，但实际上思想上的斗争是很激烈的。这次会议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一年多以前召开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极左的口号还未被否定。“四人帮”被粉碎还不到一年，刚刚从思想禁锢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讨论毛泽东关于教育讲话这一敏感问题时，不免心有余悸。特别是想到“文革”中因背毛泽东语录掉字或写错字或不慎涂写了毛泽东的面像或不慎打碎了毛泽东的像章因而受批斗时，不免胆战心惊。　　　　
　　　　但是，不知怎的，这次会议的代表真有点“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也许是真正地破除了迷信思想，或教育工作者的良知要求他们必须说真话。我心想：这正是小型会议的好处，也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通过讨论，代表们一致认为：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的思想的体系，领会其精神实质，任何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毛泽东的著作断章取义，摘其只言片语，都是错误的。特别是把毛泽东的话称做“最高指示”，鼓吹“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等，其本身就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是林彪一伙为其篡党夺权服务的。大家还认识到，毛泽东虽然知识渊博，但他不可能通晓百科。　　　　
　　　　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其特殊规律，如果毛泽东的讲话不符合教育规则，那也不能执行，应当服从真理。　　　　
　　　　由于从总体上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了科学态度，所以在讨论毛泽东关于教育的讲话时，就很容易统一认识，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例如，关于教育方针，“学制要缩短”，“以阶段斗争为主课”，“以社会为工厂”，教学内容上“一分歪曲九分无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和“五七”指示，等等。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些问题上打破禁区，那么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我国的高等教育依然只能在左倾路线下苦熬。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北戴河十年来的第一批客人（2）

　　　　会议是紧张的，但是会外是愉快的，代表们不仅可以欣赏到北戴河秀丽的风光，而且一早一晚可以到浴场游泳、冲浪。一部分代表兴奋地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海边不下海，也是终生的遗憾。”是呀，对于没有或很少见到大海的人来说，一定要尽情地享受一番，领略大海的浩瀚。每当夜晚，也有的代表三三两两沿着海边散步。海风拂面吹来，沁人心脾，使人心旷神怡。特别是月明星稀的夜晚，在海边的沙滩上，闪烁着万点荧光，使人眼花缭乱。开始我们这些内地人不知那是何物，是萤火虫？抑或是发光的矿石？后来，我们才从当地渔民那里知道，那是渗进到细沙粒中的幼小的海蛰，是随潮而来，在退潮时留下来的。　　　　
　　　　在务实阶段，最主要的是起草一份为大家认同的、对今后教学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纪要。为此，首先要确定起草《纪要》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内容，然后我把代表分成3个小组，每个小组拟订一份《纪要》，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取其各组之长，最后由总执笔人综合为一份《纪要》。应当指出，总执笔人是很重要的，他不仅是起汇集的作用，而且要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能够从教育理论上阐明实际问题，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很幸运的是，在出席会议的代表中，就有这样一位教育家，他就是潘懋元教授，时任厦门大学教务处处长，后来升为厦门大学副校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撰写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上、下册），是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导师。潘懋元作为一位内行，不仅在会上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而且对《会议纪要》的最后修订也作出了贡献。同时，出席外国教育研究会议的代表，向会议介绍了国外一些著名的大学的教育管理，为开好会议和写好《会议纪要》，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最后拟订的《会议纪要》在以下的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或有所创新：　　　　
　　　　指导思想：虽写上了要以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为指导，但强调了必须全面、准确理解它的精神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篡改。此外，还明确地加上了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　　　　
　　　　培养目标：放弃了长期引用毛泽东的“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的提法，明确提出“我国大学应当培养科学研究人才、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文化科学技术应用人才”。当然，在表述时也强调了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　　　　
　　　　教学制度：一般说，教学制度主要是指学制。《会议纪要》正式否定了三年学制，恢复大学本科四年制，三年制属于专科。个别学校因特殊需要，经申请批准，可采用5年或6年学制；　　　　
　　　　教学体系：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必须遵循“三基四性”（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严密性）和“三段式”（即基础课、专业基础、专业课）的原则，逐步扩大基础课的比例，从专门人才化教育向“通才教育”过渡；　　　　
　　　　“三结合”的体制：建立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新体制，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试点，逐步摸索经验，在试行中要贯彻“一主、二辅、三结合”的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中必须贯彻这一原则，但是对“实际”不能作狭义的理解，“实际”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生产、科学实验、社会生活等。就教育而言，科学实验是其主要形式，应当加强实验室的建设。典型产品可以作为联系实际进行教学的个别案例，但不能代替系统的教学；　　　　
　　　　“五七”指示：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是针对部队教育讲的，机械地搬到大学是行不通的。鉴于我国大学生没有实行义务兵役制，大学生在读期间，用一定时间参加军训是必要的，但四年内不能超过一个月；　　　　
　　　　教材：教材严重滞后教学要求，要采取自编、修订和引用外国教材多种办法以应急需；　　　　
　　　　教学时间：每年教学时间应不少于40周，每周应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教学，其他活动不得冲击，必须保持教学计划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