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红墙童话-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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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蛐！ 〉笔绷跎倨娣蚋镜墓ぷ剩釉谝黄鹱芄灿�500多元。但家里人多，各项开支多，把必要的花销一刨除，手头不能不说是有点儿紧。 他们夫妇每月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150元，给保育员的工资40元，每月的房租、水电等费用起先是40多元。再除掉孩子们的生活费，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的零用钱，就所剩无几了。可刘少奇还要用之接济帮助有困难的亲朋好友。 关于房租和水电费，中间也有一段故事： 1960年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重新规定了干部住房收费标准。刘少奇怕管理部门有顾虑进行照顾，就让身边工作人员如实地丈量了一遍自家的面积，核对水电费数字。 重新测算后，刘家每个月要付60余元的房租水电费，比原先多了20元左右。但刘少奇表态说：“已经定了工资制度，就要彻底执行，高级干部要带好头，不能再享受供给制了。” 因为刘少奇和何葆珍的孩子，不是已经工作，就是在苏联留学，所以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孩子里，王光美照拂得最尽心的，是刘少奇和王前生的女儿涛涛。好衣服给她穿，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自然在她身上的花销稍多些。虽然中南海里绝大多数干部家，都是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就要打补丁了。 对此，平平曾感到委屈：“我是最倒霉的了，上有姐姐哥哥，下有弟弟妹妹。姐姐想要什么，妈妈马上就给；妹妹小，妈妈也宠着。只有我夹在中间，要什么都不给。” 这一点，连刘少奇大秘书吴振英的儿子吴陕立都看出来了：“刘家真正的公主是刘涛，穿得最漂亮了，像是那个时候的‘戴安娜’。” 王光美亲生的四个孩子，刘源是惟一的男孩，但他在生活上没有丝毫的特殊。他用的铁皮铅笔盒，也是姐姐传给他的，后来连盖都盖不上了，就用一根橡皮筋勒着，继续使用。 60年代初，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华访问，在和刘少奇会面时，王后提出想见一见他家的孩子们。当时中央有个精神，让夫人和孩子们配合着做一点外交工作，刘少奇很爽快地答应了。 听闻此讯，老外婆发愁了，她觉得孩子们的衣服，登大雅之堂稍显逊色。特别是亭亭，所有的裤子都有补丁。最好的一条灯芯绒裤子，膝盖上还划了个三角口子。长辈们甚至想过到北京市去借几套搞外交仪式时献花儿童的服装。最后还是将就了，巧手的阿姨给三角口子上缀了一朵小花，掩盖了破绽。
第八部分 刘少奇住得最久的寓所第52节 刘少奇不要补助
堂堂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后来的国家主席，家庭财政居然如此拮据，在今天的人看来，都觉得不可想象。刘家的孩子，对此最初也只是表面的感受；是在许多年之后，他们才从父母身边的人员嘴里，听说了如下的故事： 那是1960年的春天，一位警卫员领回少奇同志的工资后，就和大家议论起少奇同志的生活问题，“别看他是国家主席，生活也够紧张的，他们两口子的工资加起来尽管有500多元，可是扣除房租、水电和保育员的工资后，剩余部分既要支出8口人（应该是9口，笔者注）的全部生活费，5个孩子的学杂费，还要支援亲友，少奇同志抽烟喝茶每月要花几十元，即便是精打细算，也难以分配。” 另一位卫士说：“所以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处处要求节俭。” “连孩子们夏天喝点饮料也抠得很紧。有个孩子早就想买辆自行车，但光美说买不起。”保育员最清楚这些。 “最为难的是我这个厨师，逢年过节稍一改善，就说超标准了，这样下去首长的身体会受到影响的，我们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郝苗的话是很有分量的。 另一位同志有点不平地说：“应该给少奇同志夜餐费，我们不是都有嘛！少奇同志平时出差从来未拿过出差补助，这也是不合理的嘛，按规定该有的也应该给人家嘛！” 卫士长插话说：“你们说的这些过去都提过，可首长和光美同志不同意要。” 这时有人提议：“像这些的生活小事，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看就以夜餐费的名义给他们补助点吧。”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而且不要向他们汇报了。后来经与警卫局主管少奇同志行政工作的副局长商量，决定每月补助他们30元，每人每天补助5角。补助就这样开始了。 1962年夏季的一天，警卫局的一位领导对毛主席说，中央几位领导也应该有夜餐费，但他们都不要。现在有的领导同志生活比较困难，准备予以补助。毛主席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嘛，总司令和少奇同志、陈云同志，靠他们生活的小孩多，应该补助，我就不需要嘛。” 后来，毛主席出于对生活困难的同志的关心又在一次小会上提到这件事。 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就问光美同志：“是不是给过我们什么生活补助？”“我不知道。”光美同志惊讶地答道。“你去查一查看。”少奇同志又补充了一句。 光美同志立即来到卫士组问大家，卫士们以为别人已经告诉她了，瞒也瞒不住了，便照实说：“根据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到夜里12点就应该给夜餐费的规定，我们认为也应该发给你们两个人夜餐费，这样就……”卫士还想讲些理由，但光美同志已经清楚了，“别说了，总而言之是补助了。”她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马上把我和卫士长叫去，严肃地批评说：“我的生活问题，为什么瞒着我，这些事过去我曾多次说过，通宵工作，是我的习惯，一个人每天就吃三顿饭嘛，白天工作、夜间工作，横竖就是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你们可以要，我不要。比我困难的人还很多，为什么对我额外补助？”我感到了他的气愤不平。 停了一会儿，他又追问：“这是谁的主意？”我说这是开会大家一致同意的。 少奇同志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他提高嗓门又说：“开会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为什么不报告我？我的生活问题，应该让我知道。我有自己的工资，不能再要国家补助。请你们从补助的那天起到今天为止，算一算共补了我们多少钱，我要退赔，要把每次退赔的收据给我。” 光美同志也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赔。以后凡是关系到我们的事，不要瞒着我们。开始少奇同志以为我在瞒着他，你们是好心，可却帮了个倒忙。” 我们算了一下，共补助了两年10个月，每月30元，共计1020元。从当月开始每月扣30元，还得扣两年10个月。这样一来，每月从补助30元，到倒扣30元，等于每个月的生活费降低了60元。
第八部分 刘少奇住得最久的寓所第53节 “成长进度表”
虽然，在生活上，刘少奇给孩子降低了水准；但在其他方面，刘少奇不仅要求甚严，而且有细致具体的指标。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毅力和体质，刘少奇为子女们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成长进度表”：9岁学会游泳，10岁学会骑自行车，11岁要会自己洗衣服，13岁能够生活自理，15岁独自出门。 并不是定完就完了，定完是要严格落实的。“我们都依照这个进度表实施，我自己是每项指标都略有提前。游泳是在8岁学会的，也是在八九岁之间，学会了骑自行车。除了拆洗被褥外，我10岁以后就没让别人洗过衣服。”刘源说。 在严格要求自己方面，孩子们从对父亲言行的观察上感受良多。 1956年以前，在甲楼一层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别的房间连这样的东西都没有，物以稀为贵，刘少奇的几个孩子，也经常到这个办公室来收听广播节目。 为了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就与改装这台收音机的总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总参那边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送来了三台由他们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结果秘书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留下了一台，送给卫士一台，还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 有一天，刘少奇到孩子们房间里，发现了这台收音机，觉得奇怪：“这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回答说是楼下的秘书拿来的。 刘少奇从孩子房间出来，就把那位秘书叫去，问明了情况后，他面色严肃地说：“你们怎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要来的这些东西，通通退回去。”于是，孩子们房间里的那台收音机又消失了。 父母亲对孩子们学业、政治进步、人格成长的关心，还反映在对孩子们主课以外的多方面兴趣爱好，如体魄的强健，审美情趣的积淀等，都给予关注和支持。 从那个时候起，乒乓球就是中国的国球了。大人孩子，都喜欢打乒乓球，并以乒乓球打得好为荣。要想打得好，就得苦练。一次，李树槐的女儿李延梅到西楼会议室这边玩。会议室里有个乒乓球案子，刘源见有了对手，两人打得昏天黑地。 直到过了午夜，王光美还不见刘源回家，有些着急了，因为刘源平常一直是个挺守规矩的孩子。于是，惊动了警卫人员，四处去找。最后在西楼会议室里，找到了两个汗流浃背、仍酣战不止的孩子。 作为母亲，孩子午夜不归，让她焦急不安；还影响了那么多人的休息，她心里是挺生气的，但看到孩子并没有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是在打乒乓球强身健体，就没有太多地指责孩子。 也许是受毛泽东的影响，中南海里的许多首长和干部都对练书法雅兴匪浅，稍有闲暇，就在废旧报纸上练开了。刘源不知从何时起，对中国的水墨画产生了兴趣，家长练大字时，他也拿着毛笔在旧报纸上划拉。 王光美首先注意到了儿子的兴趣苗头。一次，中南海门诊部主任郑学文因医疗保健方面的事到甲楼，偶然间发现刘源对画画的兴趣。巧的是郑学文的丈夫，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校长、著名的美术教育家丁井文。当她和王光美攀谈起此事时，遂提议帮助刘源找名师点拨一下。 在丁井文的带领下，刘源一一拜谒了李苦禅、李可染、叶浅予等中国画界的泰山北斗，观摩他们的造化妙笔，聆听大师的开蒙之言。每次登门拜师，丁井文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刘源骑着小轱辘的自行车跟在后面。经丁井文建议，刘源拜声望德行俱佳、又年富力强、和丁井文交谊最厚的黄胄为师。 就这样，刘源投在黄胄门下学习中国画。听说刘源拜到了名师，中南海里另几位有同好的孩子，也和他一起学艺，也跟着丁井文遍访画界大师，到中央美院和美院附中观摩学生绘画。这些孩子中有朱德的孙子朱援朝、朱和平等，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还都在丁井文当校长的中央美院附中，受过正经的科班教育。 名师出高徒，几个孩子经黄胄指点，以及到中央美院和美院附中那浓厚的习画氛围熏陶后，画技都有提高。刘源在11岁那年，参加巴黎国际儿童画展，竟拿了个金奖，还在其他比赛中得过两次三等奖。 中共中央在庐山第二次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刘源也跟着父亲上了山。在山上，他画了幅画送给毛泽东，随手把自己的名字写成了元元。毛泽东看了署名，半诙谐半认真地说：“这个名字不好，不要圆，要有棱角嘛！”刘源赶忙解释：“不是那个圆滑的圆，是源泉的源。”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源泉的源么，那挺好！”
第八部分 刘少奇住得最久的寓所第54节 刘少奇偏爱“真”字
庐山和毛泽东的对话，使刘源开始琢磨起自己的名字，渐渐感到不太满意了。中南海的孩子，都叫他源源。他觉得这是小孩子的名字，将来长大了，人家还“源源”“源源”地叫，多难为情。 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父母提出改名的请求。父亲被说动了，真的思考了一番，随后和刘源做了一番交谈。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讲，这番话的内容似乎有点过于严肃和深奥了。 刘少奇说：世间的事物是复杂的，遇事不应简单视之，要加以鉴别，求是求真；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要人云亦云，要勇于坚持真理。母亲王光美谈话时也在场，她记录下刘少奇的话，从“求真”、“坚真”、“持真”几个意思中，联想到“鉴真”一词，并准备以此做儿子的名字。 然而没过太久，在首都的文化、宗教界举行了一次纪念鉴真和尚的活动。活动提醒了王光美，“鉴真”与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和尚同名，她又觉得儿子的名字这样改不太合适。改名之事被搁置了下来，但父亲那谆谆教诲，却烙在刘源的心里。 通过起名字对孩子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