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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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通过户口制度像编席织麻一样编织起来，整齐划一地进行登记。
但是也有人认为，秦朝的户籍制度，实际上应从秦孝公就开始了，战国
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也是清查户口、按户分田地，
每户一百亩。商鞅变法的户口编制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生了小孩要
登记，死亡人口要除名，官吏要经常检验户口，凡是在册人户，都得向国家
缴纳赋税，充服兵役，维护地方治安，检举捉拿“奸人”。
谈到户口的整顿、编审，有人认为，春秋时齐桓公任用管仲对全国进行
严格的行政区和户口登记，控制了人口，增强了国力，这就比商鞅变法还早
了几十年。当时的齐国京城里分为21 乡，工占6 乡，士占15 乡；京师外，
分为五属，属下设县，县下设乡，乡下设卒，卒下设邑，邑下是家。政府要
求多家多户“行同和”，“死同哀”。
春秋以前有没有户口制度？唐太宗李世民曾向大臣卢承庆提出过这个问
题，卢承庆回答说，夏商周就有了户口编审，并且还谈了从夏商周到隋朝户
口变化的情况。
夏商有无户口编审，至今尚无史料可以佐证，但是周代是确实编审了户
口的。《周礼》中有这样的记载“听闾里以版图”、“凡在版者”。闾里即
乡里，版图即户口册，后来才用以代指一国的疆域。西周是奴隶社会晚期，
有的奴隶可以结婚生子，成家的奴隶称“臣”，以“家”计算，史书有奴隶
主买卖和赏人“臣五家”、“臣十家”乃至“臣一百家”、“臣二百家”。
历代王朝对户口十分重视，中央政府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对全国的户籍进
行管理，周朝始置“司徒”官位，其职掌为治理民事，掌握户口，官司籍田、
征发徒役和收敛财赋。春秋时沿置。秦代及汉初有“治粟内史”，其职掌与
周朝时“司徒”类似。三国时专设户部，魏晋南北朝时为度支部，后周、隋
朝称为民部，唐朝因为要避讳李世民的“民”字，将民部改为户部。户部是
中央官僚机构六部之一，长官为“尚书”，其副手为“侍郎”。实权很大，
掌土地、户口、农垦、钞币、租税、漕运、救荒、官俸、兵饷等。此后各代
沿置，一直到清朝末年才又改为度支部。
户部向全国征粮、征兵的根据是户口簿，户口簿还是维持地方治安的图
册。秦末刘邦起兵攻入秦都咸阳，萧何首先到秦朝中央保存档案图书的地方
抓到了户口册和天下地理册，从而为刘邦掌握了粮源和兵源、以及天下各处
关隘要塞的情况，为战胜项羽，统一天下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在历朝的户口簿上，一家称户，家中人口称丁。隋文帝诏令：3 岁以下
为“黄”，10 岁以下为“小”，17 岁以下为“中”，18 岁以上方才为“丁”，
而60 岁以上为“老”，“丁”得向国家负担各种差役、兵役，60 岁以上的
老人便可免除。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封建王朝穷兵黩武，加紧搜括，常常把
“丁”的年龄定小，“老”的年龄推后。古代还习惯以户主的职业称呼其户，
例如“织衣”、“灶户”、“花户”、“军户”，歌女乐师称“乐户”，长
期居住船上漂泊江河湖海的人称“疍户”，讨饭为生的人为“丐户”。
史学界认为，古代最完善的户口簿要数明朝的“黄册”。明朝编审天下
户口，国家的户口册用黄色纸（绸、布）作封面，故名“黄册”。上面登记
着全国各省、府、县每家每户的人口数、性别、年龄、婚姻、田宅、资产等
情况。按十户为一甲。若干户为一里进行“里甲”编制，向国家交纳赋税和
充服各种役差。而对户口编制最为严密的是中国最末一代王朝——清朝，地
方上一律实行保甲制，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每户都要挂
“一家牌”，上面写着家长姓名、职业、丁男数目。每十家要挂“十家牌”，
上面写着十家户主姓名、人口情况和大家共同守法的公约，牌上还写着“一
家犯法，十家连坐”八个大字。
应该指出的是，封建王朝通过户籍固然对国家的严密管理起了一定的积
极作用，但是一些严格的制度把人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这种强制统治，也
是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闭塞、落后、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
（蒋建平）
科举制度是何时创立的？
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1000 多年。直至清末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八月，光绪皇帝下谕：“著即自丙午科（1906 年）为始，所有乡
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才最终被废除。科举制
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真可谓深远。然而，关于科举制度创立的时间，却
一直有不同说法。
进士科的创置是科举制度创立的主要标志。因此进士科设置的时间，历
来是史家注意的重点。在历史上，对于进士科设置的时间，早就有创设于隋
和创设于唐两种不同意见。主张创设于隋朝的，从目前所见到的史料来看，
最早的可能是薛登。据《旧唐书·薛登传》，他在唐武则天天授中（690—692
年）任左补阙时，鉴于当时“选举颇滥”，上疏要求改革。在疏文中他说道：
“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
赴速邀时，辑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在薛登
此疏之后70 余年，唐代宗宝应二年（763 年），礼部侍郎杨绾在上疏中又说：
“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新唐书·选举志》），“汤帝始置进士之科，
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杨绾传》）在这之后的杜佑以及五代时的
王定保也都认为进士科创设于隋朝：“炀帝始建进士科”（《通典》卷十四，
《选举二》），“进士始于隋大业中”（《唐摭言》卷一）。值得一提的是
南宋朱熹，他不仅肯定进士科创设于隋朝，而且还十分明确地指出，炀帝大
业二年（606 年），始建进土科（《通鉴纲目》卷三六）。今查《隋书》、
《资治通鉴》等史书，大业二年未见有设置进士科的记载，不知朱熹依据什
么？
主张进士科创设于唐朝的，历史上也不乏其人。如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
说：“李唐御统，艰阙制度，立进士之科，正名也；行辞赋之选，从时也。”
（夏竦《文庄集》卷二十）唐宣宗时右补阙裴庭裕也说：“大中十年，郑颢
知举后，宣宗索《科名记》，颢表曰：自武德已后，便有进士诸科。”（《涌
幢小品》卷七）
关于上述两说在历史上的情况，邓嗣禹在1934 年写的《中国科举制度起
源考》一文中作了这样的概括：“唐宋而后，主隋者渐众；而在唐时，尚二
说纷陈，莫衷一是。”（《史学年报》第2 卷第1 期）
解放以后，学者们对科举制度创立的时间，继续进行研究和探讨，提出
了各种不同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种看法认为进士科创设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具体的又有各种不同意
见，张晋藩、邱远猷认为，“到隋场帝时，开始设立进士科，用考试方法来
选进士。”（《科举制度史话》）毛礼锐等则认为进士科创置于隋炀帝大业
二年。他们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中说：“隋炀帝大业二年始置进士科，这
便是科举制度创立的开始。”顾树森用更肯定的语言表达了这种意见。他写
道：“到了隋炀帝大业二年，始正式设置‘进士科’，实行以试策取士，虽
然正史《炀帝本纪》与《资治通鉴》俱不载此说，但‘通鉴纲目’中则具有
此目。证诸其他各方记载，可以断定此种设置是确凿无疑的。”（《中国历
代教育制度》）范文澜持另外一种意见。他认为进士科开始于大业三年。他
说：“607 年，隋场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土科。
隋炀帝本人是个文学家，创立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是不足为奇的。这
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
3 编第1 册）
另一种看法认为进士科开始于隋文帝开皇十五或十六年（595 年）。韩
国磐在《关于科举制度创置的两点小考》一文中认为，《大唐新语》、《通
典》、《唐摭言》等书记载的材料，或言明经、进士两科都是炀帝时所改建，
或言进士科为炀帝所创建，“实际并非如此”。他根据《旧唐书》和《新唐
书》房玄龄本传都记载玄龄18 岁“举进士”，并参照房玄龄墓碑的记载，推
断“在开皇十五或十六年时，房玄龄被举为进士。因此，进士科必须是在开
皇十五或十六年时已经出现。”（《隋唐五代史论集》）
同上述两种认为进士科创设于隋朝的看法不同，何忠礼认为科举制度起
源于唐朝。他在1983 年第2 期《历史研究》上著文《科举制起源辨析》，提
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
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第二，举人及第或黜
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
期赴试。他指出，在隋朝这三个特点都没有形成。唐朝建立后具备了对选举
制度实行重大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唐高租武德五年（622 年）的诏书，
“正式开创了科举制的先河”。科举制度的三个特点逐渐形成。因此，他的
结论是：“从南北朝后期起，科举制已逐步萌芽，但三个特点基本具备，正
式形成制度，应该是在李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前后持续了一千
几百年的科举制度，它到底创立于何时，至今仍是一个尚待解开的谜。
（金林祥）
唐朝“神龙”年号是谁制定的？
公元705 年1 月22 日，唐都洛阳城的玄武门内人奔马突，刀光剑影，传
来阵阵喊杀声。大臣张柬之、崔立、桓彦范、袁恕己、敬晖等人，经过密
谋策划，率领部分羽林兵发动了宫廷政变。他们杀死武氏宠臣张易之、张昌
宗兄弟，拥立中宗李显复位，迫使统治了20 余年的武则天退出朝政，在唐朝
历史上，一年中出现两位君主，并非绝无仅有，但皇帝更替，而同年的年号
只有一个，却是这次事变后带来的一个少见的现象。由此也就产生了这样的
问题：这个联系两朝的神龙年号，究竟是谁制定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到当时的文献典籍中去寻找答案。现存的唐史
典籍中，资料最丰富、体例最完备、叙事最详尽，当推五代时刘昫等人编撰
的《旧唐书》和北宋时宋祁、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这两部唐书对
神龙年号的建制都有所记载，但令人困惑的是，两书的记载却截然不同。《旧
唐书》卷六载：“（武则天）神龙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即更换年
号）。。癸亥，麟台监张易之与弟司仆卿昌宗谋反，皇太子（李显）率左右
羽林军桓彦范、敬晖等，以羽林兵人禁中诛之。。甲辰，皇太子监国，总统
万机，大赦天下。”由此可见，《旧唐书》认为神龙年号是武则天所制定，
唐中宗李显继续沿用了它。《新唐书》卷四却摒弃上说，改记为：“（唐中
宗）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等以羽林兵讨乱。甲辰，皇太子监国，大赦，改
元。丙午，复于位。”按《新唐书》的意见，神龙年号是由唐中宗建立的，
它与武则天无缘。新、旧两部唐书，虽然成书年代有先有后，著书目的也互
有侧重，但所依的资料，各有根据；撰书之人，都是当时的名家；一旦书成，
又是尺短寸长，自有千秋，因此，对于两书的任何一种记载，都不能随意地
予以否定。那么，如何来分辨这个历史的是非曲直呢？
后来的一些史学研究者（如著作《新唐书纠缪》的北宋人吴缜）对新、
旧唐书各自记载上的错误，曾做过一些考订，但对神龙年号问题，则大都忽
略了。对这个问题引起足够重视、并且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应当首推为《资
治通鉴》作“注”的南宋人胡三省。他看到了新、旧唐书这个记载上的不同，
并没有简单地肯定其中的一说，而是运用“它证”的方法，从其它唐史材料
中去找根据。他发现《旧唐书》、《唐历》、《统记》、《纪年通谱》等书
的记载都是相同的，而《新唐书》则一帜独树，缺乏旁证，据此，他才判断
道：“新纪（《新唐书》本纪卷）误也。”
胡三省是一锤定音。因为他的论断言之有理，也因为唐史的不少原始材
料后来都佚落了，很难再作考订，所以以后许多学者，大都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