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7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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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具铜马俑的精妙之处，在其后蹄下踏一飞鸟，仅以“奔马”名之，
显然不足以表现其浪漫主义意境。因此有人将其称为“马踏飞燕”，以表明
奔马正在作凌空掠过燕背的飞驰。相传周穆王有八骏，其一名为“翻羽”，
意为马驰之快，超过了飞鸟的速度。这具铜马俑的造型，说明它是“翻羽”
之类的骏马。
然而有人认为，铜马俑所附飞鸟，从造型看不象是燕子，而是龙雀，因
此认为应该是“马踏龙雀”。但是，问题在于龙雀是风神，即飞廉。这种神
鸟，岂能是奔马所踏之物？虽然东汉张衡的《东京赋》中有“铜雀蟠婉，天
马半汉”之句，但这是称宫内龙雀、天马两件对应的铜制陈列品。因此，常
书鸿等认为这具铜马俑就是“天马”。《汉书·礼乐志》中《西极天马之歌》
曾记载，“天马”“ 浮云， 上驰”，意即足踩浮云，身可腾空飞驰。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天马歌》中，曾用“回头笑紫燕”来形容“天马奔”之
疾速。奔马踏着飞燕，不正是遨游空中的“天马”形象吗？再说汉代称产自
大宛的良种汗血马为“天马”，铜马俑出士于武威，可见铜马俑与产于西北
的良马有关。但是，最近有人提出，“天马”在汉代专指大宛杆血马及与此
有关的官内陈列品。东汉明帝为置飞廉（即铜制龙雀）、铜马（即铜制“天
马”）于洛阳，曾亲自出行到西安迎取（原二物存于西汉都城长安）。《汉
书·张骞李广利传》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甚至不惜下嫁宗
室女子，或令大军征战，才求得汗血马，是谓“天马”，为此作《西极天马
之歌》，为帝王祭天礼乐之一，以歌颂汉家天子的功德。因此，无论“天马”
是指真马还是铜马，都只是皇家威仪的象征，臣民不可能享用，武威东汉墓
主张姓将军怎能例外？因·此，有人又提出这具铜马俑是“马神——天驷”。
《尔雅·释天》云：“天驷，房也”。指的是天上二十八星宿之东方苍龙七
宿中的第四位星，名“房”，即“天驷”亦“马祖神”。秦汉以前人们都崇
“天驷”为“马神”（即后人俗称的“马王爷”）。自商周以来，征战之中
都少不了骏马，因而就产生了对马祖神的崇拜和祭祀。武威汉墓主人张姓将
军生前率骑戌边，供奉马神，死后殉葬其将军银印和铜制马神，以期庇佑他
在幽冥世界的尊荣，当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样解释，就墓主人的官秩身份和
率领骑兵、供奉马神的职业特征来说，都是合理的。“天驷”者犹言驷马行
空，以足踏飞鸟来说明“天驷”和象征其所处的空间位置。
然而，综述至此，这具汉代青铜的艺术珍品之历史真相仍未能完全揭示。
连提出最后一种意见的研究者也说：“故提出‘马神——天驷’之说，供大
家讨论。”（见《西北师院学报》1984 年第3 期有关文章）
（张劲）
马援所立的铜柱在哪里？
东汉时，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姐妹起兵反汉，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
马援率军平定了交趾，并在其地立铜柱，作为汉朝最南方的边界。历代文人
的诗赋中常提到这一历史古迹。庾信《哀江南赋》云：“东门则鞭石成桥，
南极则铸铜为柱。”宋之问《韶州诗》：“珠崖天外郡，铜柱海南标。”张
籍《送南客》：“夜市连铜柱，巢居独象州。”等等，都是指此事。然而铜
柱到底立在哪里，值得考察。
查《中国地名大辞典》，有“铜柱滩”条，其位置在四川省涪陵县东，
并引《太平寰宇记》云：“昔人于此维舟，见水底有铜柱，故名。相传马援
欲铸铜柱于此。”这里所记令人生疑，马援征交趾立铜柱，为何却在四川境
内？
《湘西土司纪略》第三章有《溪州铜柱记》一篇，记湖南溪州有铜柱，
位置在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古丈县附近。这是五代十国时楚国马希范
平定溪州少数民族首领彭士愁的叛乱之后设盟时立的铜柱。（见《新五代史·楚
世家》）。马希范自谓是汉马援的后代，于是有人认为马援立的铜柱在溪州。
《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唐天宝七年（公元748 年），唐玄宗命何履
光带兵平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复立马援铜柱，其位置在今云南省广南县东
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邻界处。后来也有人认为马援立的铜柱亦在此地。
《中国地名大辞典》“镇南关”条云：“关外三十里有坡垒驿，为汉马
援立铜柱处。”镇南关即今与越南交界处的友谊关。据此，铜柱当在越南境
内谅山附近。
《明史·广西土司列传》记载，明初洪武二十九年（1396 年），思明州
土官黄广成遣使人贡，言其辖地南有马援所立铜柱，元末动乱时，越南人兴
兵北犯，越过铜柱向北推进200 余里。洪武三十年，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者陈
诚、吕让到安南，让他们遵守铜柱所标之边界，归还侵占中国思明州的领土，
安南态度执顽，久议不决。考思明州，其治所在今广西宁明县境。铜柱的位
置大概在今友谊关以东、宁明以南地区，或者即是坡垒驿。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一引《岭表录》云，爱州军宁县境内有马援
所立的铜柱。唐代韦公干任爱州刺史，欲将铜柱锥碎熔炼，卖与商人。当地
居民认为铜柱是神物，不得毁坏，于是群起反对，并上诉于唐安南都护韩约。
韩约致书与韦公干加以制止。考唐代爱州即今越南清化，军宁在清化稍北，
铜柱的位置大抵在清化以北约北纬二十度处。
又据《新唐书·环王传》云，环王本为林邑国，“其南大浦有五铜柱，
山形若绮盖，西重岩，东涯海，汉马援所置也”。环王之南还有西屠夷国，
其地有一种马留人，相传马援征交趾时有愿意留下居住的10 户人，到隋朝末
年繁衍至300 余人，皆姓马。《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六引屈璆《道理记》亦
云林邑大浦口有马援所立的五铜柱。唐时，安南部护府的最南边界在罗伏州
之南，相当于今越南横山、班杜一线，即北纬18°处。《旧唐书·马总传》
还记载说，马总，唐元和年间为安南都护，“于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
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马总立的铜柱和马援立的铜
柱位置相同，如果它们都在环王国境内，那末其位置必在北纬18°以南地
区。
查《汉书·马援传》，马援“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部都羊等，自无功至
居风，斩获五千余人，娇南悉平。”此处李贤注引《广州记》云：“援到交
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而汉时最南极界在日南郡的最南边界，相当于
今越南的绥和弓山一线还要往南一些，即北纬12°至13°之间地区。《太平
寰宇记》卷一七一还详记了铜柱在日南郡以南的具体里程，云“日南郡又南
行四百余里至林邑国，又南行两千余里有西屠夷国，援至其国立二铜柱于象
林南界，与西屠夷分境，以纪汉德之盛”。这里所述里程是不准确的。因汉
日南郡治所在今越南广治，若按从日南郡南行两千余里计算、铜柱的位置恐
怕要在越南的最南端金瓯半岛上了。
总之，马援立的铜柱到底在哪里？是2 铜柱还是5 铜柱？都需进一步考
察。
（永宽）
石鼓制作于什么年代？
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10 个石鼓，是我国传世的珍贵文物，有“刻石之
祖”之称。刻在石鼓上的文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
唐朝初年，石鼓在天兴（今陕西宝鸡市）三畴原出土，共10 个，其形制
四围圆而见方，中间微侈，顶圆底稍尖削，上狭下大，直径1 尺余，高2 尺。
在鼓周分刻着10 首为一组的四言诗，内容是记述国君游猎的情况。因此，前
人也称其为“猎碣”。猎碣之名，始见于唐代窦《述书赋》窦蒙注。又因
石形似鼓，前人称刻在鼓石上的文字为“石鼓文”。石鼓文之名，始见于唐
代张怀瓘《书断》。
石鼓出土后，即散弃于野。五代战乱后散失，宋初又复聚。宋司马池移
到凤翔府学，亡其一鼓，后经宋向传师访求，才又配齐。宋徽宗时移置开封，
用金粉涂其文，以示贵重。金人破宋而北掠至燕京。抗战时期，在马衡的主
持下南迁，抗战胜利后始运回。石鼓因经历年久，又经若干次的搬移，数百
次的捶拓，今一鼓字已磨灭，其余九鼓之文亦多残缺。
10 个石鼓的字数，有人估计原约为600 余字，有人估计为700 余字唐韦
应物《石鼓歌》说：“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黑白分。”证明唐代已有
拓本行世，但今已不传。现存世最早的北宋拓本不满500 字。今石鼓仅存200
余字。石鼓传世的拓本很多，但真赝间杂，以明代安桂坡十鼓斋所藏的先锋
本、中权本、后劲本为最佳。
石鼓从唐初起，无论其文字、诗歌、书法都受到历代学者的推崇和珍视。
唐代张怀瓘的《书断》说：“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
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韩愈的《石鼓歌》说：“鸾
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苏
轼的《石鼓歌》说：“上迫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鷇勃。”康有为的《广
艺舟双揖》说：“如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历代学
者对石鼓的称颂，当不为过誉之辞。自唐迄今研究石鼓的论著浩繁，不下数
百十种，石鼓可谓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煊赫的刻石。
石鼓制作年代的考证，对我国考古、历史、文学、文字、书法等方面的
研究，关系颇为重要，自唐宋以来，考证学者众多，但聚讼不决。举要而言：
有周宣王说——唐张怀瓘（《书断》）、韩愈（《韩文公集》）、窦（《述
书赋》）；周成王说——宋董逌（《广川书跋》）、程大昌（《雍录》）；
东周时秦人说——宋郑樵（《石鼓音序》）、巩丰（《丹铅录》引）；汉代
说——清武亿（《授堂文集》）；西魏说——金马定国（《石鼓辨》）；北
魏说——清俞正燮（《癸已类稿》）。
以上各家所定年代，上至公元前11 世纪，下至公元6 世纪，上下差1700
年。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其原因有二：一为石鼓颂辞中，既无
署名，又无官职、年号可考，而且所存相同的实物仅此而已，缺乏旁证，考
证极为困难；二为考证学者都只从一个角度来推测，大多拘于文字字句之间
以求之，没有全面的仔细分析。值得一提的是郑樵，他根据石鼓所用“殹”、
“蒸”二字屡见于秦斤、秦权，始定为秦鼓。虽然根据不充分，但奠定了石
鼓为秦刻石的基石。
经过历代学者的大量考证，现我国学术界基本上肯定石鼓为秦刻石，但
具体年代仍诸说纷纭。清末震钩（《石鼓文集注》）、罗振玉（《石鼓文考
释》）、马叙伦（《跋石鼓文研究》）有秦文公说（前765～前716 年）；
马衡（《石鼓文为秦刻石考》）有秦穆公说（前659～前621 年）；郭沫若
（《石鼓文研究》）有秦襄公说（前770 年）；唐兰（《石鼓年代考》）有
秦献公说（前374 年）。
我国近现代学者对石鼓年代的考证，由于治学方法科学，因而在其深度
和广度方面均超越了前人。现并立的4 说中，以秦献公说在学术界影响较大。
下面摘录唐兰《石鼓年代考》中的8 个结论中的前5 个。一则说明唐先生考
证的全面有力；再则以见我国现代学者考证方法的一斑：“一、从铭刻的发
展说，它应该在战国中叶，和《诅楚文》、秦始皇刻石相近。二、从文学史
的发展说，它跟三百篇，尤其是《秦风》不是同时作品。它的新创风格应在
战国时期，善于模仿，和《诅楚文》接近。三、从新语汇的应用来说，‘吾’
字的出现，‘朕’字的消失，晚于《秦公簋》。‘吾’字作‘遫’略早于《诅
楚文》。‘ ’字的使用，应该在战国，‘殹’字的使用和《诅楚文》等接
近。四、从字形的发展说，尤其可以证明它属于战国时期，‘四’字已经不
作‘ ’，在《秦公簋》和《史籀》篇之后，属于籀文到小篆的过渡时期。
五、从书法的发展说，石鼓的写法晚于《秦公簋》而早于始皇刻石，也只能
是战国时代。”
石鼓的制作年代，其今后的定论，是否从现存并立的四说中择善而从，
或者产生四说之外的可以作定论的新说，将有待我国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
考定。
（马贤伟）
注：据新华社西安1991 年12 月9 日电：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已被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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