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第37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同占列传之篇，各为标目，可与正载诸传，互相发明。是用叙其义例，以待后来者之知所审定云尔。
○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
史家著作成书，必取前人撰述，汇而列之；所以辨家学之渊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马谈推论六家学术，犹是庄生之叙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马迁《十二诸侯表叙》，则於吕览、虞卿、铎椒、左丘明诸家，所为《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书之旨，此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史迁绍述《春秋》，即虞、吕、铎、左之意，人讥其僣妄非也。）班固作迁列传，范氏作固列传，家学具存。至沈约之传范氏，姚氏之传沈约，不以史事专篇为重，於是史家不复有祖述渊源之法矣。今兹修志，而不为前志作传，是直攘人所有而没其姓名，又甚於沈、姚之不存家学也。盖州县旧志之易亡，又不若范史、沈书之力能自寿也。
纪述之重史官，犹《儒林》之重经师，《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传》当明大道散著，师授渊源；《文苑列传》当明风会变迁，文人流别；此则所谓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发明道要，但叙学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义矣。况史学之重，远绍《春秋》，而后史不立专篇，乃令专门著述之业，湮而莫考，岂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专传，弊已如是，况州县之书，迹微易隐，而可无专录乎？
书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迁史之资於《世本》、《国策》，固书之资於冯商、刘歆，是也。书之既成，必有其传述，如杨惲之布迁书，马融之受汉史，是也。书既成家，必有其攻习，如徐广、崔骃之注马，服虔、应劭之释班，是也。此家学渊源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马、班而后，家学渐衰，（世传之家学也。）而豪杰之士，特立名家之学起，如《后汉书》之有司马彪、华峤、谢承、范蔚宗诸家，而《晋书》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纪一朝之迹，而史臣不领专官，则人自为编，家各为说；不为叙述讨论，萃合一篇之内，何以得其折衷？此诸家流别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六代以还，名家复歇，（父子世传为家学，一人特撰为名家。）而集众修书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晋书》，元人之修《宋》、《辽》、《金》三史，是也。监修大臣，著名简端，而编纂校勘之官，则隐显不一。即或偶著其人与修史事，而某纪某表编之谁氏，某志某传辑自何人，孰为草创规条，孰为润色文采，不为整齐缀合，各溯所由，未免一书之中，优劣互见，而功过难知。此一书功力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若夫日历起居之法，延阁广内之藏，投牒议谥之制，稗官野史之徵，或於传首叙例，详明其制；或於传终论述，推说其由，无施不可。亦犹儒林传叙，申明学制，表立学官之遗意也。诚得此意而通於著作，犹患史学不举，史道不明，未之闻也。
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则以家学不立，师法失传，文不雅驯，难垂典则故也。新编告成，而旧书覆瓮，未必新书皆优，而旧志尽劣也。旧志所有，新志重复载之，其笔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旧志所未及载，新志必有增益，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长，后起之书，易於攻摘。每见修志诸家，创定凡例，不曰旧书荒陋，则云前人无稽，后复攻前，效尤无已。其实狙公颠倒三四，本无大相径庭；但前人已往，质证无由，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二矣。州县之书，率多荒陋，文人学士，束而不观。其有特事搜罗，旁资稽索，不过因此证彼，初非耽悦本书。新旧二本，杂陈於前，其翻阅者，犹如科举之士，购求程墨，阴阳之家，检视宪书，取新弃旧，理势固然，本非有所特择，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三矣。夫索绥《春秋》，（索绥撰《前凉春秋》。）端资边浏；（浏承张骏之命，集凉内外事。）常璩《国志》，（《华阳国志》也。）半袭谯周。（《华阳国志》载李氏始末。其刘氏二志，大率取裁谯周《蜀本纪》。）是则一方之书，不能无藉於一方之纪载，而志家不列前人之传，岂非得鱼忘筌，习而不察？又何怪於方志之书，放失难考耶？
主修之官，与载笔之士，撰著文辞，不分名实；前志之难传，一也。序跋虚设，於书无所发明；前志之难传，二也。（如有发明，则如马、班之录《自序》，可以作传矣。）作志之人，行业不详；前志之难传，三也。书之取裁，不标所目；前志之难传，四也。志当递续，非万不得已，不当迭改；迭改之书，而欲并存，繁重难胜；前志之难传，五也。於难传之中，而为之作传，盖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为后人例也。
○永清县志文徵序例
《永清县志》告成，区分纪、表、图、书、政略、列传六体，定著二十五篇，篇各有例。又取一时徵集故事文章，择其有关永清而不能并收入本志者，又自以类相从，别为奏议、徵实、论说、诗赋，各为一卷，总四卷。卷为叙录如左，而总叙大指，以冠其编。
叙曰：古人有专守之官，即有专掌之故；有专门之学，即有专家之言；未有博采诸家，汇辑众体，如后世文选之所为也。官失学废，文采愈繁。以意所尚，采掇名隽，若萧氏《文选》，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达於治道，《宋文之鉴》是也。相质披文，进而欲为史翼，《元文之类》是也。是数子之用心，可谓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国风》、八国《国语》，以及晋乘、楚梼杌、与夫各国春秋之旨绎之，则列国史书，与其文诰声诗，相辅而行。在昔非无其例也。唐刘知几尝患史体载言繁琐，欲取诏诰章疏之属，以类相从，别为一体，入於纪传之史，是未察古人各有成书，相辅益章之义矣。第窥古人之书，《国语》载言，必叙事之终始；《春秋》义授左氏，《诗》有国史之叙，故事去千载，读者洞然无疑。后代选文诸家，掇取文辞，不复具其始末，如奏议可观，而不载报可，寄言有讬，而不述时世，诗歌寓意，而不缀事由，则读者无从委决，於史事复奚裨乎？《文选》、《文粹》，固无足责；《文鉴》、《文类》，见不及斯，岂非尺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艺文不载书目，滥入诗文杂体，其失固不待言；亦缘撰志之时，先已不辨为一国史裁，其猥陋杂书，无所不有，亦何足怪？今兹稍为釐正，别具《文徵》，仍於诗文篇后，略具始末，便人观览，疑者阙之。聊於叙例，申明其旨云尔。
奏议叙录
奏议之文，所以经事综物，敷陈治道；文章之用，莫重於斯。而萧统选文，用赋冠首；后代撰辑诸家，奉为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轻之义矣。如谓彼固辞章家言，本无当於史例，则赋乃六义附庸，而列於诗前；骚为赋之鼻祖，而别居诗后，其任情颠倒，亦复难以自解。而《文苑》、《文鉴》，从而宗之，又何说也？今以奏议冠首，以为辑文通例，窃比列史之首冠本纪云尔。
史家之取奏议，如《尚书》之载训诰，其有关一时之制度，裁入书志之篇；其关於一人之树立者，编诸列传之内。然而纪传篇幅，各有限断，一代奏牍，文字繁多，广收则史体不类，割爱则文有阙遗。按班氏《汉书》，备详书奏，然覆检《艺文志》内，石渠奏议之属，《高祖》、《孝文》论述册诏之传，未尝不於正史之外，别有专书。然则奏议之编，固与实录起居注相为表里者也。前人编《汉魏尚书》，近代编《名臣章奏》，皆体严用钜，不若文士选文之例，而不知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别为礼议二十馀卷，不必其言之见用与否，而谈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则著书之独断，编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会，而其说不可得而迹泥者也。然而专门之书，自为裁制，或删或节，固无不可。史志之体，各有识职，徵文以补书志之阙，则录而不叙，自由旧章。今采得奏议四篇，咨详禀帖三篇，亦附录之，为其官府文书，近於奏议，故类入焉。其先后一以年月为次，所以备事之本末云尔。
徵实叙录
徵实之文，史部传记支流。古者史法谨严，记述之体，各有专家。是以魏晋以还，文人率有别集。然而诸史列传，载其生平著述，止云诗赋箴铭颂诔之属，共若干篇而已。未闻载其记若干首，传若干章，志若干条，述若干种者也。由是观之，则记传志述之体，古人各为专门之书，初无散著文集之内，概可知矣。唐宋以还，文集之风日炽，而专门之学杳然。於是一集之中，诗赋与经解并存，论说与记述同载，而裒然成集之书，始难定其家学之所在矣。若夫选辑之书，则萧统《文选》不载传记，《文苑》、《文鉴》始渐加详，盖其时势然也。文人之集，可徵史裁，由於学不专家，事多旁出，岂不洵欤？
徵实之体，自记事而外，又有数典之文，考据之家，所以别於叙述之文也。以史法例之，记事乃纪传之馀，数典为书志之裔，所谓同源而异流者也。记事之源，出於《春秋》，而数典之源，本乎官《礼》，其大端矣。数典之文，古来亦具专家，《戴记》而后，若班氏《白虎通议》，应氏《风俗通议》，蔡氏《独断》之类，不可胜数。而文人入集，则自隋唐以前，此体尤所未见者也。至於专门学衰，而文士偶据所得，笔为考辨，著为述议，成书则不足，削弃又可惜，於是无可如何，编入文集之中，与诗赋书表之属，分占一体，此后世选文之不得不收者也。
徵实之文，与本书纪事，尤相表里，故采录校别体为多。其传状之文，有与本志列传相仿佛者，正以详略互存，且以见列传采摭之所自，而笔削之善否工拙，可以听后人之别择审定焉，不敢自据为私也。碑刻之文，有时不入金石者，录其全文，其重在徵事得实也。仍於篇后著石刻之款识，所以与金石相互见也。
论说叙录
论说之文，其原出於《论语》。郑氏《易》云：〃云电屯，君子以经纶。言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盖当其用，则为典谟训诰；当其未用，则为论撰说议，圣人制作，其用虽异，而其本出於一也。周秦诸子，各守专家，虽其学有醇驳，语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则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笔之於书，而非有意为文章华美之观；是论说之本体也。自学不专门，而文求绮丽，於是文人撰集，说议繁多。其中一得之见，与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诸体杂出，自致参差；或先后汇观，竟成复沓；此文集中之论说，所以异於诸子一家之言也。唐马总撰《意林》，裁节诸子，标其名隽，此亦弃短取长之意也。今兹选文，存其论之合者，亦撰述之通义也。
《文选》诸论，若《过秦》、《辨亡》诸篇，义取抑扬咏叹，旨非抉摘发挥；是乃史家论赞之属，其源略近诗人比兴一流，与唐宋诸论，名同实异。然《养生》、《博弈》诸篇，则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诸子风衰之会也。萧氏不察，同编一类，非其质矣。
诸子一变而为文集之论议，再变而为说部之劄记，则宋人有志於学，而为返朴还淳之会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习气，而为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遍阅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馀，取其偶然所得，一时未能结撰者，劄而记之，积少致多，裒成其帙耳。故义理率多可观，而宗旨终难究索也。
永清文献荒芜，论说之文，无可采择，约存一首，聊以备体，非敢谓有合於古人也。
诗赋叙录
诗赋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节也。古者声诗立教，铿锵肄於司乐，篇什叙於太史；事领专官，业传学者；欲通声音之道，或求风教所施，询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诗乐分源，俗工惟习工尺，文士仅攻月露；於是声诗之道，不与政事相通；而业之守在专官，存诸掌故者，盖茫然而不可复追矣。然汉魏而还，歌行乐府，指事类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辞，证其时事。唐宋以后，虽云文士所业，而作者继起，发挥微隐，敷陈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选文至於诗赋，能不坠於文人绮语之习，斯庶几矣。
刘氏《七略》，以封禅仪记入《礼经》，秦官奏议、《太史公书》入《春秋》，而《诗赋》自为一略，不隶《诗经》；则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别为部次也。惜其叙例，不能申明原委，致开后世诗赋文集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