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恩仇录-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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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野战军时期饶漱石的老对头，陈为司令员，饶为政治委员）进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成为周氏在中南海内的臂膀。
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委员长。周恩来则仍任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刘少奇在党内的声望日益上升，他除了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还主持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并兼管农业工作。
一九五五年起，毛泽东急于在全国城乡强制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他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报告》。他决心消灭农村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而热中于从农民手中收回土地所有权，建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此事，他委托刘少奇、邓子恢去具体执行。刘少奇、邓子恢头脑比较冷静。如放手让下边搞集体化，搞大生产。吃大锅饭，广大农村必然出现混乱局面。因之他们决定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煞车」，泼泼冶水，而一口气撤掉了全国二十万个不符合条件的农业社。相信此事，刘少奇当时向毛泽东汇报过的。但一年之后，毛泽东因「八大」党章中取消「毛泽东思想」一词而对刘少奇大为下满，凡有会议，就指刘少奇、邓子恢两位是农业合作化道路上的小脚女人，砍掉全国二十万个农业合作社是右倾问题。
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毛泽东交给周恩来、陈云二位去推行。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指示末打折扫，全国大中小城市以股份形式，将资本家所有的工厂、商店、大小企业，统统收归国有，名曰「公私合营」，一夜之间，私营变公营，资本家当工人。大小城市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成功。事后证明周恩来代表中共设计的「企业产权股份制」实为一个大骗局，一次最大规模的巧取豪夺，没花一文钱，就将全国所有私人企业统统没收，收归国有，亦即为共产党所有。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立了一大功劳，却并没有改变毛泽东对他的疑虑。
一九五六年前后，刘少奇除了砍农业合作社，还有另两件事使得毛泽东大为光火。一是在中共「八大」之前召开的中央全会讨论修改党章时，德高望重的彭德怀元帅，基于苏联大搞斯大林个人迷信所产生的严重恶果。提出在新的党章里，应当取消「毛泽东思想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指针」一条，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在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中，朱德、陈云表示可以研究，周恩来则不示可否。最关键的是刘少奇，他非但没有反对，竟然表明态度说：毛泽东思想最初由他提出，并且也是由他提议放入「七大」党章中去的。现在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迷信，他尊重党内多数同志的意见。事后毛泽东苦笑着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刘克思的马列王义修养，修到家了。」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元日一社论的出笼，更是引起了毛泽东对于「刘、周联手」的猜忌与警惕。听任事情发展，刘、周二位一旦亲密合作，毛泽东必然党政军三权尽失，只好去当一名「马嵬兵变」之后的唐玄宗了。事情要从一九五六年秋天说起。周恩来、陈云率领一个阵营庞大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赴苏联参观取经，学习苏共在各行各业如何推行计画经济。代表团在莫斯科受到苏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苏共领导人向「中国兄弟」介绍了自己的经验及其教训，并奉劝「中国兄弟」不要以战争方式搞经济建设，不要犯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周恩来、陈云回北京后，在由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汇报了访苏观感，并转达苏共领导人的告戒。毛泽东亦出席会议听取了汇报，并表示要虚心听取苏共领导人的意见，吸听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刘少奇则高度评价了周、陈二人此次的取经访问活动，并指示「中宣部一和《人民日报》社写一篇社论，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名义发表，作为一九五七年全党全国经济建设事业的指导方针。会后，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宣部和《人民日报》的一个写作小组，写出了一九五七年的元旦社论：反左倾，反冒进，稳步地进行社会王义建设。社论最后由刘少奇审订，交《人民日报》于一月一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这篇社论的撰写、发表过程，透露了刘少奇对于毛泽东左倾狂热的社会主义大跃进意图的及早察觉，并力图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来加以防范、遏阻。这次他和周恩来的合作，没有历来的相互掣肘，而是心有灵犀，十分默契。
毛泽东对这篇体现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精神的元旦社论，却像吃下了一只苍蝇，十分憎恶。他看到的是社论的弦外之音，刘周对他的防范之心，刘周从此密切合作的可能性。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他需要的是刘、周之间相互防范、相互掣肘，而由他高高在上地来裁决、统筹。他也深知刘周二位都是务实派，治国能手。
毛泽东决心批周抑刘。他对周恩来的忌讳历来已久，不能消除。周恩来在军队系统、在情报系统的影响力，一直足以构成对他毛泽东地位的潜在威胁。
刘少奇的实力来自党务系统。毛泽东认周的军事系统和情报系统为实，认刘的党务系统为虚。因之自延安时期起，毛泽东即布设了自己的权力格局：以虚制实，借刘制周。
毛泽东于一九五七年夏天发起出尔反尔的抓右派运动，疯狂迫害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着推翻上一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所确立的「集体领导原则」，强化他号令天下、干纲独断的个人权力。一次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就令全党全军照着他的指挥棒团团转了。什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就都又乖乖地回复到了毛泽东政治应声虫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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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大跃进大溃败
可以说，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统一号令的政治大跃进。从一九五七年秋天开始，毛泽东开始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点名批判周恩来的「反左倾、反冒进」，说提出这一口号的同志，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批判周恩来，意在警告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一九五八年初，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判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从一月的「南宁会议」，到二月的「武昌会议」，到三月的「成都会议」，以及夏季召开的「郑州会议」、「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当着全体中央委员的面，当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面，指名道姓地批判周恩来提出「反左倾、反冒进：逗一口号，是丧失了立场，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毛的用意很明显，逼周恩来辞职。周恩来在大小会议上作了二十多次检讨，可就是不递辞呈。他实在也是代刘少奇受过。可毛泽东保刘。刘少奇未被点名，还附和毛氏批周。周恩来对刘少奇寒了心，从此知道任何时候都不应跟刘少奇沆瀣一气。
刘少奇的修养常常用于保护他自己。
毛泽东成功地离间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把「刘周联盟」消除在萌芽状态。
毛泽东也正是在批判周恩来、陈云的右倾错误的同时，疯狂地举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动了祸国殃民的一九五八年「经济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以及土洋结合，大炼钢铁。中共党内无人能够阻挡毛泽东的疯狂。八月四日，毛泽东亲自到河北省衡水地区的徐水县，办起了共产主义的试点。当他听到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谷子亩产两万斤、山药（马铃薯》亩产一百万斤、一头牲猪一千斤这些虚假的天文数字时，这位农民的儿子竟然狂喜下已，信以为真。他担心的是「你们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吃得完？吃下完又怎么办？」根据徐水视察的印象，毛泽东下令全国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实现全国吃饭不要钱。他号召全党动手，全民上阵，大炼钢铁，十五年超英赶美。他要求每个省搞两百架飞机，每个乡两架飞机，实现交通现代化。他说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对于毛泽东的这类希特勒式的狂言浪语，中共高层无人敢于提出批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头脑较冷静，也只是在热烈欢呼伟大领袖的雄才大略、英明决策的前提下，强调一下实事求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五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检讨他的「反左倾、反冒进」的右倾错误；刘少奇倒是在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工作报告时，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政策提出了一些批评，要求全党在大好形势下要戒骄戒躁、脚踏实地。毛泽东则利用这次全会，完成了一次新的权力部署。他亲自提议「病夫元帅」林彪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出任党中央副主席。这是毛泽东为排除德高望重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埋下的重要伏笔。
距毛泽东视察共产主义示范县——徐水一个月之后的一九五八年九月，刘少奇也来到徐水视察。刘少奇却在这里看到了跟毛泽东完全不同的局面：全县城乡实行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后。按规划需要给全县人民发放工资和生活用品。可是只发给一个月工资，全县就闹财政亏空，一轰而起，盲目地办起的十一所「大学」、八十四所「红专学院」、一千二百四十八座大小工厂，也都短命流产，造成的只是财物的巨大浪费。刘少奇针对徐水县「向共产主义迈进规划草案」，作出了批评。他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备」，来说明生产规划的复杂性、重要性。在分配问题上，刘少奇指示县委要对全县收支列出一笔细帐，如果连钱从那里来都没弄清楚，又怎么可以搞全县统一发放工资和生活物资呢？他引证《礼记》上的话说：「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刘少奇还告诉县委领导班子，什么是全民所有制，什么是共产主义制度，在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弄明白之前。就盲目地实行起来，怎么行得通呢？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徐水的视察、指示，真可谓是针锋相对了。毛泽东是狂热吹捧，号召全国学徐水，实现公社化；刘少奇却是泼冷水，指示县委算细帐，实事求是。好在毛泽东派了身边的十八名工作人员帮助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徐水县的工作搞得一塌糊涂的真实情况，也很快地反映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才容忍了刘少奇在徐水唱的低调、反调，并同意中央书记处联合河北省委、衡水市委派出工作组帮助徐水县委收拾残局。
徐水县共产主义试点的破产，并没有导致毛泽东的清醒。他继续四出巡察，挥动巨手，口吐狂言，号召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加大炼钢铁，他要实现七亿人口七亿吨钢。钢从哪里来？全国男妇老幼齐动手，拆房砌土炉，砸锅煮铁水。在毛泽东掀起的上下大疯狂中，周恩来、陈云继续作检讨，刘少奇、邓小平则在不获罪毛泽东的前提下泼泼冷水，要求实事求是。彭德怀、张闻天一批有识之士则冷眼旁观，忍无可忍。
毛泽东靠了什么而在中共党内胡作非为？一是靠了臣民对皇上的愚忠，二是靠了他亲自掌握着中共的拥有生杀大权的政治保卫系统。更妙的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中共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大约察觉到他一手操办起来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已经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恶果，并将继续引发经济大灾难，他主动提出来，中央的工作分一线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任第一线领导，他退居第二线，从事一些重大的马列理论研究工作。他并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一职。由谁接任？毛泽东没有指定，也没有推荐。依着毛的本意，他想让周恩来交出国务院总理一职，去做有名无实的国家主席。应当说，毛泽东的这一举动，使得整个中央领导层大大松了一口气。不少人心里甚至庆幸，今后大家尊毛泽东为太上皇，让他去与美女们相伴，安度晚年，实为社稷之福，国家之幸。毛泽东不任国家主席了，中央委员会必须推举出一位继任人选，去交给下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手通过。起初无人吭声。朱德、周恩来、陈云都够资格，但都不表明态度。后来还是由身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一语定音：国家主席，我提一个，刘少奇！邓小平的这一提名，符合党的伦理，刘少奇自一九四五年来即为党的二把手，理应出任国家主席。
一九五九年初，毛泽东派往各地的「调查研究小组」，几乎毫无例外地都给他带回了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坏消息：浮夸风、虚假风、共产风盛行，国民经济严重失衡，部分地区已经开始闹饥荒，饿死人。可是仅仅在四个月之前，毛泽东到河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