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_下楼谈恋爱-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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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我妈写一封信到她山西的老家去问。
过农历年时，她一如以往地打来电话拜年，我兴奋地跟她相约到上海拍戏，但她拒绝了。
这是她跟我相处以来第一次拒绝我的要求！过去五年来，任何从小到大的事她都是听我的。我快疯了，立刻打电话给我的经纪人说我不能去大陆拍戏了，因为小梅不干！
经纪人问我有那么严重吗？我毫不考虑地说：“是的！没有小梅，我无法在外地拍半年的戏！”过年后，我又请我妈妈跟她说，请我的经纪人跟她说，请她最崇拜的黄磊跟她说，但她都坚持不能来……当时她说的理由是：“现在公司真的需要我，会计刚刚辞职。我在公司很重要，我一下走了，对不起老板，很多事情无法交代。”
三月份我去北京做宣传，一进饭店就看到她穿了一身算得上流行的衣服，剪了个利落的短发坐在大堂等我，身旁还是不忘替我拎了两瓶矿泉水。我跟她去吃了饭，在我还没开始发功劝说时，手机铃声响了，我以为是我的，却原来是她的手机。挂上电话，她很不好意思地说她有了新的手机，所以把呼叫器停用了。她还说她交了一个男朋友，想结婚了。我差点没噎着。是啊！我为何从没想过小梅是该交个男朋友了？我为何没想过她早已远远超过她村里人认为的论及婚嫁的年龄？我为何从没想过她也会有任何一个正常女人的正常需求……应该这么说，我一直以为她是我！
她承认她跟男友分不开，我可以理解；她说如果辞掉现在这份工作，很难再找到一份像它一样稳定的工作，我可以理解；她说她熬了很久，也吃了很多的苦才慢慢在这家出名的广告公司里上了轨道，而且她还学会了很多东西，甚至可以在拍广告片的片厂里喊“5、4、3、2、Action”，她不想放弃这个可以继续学习的好机会，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能没有她啊！她能理解吗？！
那一顿饭我只记得是在一家素菜馆子，菜色如何？我全部不记得！
仿佛活虾等着要进滚水似的，2001年夏天，我只身来到了上海拍戏，没有助理。因为我觉得我无法再找一个能像小梅一样的助理。
小梅在我的邀请之下，以一个纯友人的身份来探班。不！我的感觉是比亲人更亲的人，因为在这么大的内地，她是跟我最亲密的人。当她穿着一件彩色条纹上衣、配着一件军绿色长裙出现在拍片现场时，很多人都说：“喔！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小梅啊！”她很乐。她只能来一个周末，于是我带她去上海出了名的最时尚的“新天地”喝红酒。她跟我对坐着，透过水晶的高脚红酒杯，我仿佛看到自己的一个孩子整个成熟起来，感觉很微妙。一方面替她高兴，一方面也替自己感到惋惜！那家餐厅每张桌子上都放了一只熊，印有餐厅的Logo，我很喜欢，问了价钱，服务员说：“30块。”我正想掏钱时，服务员加上了一句：“是美金喔！”小梅不许我买，说太贵，这回我听她的，把钱收进了口袋。轮到我去认同她的价值观了。
回家时已经很晚了，我先去洗澡。走出房门时，我看见她一个人坐在公寓的落地窗前往外看，眼神里看不到两年前她看上海的悸动，而是流露出一种落寞。我问她在想什么，她说没什么，只是看。她说她以前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常常会对着窗外发呆，一待就是一晚上，现在她也常这样。男朋友不在时，她也是一坐就坐一个晚上，对生活也充满了很多的无奈。我不知该怎么安慰她，就像当时她不知怎么安慰我一样，我只是笑着说：“喔！喔！”
走的那一天，她是晚班车，而我拍戏开早班，于是便跟她说不必陪我去，她可以到襄阳市场逛逛，也跟她解释那就是以前她最爱的“华亭路”，她果然很兴奋。晚上八点多，我接到她打来的电话，她说已经上了火车，一切就绪，又一一交代我要自己小心。我与她的角色显然倒转了过来！当天晚上收工时，我收拾现场的私人物品，才发现小梅帮我在每一集的剧本上方都写上了“刘若英”三个字。刹那间我恍了神：那才是我的剧本该有的模样啊！
两个礼拜以后，我收到了一个很大的包裹，拆开一看，里头有两件东西，一个是跟她长得很像的娃娃，另一个是一只我似曾相识的熊。
我终于必须面对了，今后拍片的现场无论我有何需求时，我都没有办法再喊“小梅！小梅”。但是曾经拥有过这样一个工作伙伴，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缘分啊。我对她充满感激，因为她让我体会到，完全的信任和完全的依赖是一种极致的幸福；我对她充满感激，因为相反的，当这种依赖不能持续时，我和她仍然能够相知相惜。她的成长也就是我的成长，或者说，是因为她一贯的笃定和成长，才给了我成长的灵感。同时，我也知道我从不曾失去她，因为不管有没有那只熊，这种幸福感都会紧紧贴在我身上，陪伴着我到每一个工作现场。
火车
很喜欢听火车的声音，虽然我只坐过三次火车，并且第一次坐时，已经二十多岁了。
第一次坐火车，是因为做新宝岛康乐队的第一张唱片。当时我是一个小小而快乐的制作助理。那张唱片的整个制作过程用到了很多火车的元素，可是我竟然连火车都没有坐过，觉得很丢脸。于是母带一完成交出去，我就跑去买了火车票，一个人坐到花莲。
第二次是新乐园的员工旅游。当时我已经是一个不太快乐，凡事都看不顺眼的助理。听到公司的员工旅游，是要去大陆，其实心里是挺不情愿的。那一次行程是从哈尔滨坐火车到中国最北的地方——北极村。火车要坐二十四个小时。那纯粹是为了实现陈升“个人”的一个愿望，也因此，老板的愿望变成了员工的集体行动。他说他小时候打开中国地图时，看到最北边的一个小地方叫做北极村，于是就许下愿望，希望有一天能去一趟。
那一年滚石其他员工的旅游地点是夏威夷。旧历年后，从潮湿而寒冷的台北到夏威夷旅行，听起来是一个很人性的安排，但是我们竟然要去一个据说常常是零下四五十度的地方。
这一趟从哈尔滨出发的火车之旅，我们没有买到软卧，所以睡硬卧。这两者的差别是，软卧是四个人或六个人一个房间，而硬卧是起码一百个人睡在同一节车厢内。当时大陆才刚刚开始迈向现代化，很多东西还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再加上我的“不食人间烟火”，嘴里虽然说不出，但是心里却是一堆一堆的苦水！譬如说整节车厢只有一个厕所，所以整节车厢的味道简直——我本来是要说“可想而知”的，但我现在觉得应该说是“无法想象”。
我偷偷带了一条雪白的床单，选了上铺。一进去，把东西收拾好，我便把床单铺好准备就寝。这时大伙却起意叫我把床单捐出来，因为大家觉得睡体横陈的暴露很是尴尬，所以建议我把床单绑在上铺的架子上，像一个布帘子一样，好保留有一点隐私权。 但这只是他们理想的假设，事实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在大陆，或起码在我们身处的那列火车上，人们的好奇心完全是跟你的遮掩而升高。白布帘那么一挂，戏就开始上演了。每一个经过的人，都觉得他们有责任一探究竟，于是那块临时的帘子整晚就一掀一合、一掀一合，没完没了。每一个探头进来的人，以他们的视线高度来衡量，到底能看到什么呢？恐怕就是我那张睁大惊恐的眼睛、一张很无辜的脸。
换了三次车，其中在乌鲁木齐还错过了要转的车，只好采取包出租车的方式，一路追赶，到下一个停站的地方上车。长话短说，那次整个车程，我不但没睡上一觉，一路下来，还对当时的我简直只能说是“大开眼界”。
事隔多年，一次拍戏要转景，整个大队要从北京转到浙江的乌镇。剧组安排坐火车到上海，再转两个小时的汽车去水乡乌镇，剧组很多人都鼓动我要坐火车一路玩下去。
基于之前的北极村之旅，实在事出意外，所以我决定放弃两个小时就能到的飞机，再给火车一次机会！吸取前车之鉴，上车的前一天，我完全把这十个小时的车程当成了是去露营。我假设车上什么都没有，于是上车前，先洗脸刷牙上厕所……总之该做的都做了，该带的更没少带。
我们是六点的火车，我大约是五点半到达北京火车站，突然之间我觉得很兴奋，像是跟同学要去旅行！我两手拎着一大堆吃的，身上还背着浴巾和盥洗用品。跟着一堆一堆人挤啊挤的，穿过了一个又一个候车室，几乎还来不及赞叹北京火车站的一切，就已经到了我们的软卧车厢。四个人一间。我突然说不出话来，只能用一句京片子口音来一句——“可高档了”。不用说那整洁的枕头及被子，单是每一个床头上就有一个液晶小电视，每一个人还配有一个耳机。也就是说，一个房间里的四个人可以各选不同的频道来度过这十个小时。
由于我们是所谓的“主创人员”（意指制作组里的上层阶级），所以我们是睡四人一间的软卧。我跟导演、灯光摄影指导住在一起。
一切就绪，我们出发去硬卧探视其他的工作人员。当时我满脑子还是七年前从哈尔滨坐到北极村的惨痛画面。
但是当我经过一节节的硬卧车厢时，才发现每一节车厢都相当得干净，而且厕所还附有卫生纸。服务员也很亲切，长得更是不错。而且还有餐车，很像欧洲老电影里的那种感觉。硬卧是六个人一间房，差别只是没有电视。大陆的改变真不少。
时值下午六七点光景，大家把食物通通摆将开来。于是我们就着窗外快暗的天光，听着火车前进的声音，吃着烤鸭，你一句我一句地往上海前进。房间地上摆着一箱箱的啤酒和白干。黄磊问我： “你知道为什么坐长途火车的人喜欢喝酒吗？”“因为喝醉了，走路摇摇晃晃的，没人会看得出来。”
一路上，他们跟我说起他们小时候坐火车的经验。妈妈带着姐姐和弟弟回湖南过旧历年，要坐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而且只有硬座。为了省钱，妈妈只买了两张坐票。很多人都是这样，于是整节车厢几乎爆了。甚至因为姐姐想上厕所，但是排了很久都排不到，忍不住哭了。平时温柔的妈妈也烦躁地跟旅客吵起来。但是当火车进站，姐弟两个人趴在车窗上看到外公外婆、舅舅们、表姐表弟们带着期待的眼神站在月台上时，一路上的辛苦便都忘却了。他们说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因为没有得比较。不过现在想起来却觉得幸福得不得了。这让我想起《贝多芬传》的最后一句话，罗曼罗兰说：“用痛苦换来欢乐。”是的，想想我富裕的童年，能记得的都是一些物质上的满足，而那一个昂贵的玩具长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
他们问我大陆什么最令我无法忍受，我回答：“厕所。”干不干净已经是另一回事了，我不明白的是厕所何以没有门。一溜的一个个坑就是他们如厕的地方，也不需马桶。我想这个痛苦应该换不来什么欢乐吧！不！连这个他们都有的说。他们说以前小时候多好玩，大伙一起上大号，于是连上厕所时都能交流。还譬如上学前上大号，对面总能碰上一个老头叼着根烟，烟灰也不弹，总是长长的一截烟灰，边看报纸边把前一天肠子里累积的东西清一清。然后头也不抬地，每天都问同一个问题：“小朋友，上几年级啦？”“三年级。”然后老头上完后便把手上看完的报纸用力揉一揉，确定纸变软后，往身后一抹，当成卫生纸，完成人生大事。
而剩下的纸，还会问你要不要。然后换下一个老头进来，同样的画面，同样的那一句“小朋友，几年级啦”……我常在想，也许就是这样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总有一种黑色幽默的本领。
火车一路开着，我不停地告诉自己再混个十分钟就要去睡了，但是总有听不完的笑话和话题，留住我过了不知道多少个十分钟。
我还是选了上铺，虽然他们一直说下铺好，方便。但是我无法忍受别人上床之前，脚要经过我的头部然后跨上去。当一切就绪，我撩开窗帘，窗外的景象只是完全漆黑的夜加上几道飞过的路灯。但是从那寂寥的灯光中，我看到了很多温暖的故事和他人的童年与亲情。
寂静的夜里，规律如电子合成器发出的火车声音伴随着我，我心里想：不会再有了，我亲爱的朋友们！那些童年记忆即将永远地随着你们消失。我们的下一代能记得的，将会是完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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