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1-在北京生存的100个理由:解读北京的城市文化-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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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吟诵着：“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肚子饿了，又找到一家小馆，吃了一毛钱一碗的馄饨，六分钱一个的火烧。那种豪迈，那股子不伦不类的不可一世，恰恰就是当时我们这一伙白袷少年的情怀。
跨入大觉寺的山门时，已是70年代初的某个春天。当时我由上山下乡的地方回北京探亲，到家一看，父亲仍关在“牛棚”，母亲已去了湖北“五七干校”，两个姊姊也分配到外地工作，妹妹在近郊插队。家里房子被挤占，只留一间屋一张床，读中学的弟弟居住，根本没有我的床，于是投奔到一个老同学所在的西山林场，到了，才知道他的宿舍就在大觉寺迤北的老爷山龙泉寺内。
每天早晨，我在林场食堂吃饭，饭后借辆自行车顺山而下，七王坟、鹫峰、大觉寺，几乎每天都去徜徉。站在鹫峰顶上远眺，一川平畴，天气好时可以望见北京城。那时的我不过二十出头，说起来正当大好年华，却已没有了往日的豪情，只觉道路茫茫，不知前途何在。如此惶惶的心境，就算眼前天天掠过大觉寺内的玉兰、银杏、长松、古塔、旧碑，也没有特别注意，印象十分淡漠。只记得山下在修一个工程，进展十分迅速，后来得知，那是为美国尼克松总统来访，对海外直播新闻用的卫星地面站。
再次进入大觉寺是又过了几年之后的70年代中期的春天，那年丛碧词人张伯驹先生说起大觉寺的杏花盛事，准备旧地重游，可我印象中并没有看到过杏花，张先生说，农人不植新树，旧树日老，哪里还会有当年的盛况？当年每逢花期，张先生是必往寺中观赏的，为看杏花，还在大觉寺山门外北侧杏林中建过一个亭子，题曰“北梅”，山门南侧也筑有一亭，名叫“倚云”，是藏园老人傅增湘所建。张先生的亭名取义为杏花花期最早，是为北方的梅花；傅先生的亭名自然是出于“日边红杏倚云栽”诗句。每年杏花时节，两位先生必邀朋友，如夏仁虎、郭则、叶遐庵、陶心如诸老辈在寺前亭上修禊赏花。
如此这般，拣了合适日子，我也追随丛碧老人一行上了西山。行至山门，老人拄着杖率先步入，不想门内闪出一看门人，拦住张先生，说这里是研究所，不得随便参观。张先生大声说，还有没有和尚？看门人当即一愣，呆了半晌，突然躬身行礼说，您是张大爷吧，我就是寺里的长修啊，我已经还俗娶媳妇生儿子了，现在仍在这里干点杂活——此一细节，如此具有戏剧性，所以记得十分清楚。
以后几年，老先生每年都要在春天去大觉寺看花，那时他的白内障已很严重，所谓“看花”，不过雾里相看，嗅嗅味道罢了。但他仍是年年必去，他要人给他讲四周的景物，要听松涛，要听泉声，要和同行的老友——夏承焘、黄君坦、徐邦达、周笃文诸先生吟诗唱和。只可惜每年的诗文，因没有人留意收集保存，都随台的山风飘散了。
化石 Legacies、天地 Heaven and Earth白云观里会神仙
大概是小时候《聊斋》看多了，心目中的寺观一直是残垣破败，供桌蒙尘，老树昏鸦，日暮时分在人头顶哑哑大叫两声。
而从记事起，白云观的名字就与“春节”、“庙会”等光鲜热闹的字眼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我对它的刻板印象一直是游乐场所而非宗教场所，大概因为自小到大都要在农历新年中选一天，去庙会的人海中奋力拼突一番罢，与其是为遵风从俗，不如说已成惯性。节目年年总相似：老三样的场面，平日看都懒得看的陈年小吃，了无新意又失却传统的应节耍货，连逛的路线都一成不变，偏偏大人孩子，乐此不疲。 将近六百年了吧，成千上万人点点单纯的快乐，年复一年的，暖烘烘地在这间道观与门前横街构成的丁字形地带上融聚。今年的春节我一如以往地在人流中载沉载浮，一边批评着没有变化的陈旧节目，一边却又慢慢地被那些粗陋花哨的小东小西的浓烈色彩感染，把自己这一点点的简单快乐也加入进去。 省悟到白云观是观而观里应当有道士，缘起于我的一个有趣的小个子同学，某天突然提起自己正为道观浇菜挣零用钱。我听后挢舌不下，恨不能即刻跑去观摩。那时候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打工尚算超前行为，除了对那位同学与自己同龄却已懂得自食其力的肃然起敬，更多是各种联翩浮想：烈日炎炎下，一个小孩左手木桶右手水瓢，在萝卜缨子上挥汗如雨，看菜园的道士自己却躲在荫凉地里喝着茶，活脱脱一群评书里的惫懒僧道。 但我始终还是没能目击到现场。看现在的白云观平面图里，开放与不开放的部分，都已不复见那位同窗挥洒汗水的菜地；道士们大概也用不着自己亲手种菜吃了。 选个平常时间去白云观是很久以后的事。没有任何法事或典礼的日子里，院落虽不热闹，倒也未见得特别清冷，络绎有三两人来上炷香，或诚心默祷，或走走形式。冬日晴好，苍白的树影投射在青灰色方砖石地上，站在三清阁上，阁楼下那个坐在黑影里的小道士的胡琴吱吱呀呀，虽不成曲，却也如泣如诉，倒给规整的院落添点空寞味道。
这些位道士平时躲在观内清修，做些日常功课，打打太极，练练经乐，根据那本观印小册子上图片所示，个把年长位高的道长偶尔还要抚抚琴、画画梅花。但是一到了农历新年，他们都会放下风雅身段，倾巢出动来抓钱，除了庙会门票、摊位出租、善男信女们比平时加倍的捐献、出售香火蜡烛、符香包等，最叹为观止的是打金钱眼的收入。
进山门不远是窝风桥，桥下无水，悬一巨大木钱在桥拱下，木钱的方孔里有个小小铜钟，逛庙会的人用现金向道士兑换铜元朝钱眼中猛掷，必要打中铜钟而后快，仿佛如此方能与老天爷达成某种商量。屡投不中的人会去继续换钱再接再厉，与角子机异曲同工，只不过对前者的不屈不挠换来的只有当的一声脆响。
据说过去桥洞下还会有修为较高的老道士闭目打坐，一天不吃不动，如今已不得亲见。桥拱下没有高人，只有头脸上蒙着围巾的小道士，怀抱大笤帚，每每趁钱雨稀疏时钻出来回收撒满桥底的铜币，以免桥头的兑换处出现短缺。常为他们捏一把汗，因为那铜币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掷的人又因心情迫切憋足力气，脑袋若挨上一下德行多高都吃不消。不过如此无本万利的生意，一点小小牺牲也值得，看他们卖力撮扫，和大把的朝口袋里搂钱没啥区别。 春节假期间可能是观内大小道众们一年中最紧张的几天。他们要在这几天里应付三百万人，跑前跑后张罗各种事务，庙会结束后还要花很多工夫收拾残局，扫去红绿纸屑、拆除临时摊位、收拾大量垃圾、洗净至少沾了五十万人手上细菌的石猴（该猴刻于山门拱纹上，讹说有疗病功效，游客每年都会排长队摸之，因此浮雕已一年比一年面目模糊）。辛苦归辛苦，“庙会＝捞钱大会”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其间仅一个糖葫芦摊一天的油水就达两万，可想其中香火之旺，油水之厚，仙凡列众，道友商贩，理当皆大欢喜。
提到神仙，观里供奉的神仙相当齐全，从玉皇大帝到赵公明、孙思邈、八洞神仙、碧霞元君，大大小小至少都能享受到两枚蜡桃，一炷香烟。一直认为中国的神仙满可爱的，因为个个生活气息十足，安胎镇宅、出行入土，上个梁、如个厕冥冥之中都有一路神明保佑，有含含糊糊烧把香就什么都管了的，有分工明确绝不逾矩的，也有什么都不管，专门坐享其成的。因为世俗，所以亲切。
本来道家就是相当贴近群众的一门教派。想想最初修炼道术的人欲望都很明确，炼丹是为了平地飞仙、呼风唤雨、点石成金、长生不老。虽然无意中弄出了火药，被后代子孙以之骄人，动辄拿来说嘴。到如今长生不老的没有一个，黄白之术倒是愈来愈发扬光大。 近两年观里又添了一宗新花样：进玉皇殿，会见玉皇大帝像左右各有一簇高达藻井之下的塔形物事大放光明，从形状到效果怎么看怎么都像两棵圣诞树，颇有气势；细看原来是由成千寸把大的赛璐珞小神龛围砌而成，神像肚中亮盏小电灯泡，座下的小纸条上写人名。香案边设一投票箱，想来投的都是钞票，旁边的巨钵上贴张红纸，等看清上面写的“登记光明灯，祈福消灾保平安，每位香资200，芳名寄放灯上一年”字样时，不禁要为此灯设计者的发散型思维大笑三声。
白云观原是长春真人丘处机受成吉思汗之赐的修炼之地，据说他的遗蜕就埋藏在观内丘祖殿瘿钵的础石下。提到丘真人，无知如我者一般都会先默然想到射雕，想到全真七子，想到东邪西毒，思路渐行渐远？？？？但有人也会在回声很大的院子里响亮地说出来，道士们大约都听惯了，面无表情，呈充耳不闻状。
但因为有了丘真人这层关系，每年正月十九他生日那天，便为筵九节。根据道家神仙喜欢破衣拉飒地混迹市井，寻访点化福至心灵的有缘人的一贯伎俩，十八日夜便有“会神仙”之说，许多想一步登天的凡夫俗子在此时出没于此地，妄想得遇真仙拉拔。也有头脑灵活的道士趁机跑出来作怪，穿得奇奇怪怪的化点小缘，邓云乡先生曾提及那首刻薄又有趣的《京都竹枝词》： 绕过元宵未数天， 白云观里会神仙， 沿途多少真人降， 个个真人只要钱。
他们自然不是真人，也不是侠客，他们只如你我平凡人一样，认认真真地表演自己的身份与职司，毕竟这么好玩的事情越来越少，管他上闻能否达天？要要钱又何妨，一个愿给一个愿拿，取舍由人，互利共存，就像周瑜打黄盖。以光明灯来讲，小老百姓，只需花笔小钱，把对未来、对生活的一点惴惴不安，化解进一盏盏靠电力维持的小灯珠上，不比买保险划算？
化石 Legacies、天地 Heaven and Earth蒙难悲堂
如果天主也曾关注过北京的子民，那他一定会记得，百年前因他而引起的这一段令人感伤的历史。
天主教在元代已传入中国。当时虽然也曾在北京兴建教堂，但随着元朝的覆亡，天主教的发展也随之中断，一直到16世纪后，由于新航路的开辟与西方殖民政策的影响，天主教在中国的开展，才又逐渐热络起来。明万历十年（1582）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传教，并于次年在广东肇庆建立传教会所，天主教于是逐步深入中国，并在内地扎根。
清初，天主教在中国得到较顺利的发展，神职人员像汤若望、南怀仁等，都受到朝廷相当的礼遇，甚至封为朝臣。但由于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再加上是否允许中国教民祭祖祀孔的礼仪之争，导致了从康熙后期开始的百年禁教，使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打击和挫折。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才解开天主教在中国被禁教的束缚。此后，随着列强对中国的政治及军事干预，天主教在中国得到快速的成长，到19世纪末，各国传教士已在多数府、州、县建立教堂，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全国各式教堂已急遽增加至四千余处，教民约有近百万余人。
宗教的信仰，本是一种文化的承传，与本国的历史及习俗有极大的相关性，但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与文化差异的影响，有时会造成令人无法弥补的遗憾和灾难。1900年义和团和天主教间的冲突所引发的“庚子事变”，就是这种遗憾的具体史实。
造成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事变”，有其特定的背景因素。在文化上，由于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对立的矛盾；在经济上，部分传教士又利用在中国传教之际，强买民田，聚财敛富，导致民怨沸腾；在政治上，有些传教士干预中国内政与地方政治和司法权力，于是加深了教民和一般百姓间的隔阂与怨恨。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当时反教思想与盲目排外的心态，以至于各地教案四起，最后终导致了由义和团运动所引起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 在“庚子事变”中，北京包括东堂、南堂、西堂和北堂在内的多座教堂，均遭义和团民焚毁攻击。特别是在1900年6月21日，当慈禧对各国下达“宣战谕旨”后，清军亦协助团民攻击教堂和使馆，而其中以攻打北堂西什库教堂最为惨烈，团民和防守在教堂的教民，均有极大的死伤。
那是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至8月14日为止，约一万名的义和团团民和清军，联合攻打由法国天主教驻京总主教樊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