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1-在北京生存的100个理由:解读北京的城市文化-第1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他似乎就会这一套书，没有听到过他说别的。而且就这套书也只会说一小段，即从康熙微服私访到张广泰回家那一段，说完后翻回来再从头说起（这也是他非行内人的证据之一），使观众从内心产生一种对他的轻视。人们只是无聊的时候才走到他这里来，别的场子开了，听众就会逐渐散去。如果他在黄金时间说评书，恐怕不会有什么人听。从收入看，他的收入也不一定少。他就一个表演，平均二十分钟一段，每段一打钱。每次能挣三四千元。上午能说十二三段，收入四五万元。交了百分之三十的场地费，还剩三四万元。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然而，在我眼中他仍然只是位混饭吃的艺人。
人 People、转变 Change北井胡同忆往
前些年九月里的一天，坐车路过南池子，北井胡同正在一瞥间，却是已成一片瓦砾，不免心里一震。早就听说南池子要大拆，没想到这么快真的就拆了。 1958年从福州到北京，住在外婆家。外婆家在南池子北井胡同。南池子在天安门旁边，明朝的时候，这块地方大部分是内南城；清朝，为内务府所属机关。现在这里最有名的古迹，当然是明清两代保存皇家档案的皇史。北井胡同却是名不见经传。南池子大街偏南的一段还有个南井胡同，好像比它名气稍稍大一点，大约南井胡同里的那口井，井水是甜的，而北井胡同里的井，井水是苦的。 北井胡同窄而短，用北京话说，是条死胡同，所以胡同口的牌子上写明“此巷不通行”。南池子大街上这样的胡同不止一条，箭厂胡同、冯家胡同，都是。胡同里一共住着七家，独门独院的只有两家，其一是二号，其一是六号。二号是个两进的四合院，据说主人是资本家，当时最惹人注目的，是他的家里有一辆摩托车。三号院里住着两户，记得都是工程师。虽然不是很正规的四合院，但四面的房子齐齐整整，院子里两个花池，也总是收拾得很有样子。五号是个大杂院，住在院子里的几家，家境都不大好。其中一家的女主人，是街道居委会主任。我家住六号。小小的院子里，北屋两间，西屋两间，东边一间小板房堆杂物，南屋做厨房，旁边是一间只有一个蹲坑的小厕所，化粪池开在院子里，满了，要请掏粪工背着粪桶拿着粪勺来掏。北屋和西屋之间还有个夹屋，便是我的卧室。院子的东北角，是一棵两搂多粗的大槐树，夏秋时节，槐荫匝地，把院子遮蔽得严严实实，槐花开起来，清香缕缕。槐树霸占了几乎所有的阳光和养分，北房前边原有一方小花池，也曾种过不少花草，可细细瘦瘦总是长不旺。只好养几盆文竹，绣球，秋海棠，常年放在北屋的窗台上。 外婆十六岁结婚，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公园遛早，戏园子听戏，打毛线，看小说，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山公园（社稷坛），文化宫（太庙），是天天去的地方。文化宫的东门，就开在南池子大街，走去很方便，门票三分钱。从文化宫的西门穿出去，是午门，中山公园即在午门西，门票五分钱。公园里的唐花坞，鲜花四时不败。唐花坞外的藤萝架，春夏秋三季，都是清幽的坐处，看书，打毛线，无不合宜。藤萝架不远，便是有名的来今雨轩。来今雨轩常年卖着冬菜包和豆沙包，那是留在我童年记忆里的美食之一。 南池子离王府井不算远，但徒步来去也还不是很轻松，所以多半是回来的时候坐三轮车，记得车钱很固定的是两毛五。东安市场的北门有个清真小吃店叫丰盛公，里面卖奶油炸糕，酥脆的皮儿，绵软的芯子；再来一碗杏仁豆腐，清凉爽口。丰盛公往里，便是吉祥戏院，吉祥戏院看戏，一个月大概不少于三次。外婆喜欢的是青衣戏，悲戏，苦戏。印象深刻的一出，是《生死恨》。女主人公苦了一生，却在幸福即将到来的时候死了。整出戏，唱腔特别多，幽咽凄婉，催人泪下。每唱到精彩处，人们都要为它幽咽凄婉得好而鼓掌。每月十五号，是外公发薪水的日子，第二天一家三口必定要去吃西餐。最常去的是文化餐厅。出胡同口往南拐，走到南湾子，穿进去，出来就是南河沿。文化餐厅坐落在街西。餐厅是长方形的，宽敞，洁净，人很少。常点的菜是土豆沙拉，炸猪排，奶油鸡茸汤。 南池子在天子脚下，每年国庆日街上都要过游行队伍，穿着各式艳的服装。高兴的话，可以坐在胡同口，从早上看到中午。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放礼花，运气好，说不定还会有降落伞飘到院子里。 虽然地处中心，有四达之便，但南池子从来是安安静静。夏日里，街道两旁的大槐树绿荫交午，总有着特别的清凉。早点摊，副食店，菜站，小酒铺，不多，却正好敷用。静悄悄的胡同，静悄悄的街道，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紧贴着皇城才特有的气象。 北井胡同的第一次消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南池子大街改称葵花向阳路。胡同本来是大街中大大小小的凹曲，门牌号码，大街、胡同，各成系统，这一回都被抻直，用门牌号把大街和胡同统一起来，北井胡同六号，便成了葵花向阳路一五八号。 外婆是湖北黄陂人，父亲名叫金永炎，曾为黎元洪幕僚，还做过短短几天的陆军次长。短寿，四十七岁就死了，老家的田产分在子女名下。外婆早早嫁人，田产放弃，土改划成分，本没把她算在内，“文革”一起，却成了漏网地主，抄家之后，勒令返回原籍。外婆不露声色吞下安眠药，从容而去。很快，不知从哪儿迁来一户工人成分的五口之家，超负荷的小院从此再没有往日的恬静和安宁。二号院也抄了家，主人被驱逐出去，院子里一下子住进了四五户，成了大杂院。经历了“文革”，承载过古老文化的真正的四合院其实已经很少，胡同所包容的，几乎都是杂院，居住环境乃至生存环境都很差的大杂院和小杂院。 1994年的时候，忽然有点儿怀旧，于是到离开二十多年的北井胡同看了看，看见胡同里的房子都很破旧，窄而短的胡同越发显得可怜巴巴。回来写了一则《院儿的杂拌儿》，记我生活过的小院和大院。如今胡同和小院已经拆得干净，大院的拆，据说也不久远。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四年，可是能够作为生活见证的，差不多都不存在了，真不知道应该黯然，还是应该欣喜。
人 People、转变 Change庭院深深四合院
北京城里的旧院落，现在统以“四合院”呼之。其实，四合院是一种标准化了的特指院落，杂凑在胡同间的院落大多不合规矩，但这并不影响院落的功能。旧时生活在这些院落中的家庭，多是一家一户累世而居的大家庭。我出生并长期生活其间的那个旧院落，就是一个三代人聚族而居的居处。院落虽不是标准的四合院，但建筑形制仍是大同小异，如大门开在东南方，厨房、茅房也都各在其方位，即使第一次登门的送煤伙计、送水把式或掏粪工人也无须问询，就可以径直找到地方。 旧院落中房屋主次是分明的，主院北屋是上房，住老人；其他厢房、南房和跨院等屋宇各房分住。有老人在堂，无人敢喧哗，有时父母有些小争吵，时间稍久，或说话音调有点激动了，隔着院子，听见上房里一声严厉的痰嗽，大家立即住口，谁也不敢再多说一句话。放暑假时，各房的小孩子都在院子里玩，可一到午饭后必须回屋睡觉，因为那时爷爷奶奶也在睡觉。直到堂屋里一声轻咳，各屋的房门才纷纷打开，放出孩子去玩耍。在这样的院落里，祖父祖母的权威和一家人的生活安宁是至高无上的。有一件事一直忘不掉，那是我家一位住在附近另一座四合院中的至亲，他在1957年“犯了错误”。他仍然早出晚归，晨昏不忘到上房问安，像没事人似的，直到老人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把他叫到堂屋问话，他才“扑通”一声跪到地上说：“儿子不孝，把差使丢了。”老人“哦”了一声，说：“回家就好。”他才缓缓退去。 这些场景，都能让如我这样作为家族晚辈的四合院居住者感到被限制了自由，感到有些压抑。可如今人过中年，在回首往事、重新打量逝去的生活时，却也觉得有所领悟：现在的我，不论在外面遇到多少不愉快，回到家仍是平平静静——用四面墙围住一片安宁，为人生的不测守护一个避风港，供鸟倦飞而知还——这是最平庸又极实在的四合院的智慧。 我最怀念的是我家一进大门的那个大天井，这个天井约有百余平方米，里面没有房屋，南面是一个终日关着的大门，西北角有通向内院的屏门。因离上房较远，又有屏门阻隔，吵不到老人，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此是我儿时最喜欢的地方。院子的东面是一个半人高的土台，大约也有上百米，台上种有花树。我曾在土台上抓到过一只硕大的、叫声极宏的二尾蛐蛐，引得小朋友们艳羡不已。土台下停放着一辆人力车，当时称“洋车”，是爷爷外出时的代步工具，同时也是我的一个大玩具。家里没有雇佣专职的车夫，爷爷要出门总是临时招呼隔壁大杂院南房的一位关姓、小名三儿的小伙子。每当爷爷出门时，这位关三儿总是干干净净、利利落落地早早过来，把车子的瓦圈、辐条、脚铃、车把杆儿擦的铮亮，然后坐在门道厚重的大条凳上，拿着大大碗公喝水，一边坐等，一边给我讲乾隆爷的故事。有时等的时间长了，他闲不住，就自己抄起斧头劈柴，或者到后院井中打水提到土台上浇花。他拉着爷爷和我出门儿，也如当今的“的哥”，话特别多。我听他说过他家是旗人，祖上曾立过军功，是“揪着龙尾巴”进的关。我们一家不分长幼都称呼他“三爷”，这个“爷”字不代表辈分，只是尊称。关三爷曾送我一个用粗铁丝做的弹弓，后来被爷爷没收了。爷爷总在背后说三儿没出息，不上进，连个媳妇儿也说不上。可在我眼里，他可是个有来历的人物、应属“游侠”一类。算起来，这位“游侠”也该在七十岁以上了。 记忆中至今还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是：一次关三爷拉着我和爷爷由街上回来，他们一路上仍是热乎地聊着，突然爷爷跺脚喊停车，然后紧盯着电线杆上贴的约两寸宽半尺长的黄纸条瞧，原来这是一张宣传火葬的宣传单。随后的几天里，爷爷总是神色黯然，不大说话。那时的宣传品不过是这样的小纸条，但仍能使人人看到，造成影响；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红海洋”，北京街头才充满了大字。 我家最后一进院落不大，只有三间北房，院中有一口井，院西一棵老枣树，主干树枝向东倾斜，夭矫如卧龙，覆盖了整个院子。三间房居中的一间是爷爷奶奶打牌的地方，西面一间是佛堂，供奉有几尊佛像，现在想起来，那些佛像并非属同一个教派，有密宗的，也有显宗的，摆在一起一定很可笑。上世纪40年代，西藏某僧官呼图克图来京，驻锡雍和宫，爷爷曾请他来家里为几尊藏佛开光。后来这些佛像都捐到北海公园白塔南面山坡上的阐福寺去了。东面一间是祖先的享堂，墙上挂着祖先画像，案上供有牌位，还摆着香炉、蜡扦等物品。据说我出生那天，得了长孙的祖父就是在这里祭告的祖先。这些牌位和画像早在“文革”初期，被我悄悄填进灶膛，一把火烧了。 我的父母都是3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是“五四”后的新一代，对封建家庭制度深恶痛绝，他们是不肯参与祭祖这一类事的。祖父母也早已认可了他们，从不勉强。每次祭祖，祖父总是对我说，你爸妈不在，去替他们磕个头。如今我的父母都已高龄，也早已搬到楼房居住。一日，我那曾热衷于“科学救国”，并在医药化学等方面很有成就的父亲，唤我到他跟前说：“后院的祖先牌位应该擦一擦了。”让我大吃一惊。父亲确实有时有些“老年性痴呆”的初步症状，已经想不起他一生从事的化学专业了。但奇怪的是，他竟然忘记了他的科学，却还惦记着他的祖先。看来，四合院的魂魄其实始终追随着他，他一定曾经尽力去摆脱、去忘记过，但没有完全成功——因为深深的庭院，太深了，太深了……
人 People、转变 Change从八大胡同到琉璃厂
陕西百顺石头城，韩家潭外伴歌笙。 王广斜街胭脂粉，甘井湿井外廊营。 这偈顺口溜我想是形容北京八大胡同最佳的写照。它不但将八大胡同部分的街名嵌入到顺口溜中，更将胡同里，胭脂飞雪的情景作一深刻的描述。 八大胡同到底是哪八条胡同，时至今日有多种说法。一般以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王广福斜街、胭脂胡同、外廊营、皮条营等八条胡同，为较普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