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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

苦斗-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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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了,不多算;民死了,也不少算!”
  梁森喷了一口酒气,申斥他说:“胡说!蒋总司令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混账话?——不过你别胡扯。我还要问你:最近震北村有人想造反,说什么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还要组织农会。你说,这是不是有共产党在里面活动?”
  冼鉴一听,知道梁森不过如此了,就轻松地笑道:“官长说的这些,我都没听别人说过。倒是有人喜欢把一些没来由的风言风语,当做天大的事儿传来传去,说震北村最近活活地饿死了三个人。有人说亲眼看过,是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又有人说,他还去送过殡,的的确确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他认真到要为这件事儿赌咒。官长,你知道,我们工厂里有一个蹩脚技师,他就有一个亲戚住在——”
  他的话没说完,梁森就拍桌子禁止他道:“够了!你那些鬼话,说给谁听?留到清明拜山的时候再讲吧!我看你也不是一个喜欢絮絮叨叨的人,哪来的这一箩子废话?你分明是鬼混!”
  冼鉴说,“又不是我要讲。是你要问。不让我讲,我就走吧!”
  梁森说,“这却办不到,姓冼的,这附近几十里,天一黑就戒严,渡口也封了,任何人都不许走夜路,也不许过渡。你就在我这里住一宿,他们会让你住在‘花厅’里面的。有账明天再算。”说完,他就打了个哈欠,退了堂。
  冼鉴心中明白,自己算是被逮捕了,跟着,他的精明的眼睛,露出一种迟滞的神色。他想起昨天夜里南、番、顺特委的会议,他想起今天晚上仙汾市的那个会议,他想起眼巴巴地盼望着他的冯斗和谭槟。不知道为什么,他如今觉着那两个同志分外亲切,分外可爱,甚至使他想起他们来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叹了一口气。一个拿着手电筒的稽查,把他送进了“花厅”,在外面上了锁。这“花厅”是一间又黑暗,又潮湿,又十分寒冷的小房间。借着刚才手电筒那一闪,冼鉴看出来,除了地上一堆禾草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人一进去,迎面扑来一阵霉味儿,一阵汗味儿,一阵血腥味儿。冼鉴因为十分疲倦,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那全身的湿衣服多么阴冷,多么不好受,一头倒在地上,裹起禾草就睡。可是睡一阵,醒一阵,冷一阵,想一阵,总睡不熟。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钟,站长梁森才起床。他洗过脸,吃过早饭,就准备上广州去,把冼鉴的事儿全忘得干干净净。那听差挤眉弄眼地提醒他道:“站长,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们昨天晚上来了个客人,还没打发呢!”梁森不肯在听差面前认输,就说:“没搞头,叫呆着等我回来。你以为我能把正经事儿忘记么?”听差说:“那家伙倒象个硬汉子,连一句好话都没说过,只怕是个八字脚。”梁森一听。越发不乐意。如果是个共产党,他都没审问出来,却叫一个听差给认出来了,那还了得?当下他冷笑一声道:“共产党都是狡猾的,哪有这样硬梆梆的?他分明是个机器仔,机器仔就是这种戆九的脾性。我要是看错了,你挖我的眼睛核子!你可知道,我杀的共产党,比你看见的共产党都多呢!”为了证明他的眼力和他的权威,他把冼鉴叫了出来,当堂将那嫌疑犯释放了。冼鉴走出稽查站门口,正大步朝东沙渡口走去,准备“过海”回仙汾市。但是梁森把他叫住了,对他说:“我虽然放了你,可不许你到震北村、仙汾市去。你回头来,往西走,到三水县去;往南走,到顺德县去,都行。那些地方不归我管,我也就不管你!”
  冼鉴没办法,只得从昨天的来路向顺德县地面退回去。
  十二 旧地重游
  也就在冼鉴被迫折回顺德县去的时候,周炳乘坐的轮船琼州号,从上海一路平安开到了广州市河南的白蚬壳码头。“到了广州了,”他想着,心里咚咙跳了一下。下了船,他提着行李,不知不觉地就朝着回家的方向走。他渴望着和爸爸、妈妈见面,想看看那生了儿子的姐姐周泉,甚至想起了何家的小丫头胡杏跟小姑娘何守礼来。但是当他走到凤安桥的时候,他的脚步又不知不觉地停下来了。他回到从前德昌铸造厂的老地方一看,忍不住感慨万端。那地方还是开着铸造厂,但是已经换了招牌。不用说,那里不会再制造他们从前所做的手榴弹壳了。那孟才师傅,李恩大个子,都为着革命,离开了人世了。冼鉴、冯斗、谭槟一伙子人,如今不知生死存亡,也不知散落何方。想到这里,他于是自言自语道:“妈妈,我多么想念你!可是我如今一事无成,拿什么脸去见你呢?”他再看看自己的铺盖卷,还是家里拿出来的那一副旧铺盖卷,只是更加发黄,更加残破了,就又想着:不止没脸去见妈妈,也没脸去见那小丫头胡杏跟小姑娘何守礼呢!当初,她们多么好心肠,对他的期望多么远大;他自己也是感情比火热,志向比天高,一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如今两手空空,头低、眼湿地回家,成什么话!这样,他又决定不回家,把行李往肩上一甩,沿着相反的方向,折回白蚬壳。从那里过海,到了白鹤洞。又沿着一条葱绿满眼、四季常青的乡村大路徒步向震南村走去。在路上,他满怀壮志地发誓道:“找不着共产党,我誓不回家!”往后,他每走几里路,就重复一遍道:
  “就是这样。找不着共产党,我誓不回家!不要说一年、两年,就是十年、百年,我也不悔!”
  村过村,渡过渡,约莫走了半天工夫,周炳就走到了震南村。虽说冬天风凉、他却出了满头大汗。在村子北口一棵大榕树脚下,他坐下来歇气,顺便想找个过往行人打听一下,那震光小学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村口,他已经八年没来过了,可是奇怪,那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他都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呵!那是那棵大榕树,那是那个社台,那是那个门楼,那是那个竹林;一条麻石小道,弯弯曲曲地伸进村里,小道的另一头,斜斜地横过小水沟,伸进那片广阔肥沃的禾田里。他跟胡柳、胡树、胡松、胡杏他们四兄弟姊妹,就常常在这里玩耍,拾榕树豆,斗天冬草,捉黄蜂,顶蜗牛,乐得不可开交。那时的天气,也是这样的天气,半冷不热的;那时榕树顶上的相思鸟,也和现在的相思鸟一样地唱着,吱吱啁啁,听得人入迷。周炳正在无边无际地沉思着,忽然从村子里走出一个十七、八岁,农家打扮的大姑娘来。周炳看她身材细长,大眼睛,尖鼻子,尖嘴,非常灵活秀气,却是认不得人,就说:“大姐,请问你,上震光小学怎么走哇?”那大姑娘不答话,望着他嘻、嘻、嘻地笑个不停,笑得周炳发起毛来,把自己浑身上下望了一遍。又笑了一阵子,她才说:“阿炳,你回来啦?快去看看胡柳吧!”周炳搔着自己的脑袋说:“哦!可是我倒认不得你哪!”大姑娘又笑了,笑得非常甜蜜,说:“你认不得我,我可认得你,我叫何娇。离胡柳她家不远呢。”周炳站起身来和她点头认识,又问了她几句胡家的近况,就按照她所说的路径,一直朝震光小学走去。
  到了震光小学门口,门房通报进去不久,在一片儿童吵闹声中,走出了一个年纪在二十四、五的年轻人来。这个人象虾干一样的身体,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轻浮,加上眼似狐狸左右望,嘴象喇叭往外翻,格外可观。他两人一见面,那格调就不比寻常:
  一个瞠目结舌,大声惊呼道:“是你呀!”
  一个目定口呆,高声怪叫道:“是你呀!”
  那走出来的人说:“你找谁?”
  周炳爱理不理地说:“我找这里的校长!”
  那出来的人说:“我就是这里的校长!”
  周炳一面说:“我的时运太低,白天见鬼!”说罢回身想走。
  那出来的人伸手拦住他道:“我早听校董会说有个新的‘人之患’,就要来吃咱这里的‘咸鱼头’,可是你打死我,我也想不到是你。这才叫不是冤家不对头。得,既来之,则安之。老相识了,用不着客套。里面坐,里面坐。”
  原来这出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八年之前的一个七夕晚上,因为他调戏区桃,叫周炳给结结实实砸了一铁锤的,青云鞋铺的少东家林开泰。要接受这么一位主人的邀请,到他的房间里去,象宾主一般的殷勤款洽,这在周炳说来,倒不算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儿。他略为踌躇了一下,然后——不知道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还是出于另外的其他什么原因,他毅然地跟着林开泰走了进去。到了这位意想不到的教会小学校长所居住的地方,周炳一不看那里面的乌烟瘴气的陈设,二不忙拿出陈文英的介绍信件,三不问学校有些什么情况,只是一个劲儿盘查林开泰道:“既是熟人,我也就不拘礼了。你是一个鞋铺少东家,连一双顶起码的布鞋,也是决计做不出来的。你倒凭了什么本领,来当这小学的校长?岂不白白误了人家的子弟?”应该说,对于这样一种谈话的腔调,林开泰倒是安之若素的。当下只见他不但不恼,反而笑嘻嘻地答话道:“弟台,这就是你的少见多怪了。如今社会上做事,只凭腰杆,不问头脑。体会做鞋,会卖药,会看牛,打铁更是看家本领,如今不也就当了个教席?至于我,我是推辞再四,总是推不掉,这才来勉强承乏的。你大表哥陈文雄说我:‘你怕什么?天大的事儿,有我担戴,这校长一席,别的不问,只问信仰,你是一个信仰虔诚的人,你只管放手干去!’这样,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我也是逼不得已的呵!”周炳笑了。他一面掏出陈文英的介绍信,递给林开泰,一面说:“这敢情是无巧不成书!你的后台老板,也是我的后台老板。他姐弟俩都是咱们的大施主呢。既然如此,我二人当面约定:此后河水不犯井水,各行其是。你只管营私舞弊,中饱贪污,我不管你;可是我干什么,也随我的便,你也不要来管我。总之,谁也不要碍着谁。你应承么?”林开泰颠三倒四地看了介绍信,连忙点头不迭道:“当然应承,当然应承。——何止应承?简直是好极了,好极了。既然摊开族谱,成了一家人,还分什么彼此!只要往后弟台看到我有什么陨越之处,多多包涵就是了。”说罢,又叫人唤了另外两位老师进来,一一介绍寒暄,算是见过了同事。往后,周炳就在震光小学住下来,只当又找到了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原来这震光小学,是倚仗着广州三家巷陈家势力撑持的一个教派所创办的,本来有一个校长,两个教员,——加上周炳,成了三个教员。学生也不少。在名册上有百儿、八十人,实际上每天也有那么三、四十人来上课。创办这间小学的目的,不要说学生和那些富有的家长——那些绅襟父老不知道,就是校长、教员,也是不知道的。有人毁谤说,只怕连那些校董会的董事老爷们,也未必清楚。看这学校设备简陋,教学呜呼,高级小学毕业,还抵不上别的初级小学程度。它不象是打算培养人材的地方。看这学校虽然也读圣经,唱赞诗,做礼拜,讲道理,但是也不那么认真、严肃,也不那么装腔、刻板,学生和家长来也好,不来也好;听也好,不听也好;反正散发了那些精美的画片和香甜的糖果,大家喜地欢天,一哄而散。它又不象是打算传教布道的处所。要说它是想沽名钓誉,借学敛财,培植势力,结党营私,那也未必尽然。况且陈文雄董事长一向以公正廉明自居,也未必肯这样干。所以说来说去,大家对这间学校,还是弄不清楚。那些富有的绅襟父老只想着从这小学毕业,可以升教会中学;从教会中学毕业,可以升教会大学;从教会大学毕业,可以做官,可以经商,也可以留洋;就把子弟送去了。
  周炳也没有多余的心思去过细研究那些问题。在学校住下来之后,有一天半天工夫,还不忙上课,他第一件大事就是上胡杏的老家去看看她的爸爸胡源,她的妈妈胡王氏,还有胡柳、胡树、胡松一班老朋友。胡家本是熟地方,况且除了胡柳、胡树两人,在广州见过面之外,其余的人都是八年没见,想念得很,因此草草吃过晚饭,就奔向胡家去。天气渐渐地黑下来,村子里的人渐渐地多起来,赶着牛的,划着船的,都从四面八方回到村子里来了。周炳小时候在这里放过牛,道路很熟。他沿着一条叫做螺冲的大冲往西走,不久就看见隔冲那面,胡源住家旁边那几棵大蕉树;那排蕉树后面,便是那棵九里香;九里香的西面,就是屋后那一片菜地,约莫也有个一分、半分光景。这流水、树木、菜地、家屋,是这样地凌乱残败,又是这样地熟悉亲切,使周炳常常停了脚步,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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