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司惊动中南海-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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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逛逛，他暗暗地感到愧疚。
刘建军拿出了家里最后剩下的一点钱，同老伴上路了。
刘建军对北京的各个部门可熟悉多了，他很快就找到了报童指给的那个地址。
一位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刘建军，然后说：“真是出了件稀罕事，怎么能处分你呢？我打个电话，问XX在不在，你找他们看行不行。邓大姐现在不怎么管这些事情了。”
电话打通了，对方说，这几天太忙，让下星期一上午8点，从中南海西门进去，那位同志在那里见他。
刘建军和老伴按时间来到中南海西门，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相貌端正，温文尔雅，穿着整齐的西服。
来人问他：“你就是保定的刘建军吗？”
刘建军忙说：“我就是。”
那人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你的事，我知道，你过去寄给我们领导的材料，我们看得很认真，上星期你让别人打电话来时，我们又仔细看了你的材料。如果还有材料，你就留下，如果没有，请你相信，我们会认真处理这个事的。你不要失望，我们把你的材料再转一转，转到河北省有关部门，你不要再来回跑了，我想，我们转的材料他们是会重视的。”
刘建军很感激这位同志的帮助。
他领着老伴离开了中南海门口。
记者们的热心肠
在北京，刘建军再一次想到去找新闻界的朋友们。
刘建军对老伴说：“我们得到新华社去，那儿或许有人会支持我们的。”刘建军找到了新华社的朋友，那个朋友笑说，“我给你找人。”
他领着刘建军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找了几个朋友商量这件事情。
后来有几个朋友说：“这样吧，我们给你开个记者招待会，我们把北京的新闻单位都给你请来。起码一个新闻单位来一个人，然后你把你的冤屈再说一说，大家共同努力帮你呼吁呼吁。”又有人说：“光呼吁也不行，新闻单位毕竟是新闻单位，我看这事你还得打官司，去告状！”
人家告诉他说：“你可以到法院的行政厅，你说你觉得被撤职不对，被降职也不对，这是可以打官司的。”
刘建军笑了笑说：“我还是先依靠新闻界吧。”那位朋友说：“那可以吧，我们先给你租一个会议室，茶叶钱你拿，会议室的钱就拉倒。咱们把大伙儿召集起来喝杯茶，你也没有什么礼物没有什么纪念品，再说你是背着官司去告状，大家也不忍心要你什么纪念品。”
然而刘建军还是不想开这个会，因为这对党的整个形象有损伤。要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就不好了。朋友们说：“你可真够忠的，到这份上了，还考虑影响，那好，我们帮你转信。”
他们从刘建军包里拿去十来封申诉书，后来，听说都给转到有关部门了。
照样，泥牛入海。
记者招待会开不成以后，刘建军按朋友出的主意，仅就被撤职这一点，向法院行政厅进行投诉。
他就直接找到了法院，这次他可真正地想打官司了，哪怕打个家破人亡。
法院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刘建军坐在法院办事人员对面的椅子上，不无愤慨地从头到尾把事情说了一遍。人家听完了他的讲述以后，表示很同情。可是人家告诉他说：“刘建军同志，我们不是不接受你的案子，法院的大门是对任何一个人打开的，然而你这件案子却不一般，它不属于法院所接受案子的范畴之内，因为法院的案子不包括党委机关处理的纪律案件，这还是归党内处理，不是我们的事。我们的工作是面对社会，比如罚款、拘留，你说对不对？”
刘建军问他说：“那么我这件事该怎么办呢？我说句大胆的话，共产党自己内部的事，法庭能管什么呢？”
法院工作人员摊开双手对他说：“你说的话都有道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你只能先回去等待。你的材料，我们负责转给纪检部门。”
六
“彭元帅。您在哪里？”
有一天刘建军从医院拿了药，就去了保定市前任市委书记郗光同志家。
刘建军告诉老书记：“我哪儿都不去了，我到哪儿都没有用处。办不了的，光有热心不顶用，能办的，看着大官脸色行事，谁为孙子烧青火？”
这位前任书记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小子应该挺得住劲！甭说你，就说我吧，我也被整过多年，我现在不是担心你个人平反不平反，这不是主要的，而我担心的是：你不平反，你反映的这个事情就不会成为事实，而它假的一面却将成为铁的事实。我希望你继续努力，有句话不是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他不给你平反，肯定是暂时的。平反了是党的英明伟大。你即便现在被开除了党籍，也要好好地生活下去，为党工作下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那才对呢！”
这几句话说得绝望中的刘建军心里热乎乎的。
书记说：“你知道郑板桥吗？他也是个县令，人家不当官，一骑毛驴就走，对这些事情不是那么在意的。我知道你的性格，你这个人啊，就是太认真，你肯定要斗争下去！你如果需要钱的话，尽管来找我好了。”
刘建军说：“我不要钱！没有钱人可以活着，没有理想人就蔫了，我还要去找我的理想！你记得我过去写的歌吗，那就是我真正的理想，如果我在官场上失败了，被整成一个反革命，那我还有笔，我还有我的头脑，我还有我的心嘛！我只要不死在肝病上，就能有所作为。”
带着严重的肝区病痛，刘建军第五次踏上进京的火车。他这次要找一位老首长，寻是他非常敬慕的老革命，过去他曾多次去他家听他谈哲学、谈政治、谈人生。那是他心目中的一位哲人，而且又是原河北省的主要负责人。
这位老哲人已经退居二线。他说：“建军啊，我不能干扰河北省的工作，因为我已经下来了。我并不是听你一个人说，我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了解，现在我们党风不正，而彭元帅太少了，像彭德怀那样敢于说真话的人太少了。你呀，你别找我，你自己就去找河北省，一次不行找两次，两次不行找十次，上百次，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十年。因为河北省对一个县委书记要负责任，他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理由帮助你正确解决。”
刘建军告别了这位老上级。他信心十足地走了出来。
他直接到了河北省。
河北省还搞“踢球”战术，互相地踢，整整一天，他们把刘建军从五楼踢到四楼，从四楼踢到七楼，从七号楼踢到五号楼，从纪检委踢到组织部，从组织部踢到办公厅，就这么跑三角。
这个时候，朋友们不断地把他的药量加大，而且不止一个两个人劝他学气功。
肝上长的东西，一直没有人跟建军讲清楚是什么，然而每天的疼痛，告诉他病情在发展，他也看过不少医学书，肝上如果长了肿瘤，不可能治好，只能是延缓死亡。而对气功治好肝癌的报道，却常见于报刊。
刘建军参与了气功的学习，学得非常认真。刘建军练气功主要是喜欢那种心静如水忘掉七情六欲的境界，他准备在这个地方寻找一下心理的平衡，把他的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去。
他准备自己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刘建军为了体尝到觉悟的含义，读了许多的气功书，还有佛经、道德经、圣经。
在老朋友、也是气功界X大师的得意门生吴会新的引导下，他在北京六里桥国际气功大楼里拜了X大师。
没想到X大师对他这个县委书记很感兴趣，把他请到二楼谈心。
这间屋子使刘建军终生难忘。屋里点了好多的蜡烛和香，还有许多水果，人家告诉他说这就是X大师的练功房，一般人不让进，连他的助手们都进不去。
X师微笑着问他：“我听吴会新对我讲，你遇到了许多麻烦，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思想上，你能让我看一看吗？”
刘建军说：“那好吧，请大师给我看看，我的前途究竟在哪里？”
X大师听后忽然笑了起来，说：“我看不出你的前途来。人的前途和命运不是天给的，是人的性格和机遇造就的。”
他俩谈得很投机，一直谈到中午。
中午的时候，X大师特意邀请了这位前县委书记陪他吃饭。
刘建军痛苦地说：“我总感到我的前半生过得太凄惨，后半生过得太绝望，您跟我说说我该怎么办呢？”
X大师说：“明天我要在北京科学礼堂作学术报告，你不妨来听一下。”
从此之后，刘建军竟成了X大帅的学生，从一部学到四部，在廊坊气功学院毕业时，他是唯一拿到了一级气功师证书的人。因为他太专心了，入室以后，心律每分钟不超过20次，呼吸每小时才60次。所以1991年中国唯一的一个气功大挂历上出现了刘建军的大幅肖像。刘建军看着大挂历上的这张肖像觉得又可笑又可悲。可笑的是，一个县委书记竟作为X大师的弟子出现在老百姓眼前；可悲的是，他作为县委书记，为党辛辛苦苦工作那么多年，为老百姓谋了那么多的福利，不但没有宣传肖像，反而连自己的脸面也没有了。
他在X大帅这里遇到了不少高阶层的朋友。
总书记关心小和尚
又是在北京的一次气功报告会上，他意外遇到了在中央工作的一位老乡，也是非常要好的老朋友。
那个人很吃惊地说：“建军，你怎么也来了？”几乎是在同时，刘建军也问他：“你怎么在这里呢？”两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兴奋又惊讶。
刘建军沉了半天才说：“现在我已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还分裂了党！”
那个朋友一听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
他说：“建军呀，别胡扯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就算你分裂党，你分裂得了吗？你分裂个生产队也分裂不了啊。你今天来学气功，是不是想改变信仰，逃脱人生的现实呀？”
刘建军含含糊糊地说：“养生益智，寻找心净。”
老朋友劝起了他：“建军，我对你说呀，逃脱现实是逃脱不了的，你现在还是应该去为你的前途进行搏斗，不要在气功界找你人生的希望，气功不是神灵，不是你的路！你知道吗？我在中央已经听到你的事了。”
那个朋友接着给他打气，说：“党中央是主持正义的，是有雄心和魄力把中国搞好的，你也不要参与什么佛门道门，去找书记处，最近有一家报纸发了一条消息，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刘建军忙问：“是什么消息呀？”
这位朋友说：“总书记在南方视察时，在庙里遇到一个小和尚，是个大学生，出家了。总书记问他，‘你为什么出家呀？’他说：‘看不惯当地那种腐败，受不了那些有权有势人的气。’总书记劝他，还是要相信党和政府会惩治腐败，主持正义的，希望他能还俗，为建设四化作贡献。现在这个小和尚已经还俗了，从事他所学的专业。你看这个例子怎么样啊？依我看你还是把那只踏入佛门的脚缩回来吧，你会有你的前途的。”
刘建军说：“那按你说的这么办，我是否还得继续申诉？”
那位朋友说：“你还是要申诉。要想想办法，给你找个机会，你找到找不到‘真佛’，那就看你的运气了。”
刘建军说：“好吧，我就最后申诉一次看看，如果再没有结果的话，那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第201封告状信
刘建军回到家里，再一次换上他那双登山运动鞋，他要进行最后一次申诉。晚上他写了第201封申诉信，按照老做法，到街上复印了几十份，装好信封，发了出去。刘建军在申诉中引经据典，据理相争，他在信上写道：
各位领导同志：
今年三月，我向省委书记提供了两个信息，说河北省委树的廉政典型是假的，他的儿子酒后开车轧死人，报上登了，他曾表态，希望是判重刑的。实际上他曾找XX等地方领导说情，以致判了刑的儿子，在服刑期间当上了检察分院的检察官，戴着国徽、领章执行任务，抓人，这种罪犯办案的现象在旧社会也不多见。
这位典型没有进省委领导班子，回保定发牢骚，语言偏激，令人吃惊，我把这两件事向省委书记反映——不是向纪委和政法机关反映，结果遭到了灭顶之灾。我的反映被转到个人手里还没向我这个原告调查之前，就定出了不能当党员不能当干部的框框。
我掌握一定的证据和录音，据法律权威人士讲，录音内容具有法律效应，但这些录音在临处理我之前的头几天，交到组织上，也不被参考。我提供的两个人证，也没有调查，我所反映的问题，确属真实，为什么指鹿为马？
刘建军还把1990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有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