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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愀劬傩泄怼８莸谝蝗胃鄱借倍Σ榈募鞘虏崴兀�1842年和1843年，香港举行过两次赛马。当时香港还没有马场，比赛是借用澳门的马场举行的。最初的赛马完全是一种体育活动，有跳栏和其它马术比赛，而且一年只举行一次，因此叫做“周年大赛”。
在早年的香港，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香港政府要员及大商人经常以马代步，每人往往不只有一、两匹马。因此，考察香港早年的赛马记录，冠军马多半属于知名人士。例如，香港第三任总督般含的一匹名叫“诱惑”的马，从1850年起，得过多次冠军。1853年，大鸦片商颠地的一匹名叫“金手指”的马，也夺得多次锦标。怡和洋行大老板罗拔·渣甸的一匹名叫“锡克”的马，从1852年至1856年，连续五年赢得“妇女银袋”奖。有这些达官富商参与，马赛自然兴旺。由于赛马逐渐成为经常性的活动，于是，成立了赛马会。
香港的跑马场是1844年开始修建的，1848年投入使用，地点选在香港岛的黄泥涌。这一带叫黄泥涌峡，一股山溪从山上挟同黄泥沿峡谷滚滚而来，进入海面，这山溪就叫黄泥涌。溪畔有个黄泥涌村，村民在峡谷种稻田、蔬菜，养猪和家禽，利用黄泥涌的水来灌溉，利用山上的石头砌墙盖屋。英国人占据香港后，见这一带风景秀丽，就在黄泥涌峡山上，开辟英国人的住宅区，建起洋楼。可是，英国人住进后，多数得疟疾等病，死亡不少。港府认为，这是因为黄泥涌谷的水田滋生蚊虫，传播疾病，就硬把村民的稻田草园填掉，强迫村民迁徙。到戴维斯时代，就把填平的谷地辟成为跑马场。
跑马地的英文名字就是HaPPy 6allEy，意思是快活谷，与伦敦附近一所坟场的名字相同，含有“极乐世界”的意思。1842年至1843年间，许多驻港英军和商人患疟疾而死，死后就葬在黄泥涌的山边，可能因此称做“快活谷”。现在马场对面仍然是坟场。
据巴图所著《别了，港督》一书记载，戴维斯是为了迎合英国商人，修建了赛马场，并且每个周末都举行赛马活动。戴维斯的这一做法，显然是讨好英国商人的举动。因为这是英国商人们十分喜爱的一项娱乐活动。但他却没有想到，就是在赛马场上，英国商人们大大地出了他一次丑。在1845年的一个周末，戴维斯为了笼络英国商人，表示自己将亲临赛马场，为比赛的优胜者颁奖。他满以为此举必然反响强烈，但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当戴维斯兴冲冲地到达赛马场时，迎接他的即是一个十分冷清的场面。原来那些商人得知此次赛马是由戴维斯前来颁奖时，竟采取了联合抵制行动，不让一匹赛马参加这次比赛，使戴维斯感到十分难堪。
1890年，赛马开始有投注，正式变成赌博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场修建了观众台，跑道增设排水设备，跑道周圈内铺植了草皮，还可做为高尔夫球场。赛马会开始广泛吸收会员，富有的华人也可以成为会员或马主。
当年，英国《泰晤士报》特派驻华通讯员库克，曾经记述香港赛马的盛况：“如果要看良好的旧花样的赛马，其中没有横冲直撞、勒马牵缰，而且每一匹马都是为着竞赛取胜而出马的，恐怕只有到香港来才可以看得到了。”“当我们第一次看见快活谷里的赛马场，几乎忍不住地嚷着，这是整个世界上景色最丰富多彩的地方。司令台、看台、马厩、草坪和一切设备，加上那难以忘怀的午餐和香槟，所有一切都是第一流的。快活谷和维多利亚城之间相距一英里半的马路上，在赛马日那天，挤满了车辆、骑士和行人。”热闹的情景于此可见一斑。
引咎辞职
戴维斯任期内最大的风波，是他同大法官晓吾的冲突。他利用总督的特权停止大法官行使职权，以致大法官返英向女王控诉，结果戴维斯因此而引咎辞职。
大法官约翰·晓吾，1844年5月与戴维斯一同自孟买乘船到港履职。香港政府按察司，高等法院正式成立，他是第一任大法官。
在这之前，香港只有警察法庭，裁判司禀承总督的意旨行事。当时的裁判司是威廉·坚，他几乎是总督的行政左右手，不像是一个独立的司法官。晓吾抵港后，高等法院成立，他的地位与总督分庭抗礼。裁判司是大法官的属下。而戴维斯仍然习惯于直接指挥裁判司，威廉·坚也一直以总督的属下自居。晓吾认为这是越权，侵犯了司法独立精神，所以从一开始就与总督在职权上发生磨擦，双方因为案件发生矛盾的事件接连不断。香港英籍人士习惯于英国的法治制度，因此都站在大法官一边。
1846年底，两艘中国船在港内相撞，理亏的一艘畏罪逃去，另一艘从后追赶，鸣枪警告。水警船以为发生海盗劫案，便向在逃的一艘开炮轰击致沉，溺死5人，生捉13人。裁判司不分情由将13人当作海盗，各打一顿藤条，然后押解给九龙的中国官厅完事。可是验尸官研究5个溺死人，证实他们确是良民，被笞藤后递解到内地的13个人更是无辜的良民。于是，高等法院依据验尸官的结论，指责警察方面犯了误判错误，同时发现裁判司法庭判案的律条，竟是在1845年早已明令废止了的。香港英籍居民闻讯大哗，他们早已不满意裁判司贪赃枉法的行为，现在更讽刺地劝威廉·坚应该再去学习几年法规再来任职。
1847年8月16日，戴维斯与大法官晓吾发生口角，因为一起案子，戴维斯表示，他有权决定海事法庭的开庭日期，大法官则不予承认。大法官坚持他应该被称为“法官阁下”，而戴维斯则拒绝承认这个尊称。戴维斯威吓晓吾说，要对大法官提出停职的处分。
其实，一系列案件冲突发生之后，戴维斯已经写信给英国首相帕玛斯顿，暗中弹劾大法官有嗜饮的习惯，时常酗酒闹事。这封信本来是密呈的，帕玛斯顿却将戴维斯的私信当做官式报告，交给殖民地部大臣格雷，要求严格查处。格雷随即通知戴维斯，表示对他关于晓吾的酗酒报告将予以正式彻查。戴维斯本是想暗中中伤晓吾的，现在却弄假成真，要公开调查。于是他赶紧回复殖民地部，向格雷表示这事不必深究，因为“自从晓吾夫人离港返英以后，大法官的情状已经改善了，因此不必再继续追究。”可是格雷坚持表示，大法官的清白声誉是不能遭受玷污而不予查究的。关于这事的处理办法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戴维斯向晓吾道歉，另一条是他举出证据证明并非诬告。戴维斯选择了后一条路。
根据英国殖民大臣的命令，港府行政局审查大法官会议成立，总督自任主席，同时又是原告，成员还有英军驻港陆军司令德忌笠，辅政司庄士顿，裁判司威廉·坚等人，同时他们又是原告证人、陪审员。这样的会议对晓吾当然不利。
1847年11月22日，大法官晓吾接到通知，命他出席会议，答辩总督对他的弹劾。戴维斯弹劾的罪名有三项：一、1845年冬，晓吾曾经在海军少将柯讫郎在军舰“亚金科特”号上举行的餐会中饮醉了酒；二、1846年7月，在陆军司令德忌笠少将家中饮醉了酒；三、经常嗜酒醉酒。
11月25日至27日，审判会进行，在会议上，最先被查问的是第一项罪名。总督所邀请的证人多数是当时在场参加宴会的海陆军官员，被盘诘的结果，正好与戴维斯的弹劾相反。一位军官承认先后曾与大法官共席18次之多，而每次都没有醉酒，神智清楚，礼貌非常周到。其他证人也都证明大法官在“亚金科特”号宴会上实在没有醉酒。只有总督的左右手威廉·坚证明晓吾在军舰上曾经饮醉了酒。戴维斯所弹劾的第二条罪状，被主要当事人否定。参加这次会议的德忌笠因为总督将大法官在他家中的私人宴会也列入弹劾内容之一，非常不满，愤慨指责总督侵犯了他的私生活界限，违反了社交礼貌。同时参加这天宴会的宾客作证，晓吾并无醉酒之事。唯有威廉·坚证明晓吾是饮醉了酒，许多当晚在场的军官反驳了威廉·坚的说法。第三项罪状亦被许多证人否定，证人中包括军官、大商行负责人、律师、医生，以及常到法庭采访的记者。他们都证明晓吾在法庭上态度镇静，有耐性，细心静听中国证人琐碎的叙述，对于法律判断的运用非常正确。丝毫没有醉酒人那种神经错乱的表现。
在这种形势之下，一般人认为，戴维斯虽然极想利用自己的权力停止大法官的职务，但他也许顾虑这样做影响太大，不敢贸然行事。因为他要负全部责任。出人意料的是，戴维斯竟不顾一切相反的证据，利用行政会议主席的资格，宣布晓吾被弹劾的罪名成立，将其职务暂时停止，留待呈报伦敦后再作最后决定。他所根据的理由是，所弹劾第一项罪名成立。
戴维斯对大法官的假公济私的报复行为，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强烈反感。大法官被停职的当天，香港的英国居民全体出动到晓吾住宅，放下各人的名片，表示慰问，并有三百余人发出慰问签名宣言，香港高等法院的全体特别陪审员、大律师，分别于12月2日和圣诞节联名写信给晓吾，向他慰问并致敬意。
晓吾被停职后，于1847年12月30日乘铁行公司的“北京”号轮船离港回伦敦，听候英伦的最后决定。在他登轮时，香港的外籍商民都到码头送行，并且大放鞭炮。
戴维斯因大法官之事闹得满城风雨，不得民心，面子失尽，挽回面子的唯一办法，只有向伦敦提出辞职，总比万一被撤职好得多。戴维斯在香港的任期本来还有两年才满任。但是，因为不得人心，不得不提早自动辞职，而伦敦方面也毫不挽留的予以批准了。
晓吾离港后返英，因交通不便，路程需要2个月，几乎到伦敦刚一登岸，殖民大臣即宣布恢复他的香港大法官职务。1848年6月16日，晓吾又抵港任职。而总督戴维斯，于1848年3月30日卸任离港，港府百官送行，军队派出仪仗队。据早期港报记载，官员们欢呼送行的口号，声音非常不起劲，看热闹的居民群众更是一点表示也没有。就这样戴维斯离开了香港。
第三任 般含SaMuEl GEorgE BonHaM
般含（1803～1863），又译作濮亨、文咸、般咸、文翰。英国人。1848年3月至1854年4月在香港任总督。
1848年3月21日，般含接替戴维斯成为香港第三任总督。般含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1837年起历任英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威尔斯王子岛总督。就个人经历来说，他是第一个到香港来的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出身的人。英国政府的用意大概是以他的殖民地工作经验，在香港贯彻英国的政策。
般含上任时，适值港府财政入不敷出，为了节省开支，支撑局面，他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决定放弃一切公共建筑计划，一些戴维斯时期已经动工的公共工程建设也被立即停止，甚至连他自己的薪金也暂缓支取。由于他采取的严厉措施的实施，港英政府的财政支出很快得到控制，1848年开支为62658英镑，到1853年减至36418英镑，削减了几乎一半。
在任期间，为了取得香港英商对港英政府的支持，般含向英国政府建议：任命两名本地居民参加立法局和行政局。英国政府同意立法局增设非官守议员，而不同意行政局增设非官守议员。他力图改善城市卫生状况，实施香港最早期的城市发展计划，规定屋宇以砖石和石块兴建，房屋排列成直行及横行，规划空间做为街道。1854年4月离任回国。后被封为男爵。1863年去世。
从第二任港督戴维斯，经第三任般含，到第四任宝灵离职，前后共15年。这期间，由于鸦片战争，清政府更加腐败，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残酷压榨人民，社会矛盾日益激化。1843年，洪秀全秘密组织反清力量，1851年1月在广西桂平举行起义，1853年攻克南京，建立国都，先后发展到18个省，震惊中外，直到1864年被中外势力攻破南京，坚持斗争达14年之久。面对这场中国内战，三任港督和他们的祖家，颇费了一番心思。
第三任般含软硬兼施会见洪秀全
戴维斯任内，正是洪秀全太平天国反清运动初期，天地会正在广东一带活动。由于清政府的镇压，许多天地会成员在广东站不住脚，暂时逃到香港避难。当时，内地和香港之间居民可以自由往来，这些人对腐败的清政府不满，聚众造反，当然不是罪犯。到了香港之后，又不曾触犯当时香港的法律，香港政府没有理由把他们当罪犯看待。但是，戴维斯却与两广总督耆英相互勾结，共同对付天地会成员。1845年特别颁布了一道法令，规定香港警察有权逮捕自中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