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6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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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谙悉中国和香港情况的柯利达、麦理浩、卫奕信三位英国高级外交家都反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他们都公开说：我们违反了协议，回到原处吧，我们在伤害香港的利益。
国泰风潮
香港接连发生许多事件。首先，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挑起中英对抗，使香港社会发生分化，影响到股市投资者信心，股市接连下跌。到11月中旬，香港股市急剧下跌600点，从6400点的高位跌至5800点。11月末12月初，股市再次急跌，12月3日一天之内跌了433。44。恒生指数跌至4978点的低位，下跌近千点，股票市值损失前后达3000亿港元，使香港经济和居民生活都受到了影响。
而在众多事件之中，最令香港600万居民不能忘怀的，是彭定康在国泰风潮中的表现。
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属于英资太古集团，1993年1月13日晚，国泰航空公司机舱服务员工会宣布进行“野猫式”罢工——即事先没有通知的罢工。当晚参加罢工的人员为29人，一航班受阻无法开出。14日傍晚，参加罢工的空姐骤增至六百余人，国泰20班航机因此而取消或延迟，5000名乘客滞留机场。15日，国泰工潮进一步升级，二千余人加入罢工。但劳资双方却一直未有正面接触。
直至16日，经港府劳工处斡旋，劳资双方才举行会谈。但经过6次谈判毫无结果。
持续两周之久的国泰工潮，引起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社会人士对此发表看法，一些社会团体的介入，使问题复杂化起来。
香港社会人士呼吁资方放弃对罢工员工“秋后算账”的威胁，尽快解决工潮，减低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并指出：“国泰对劳方的秋后算账是不恰当的做法，处理工潮手法有殖民地色彩。”
对这次国泰工潮，港府除劳工处出面作了些许调停外，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港府有关方面表示，除非工潮令本港蒙受重大经济损失，或引致严重秩序混乱，否则港府不会介入这次劳资纠纷。港督会同行政局有权就罢工行动颁布“冷静期”，但要视情况的严重程度审慎决定。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劳工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表态支持罢工的国泰航务员。22日某工会发言人表示国泰资方以秋后算账威吓员工，使本来可以解决的劳资纠纷进一步恶化。
1月24日，35个团体组成了“支援国泰员工工联委员会”，介入了国泰工潮。他们举行公众宣传活动，派人到车站发传单，收集市民签名，呼吁市民捐款支援国泰罢工员工，声言若国泰资方继续坚持处分罢工员工，将发动“全球性抵制国泰”行动。据罢工员方代表称，罢工行动还获得美、加、日、澳等16个劳工团体和工会组织的支持。
国泰工潮事件，引起了香港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成了报纸、广播、电视每日必报的重要新闻。多家报纸发表社论，虽然有的着重批评资方，有的偏重批评劳方，但总的来说，都希望工潮早日平息，劳资双方重新合作，并担心工潮政治化、复杂化会给香港的稳定繁荣带来不利影响。
到1月底，困扰香港市民的国泰劳资纠纷，历经17天，总算告一段落。这次风潮无论劳方或资方都不可能有什么胜利可言，从资方而言，不仅经济利益损失数以亿计，而且形象大损。从劳方而言，罢工十多天，备受饥寒，结果要争取的权益也收获无几。当然这次事件引发了人们的许多思考。为什么一家收益颇丰的航空公司如此苛待员工？事件发生之后，资方的领导人员，尤其是英籍总经理态度为何如此僵冷？港英政府为何对此事件长期无动于衷？更令港人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港督彭定康表现得为何惊人冷淡。
忘记了铁娘子的教训
正当英国政府和彭定康尽力推行其政改方案之际，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出版了。这本回忆录，应该说给了彭定康一个不小的教训。
经过努力，中英双方又走到谈判桌上。到彭定康施政报告一年后的1993年10月，中英就香港九五选举安排举行的会谈已经到了第14轮。双方均表示了令谈判由“十字路口”转向“高速公路”的良好意愿。英国谈判代表表示，英方会尽力采取认真、积极的举动；中方谈判代表明确指出，只要从双方原先商定的“三符合”原则出发，便不难达到预定的目标。
中方坚守“三符合”，英方却多番批评中方灵活性不足。对此，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指出，中方最初是要求彭定康“撤销方案”才谈判，后来，中方为了促成磋商，恢复合作，并没有坚持这一要求。但明确说明恢复磋商不是以彭定康的方案为讨论的基础，而是中英双方商定的三条原则。平心而论，逼迫中方从“三符合”的基础上退却，无异于要中方背弃历史、背弃国际协议，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在这时出版，轰动英国政坛，震撼保守党。人们有理由相信，唐宁街有关香港的“私房话”，难以宣之于笔端的密谋，远不止回忆录所载内容。但就铁娘子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一鳞半爪，已足以使英国现政府和彭定康猛醒。撒切尔夫人是何等的铁腕人物，都不能不败在邓小平的手下，什么原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毫不讳言，1982年访华时，“我们的谈判目标，是以香港岛的主权作交换，使英国对（香港）整个殖民地延续治权。”今天看来，这不但是撒切尔夫人当时的“目标”，也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仍在追求的“目标”。人们注意到，撒切尔夫人在订下她的“目标”时，是不存在“港人”的概念的，更不要说什么“民主”了。
英国人的“目标”在北京摔跤了。邓小平严正地向撒切尔夫人声明，关于主权，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中英谈判也自然毫无进展。到1983年1月，当撒切尔夫人获悉，中国准备在同年9月自行宣布对香港的未来方针时，她才慌了手脚，想起利用“港人”、利用“民主”的幌子。
她写道：我建议说“我们现在应该在香港发展民主架构，目标是短期内达致独立或自治，一如在新加坡所作的那样。”“当时没有任何人认为我这些意见具有吸引力”，因此，“就不作进一步研究”。撒切尔夫人没有具体说明，参加会议的内阁大臣、官员和港督，何以不接受她的建议？他们又有些什么样的“反建议”？又是否真的“不作进一步研究”呢？回忆录没有涉及。
回忆录写道，1984年7月贺维访华，“十分有效地使中方相信了我们是可以信赖的”；她再次访华，“主要目标是加强中方信任我们在1997年以前过渡期管理香港的良好意愿”。撒切尔夫人的“目标”变了三次了，从维持三个不平等条约，到“延续治权”、“达致独立或自治”，再到“加强中方信任”。不知道撒切尔夫人的“良好意愿”是真心实意，还是蓄意哄骗。大概是真心实意的哄骗，对内哄骗英国人的选票，对外哄骗中国人的信任。
中国承诺1997年后50年不变，英国则在1997年前几年内大变特变；连两国外长交换的外交函件也要抵赖。
无论1984年的英国是否蓄意哄骗，也无论今天的英国如何横蛮无理，撒切尔夫人倒是作了明智的判断，回忆录说，英国“不可能是胜利，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强大得多的对手”。
德国总理科尔说，英国有人“还活在丘吉尔以前的日子里，以为英国可以掌管欧洲一切”，只可惜，这样的人不止铁娘子一个，而且野心还不止“掌管欧洲一切”。
撒切尔夫人1982年访问北京后，清楚了解到中国会接受什么和不接受什么，并能审时度势，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想法，与中方签署了联合声明。此举体现出一位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政治智慧。
其后中英双方一直能互谅互信，中方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多次与英方磋商，并采纳了不少意见。到1990年正式颁布之时，英方亦表示这是一部值得向港人推荐的好的《基本法》。
撒切尔夫人在书中谈及《中英联合声明》与《基本法》的关系时，称赞联合声明是一个明确、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对1997年后香港的各项安排可以稳定港人的信心，而且，协议中有的条款规定协议内容需写入《基本法》，而《基本法》是九七后香港的宪法。
照理说，由于有了中英第一次谈判所确定的原则及基础，后来的中英谈判应有更高的效率才是。但出人意料的是，英方不仅没有汲取撒切尔夫人宝贵的历史经验，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力图在撤出香港前推行一套背弃“三符合”的政改方案，借此与中国相抗衡。采取这一策略的结果，便是导致会谈延宕了半年，仍徘徊于“十字路口”。
显然，彭定康对过往的历史事实不甚了了，也没有认真去了解，才作出了与中方对抗之举。但以“铁娘子”当年之勇，亦不得不面对现实；今日英方，却执迷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勇则勇矣，奈何历史潮流不可逆，反历史潮流而动，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淹没。
“光荣撤退”双方得利
英资公司在香港的投资已达1。2亿港元，每年光利润就是1200亿港元。中国人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充分理解英国人要在香港“光荣撤退”，要维护英商的利益，所以，才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签订《联合声明》，制定《基本法》，达成一系列谅解。英国的利益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之中，得到充分体现，如果抛开了这两个文件，另搞一套，英国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障。因此，任何在香港制造麻烦、制造动乱的行为都将要损害英国的利益，损害广大英商的利益。
香港著名评论家古星辉先生曾这样分析：“英国交还香港，如果用友好的方式，既可以光荣撤退，赢得中国人民的友谊，又可以得到长远的经济利益；如果用‘拆烂污’手法，令中国恢复行使主权时，碰到许多困难，甚至遭到一些人的对抗和捣乱，最后使香港受到了一些损失。那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人民和香港同胞还会送钱入英国人的腰包吗？”
但是，做为政改方案的倡导者的彭定康，在香港呆了几年，尚未“看破红尘”，仍然不了解中国，不了解香港，死抱住既定方针不变，对抗如旧，制造麻烦如昔。继单方面制定《政改方案》，以一人一票选举产生所谓“民选”的立法局，干扰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行动之后，彭定康又单方面制定了所谓《人权法条例》妄想凌驾于《基本法》之上。
到了1996年下半年，虽然从英廷到彭定康，都在讲“合作”，但实际上是口合心不合，主要表现有五个方面：一是不愿“还政于中”，搞所谓“还政于港”，包括一些政府档案、资产等，英方总想直接交给特区。二是英方对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表现了过分的兴趣，甚至要求“共同选人”，想安插代理人，延续殖民统治影响。这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因此遭到断然拒绝。三是反对成立临时立法会，妄想根据英国殖民地宪制《英皇制诰》、《皇室训令》所产生的立法局，硬加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架空中国政府在香港有效的恢复行政主权。1996年12月20日，英外相聂伟敬竟发表声明，质疑临立会的法理依据，并宣称要将问题交国际法庭仲裁。新华社香港分社立即作出回应，明确指出，临立会是在英方破坏了“直通车”安排的情况之下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合情、合理和合法。四是港英利用最后的管治期，大幅修改法例，削弱治安权力，为特区立法，给特区政府管治制造麻烦。首先，修改了《刑事罪案条例》，把颠覆和分裂国家罪行，都界定为只有“使用武力”才成立。在香港这样小的地方，用武力从事颠覆、分裂活动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彭定康这样界定，就是要掣肘将来特区以法律武器来制止非武力的颠覆、分裂活动。但是，这个问题更要害之处，在于港英越俎代庖，侵犯了特区的立法权，违反了《基本法》，因而是非法的。五是利用临走前的管治权力，牢牢操控传媒，继续施展长期以来进行的“反华”宣传，造谣中伤，制造“回归恐怖”效应。并且有计划地分化港人，对一些人大肆吹捧，笼络以高官厚禄，吹捧为政治明星。还奉送外国护照，为其“反华”、“反收回”壮胆。对另一些人则诽谤中伤，甚至扬言要抛“黑材料”，加以恐吓。
彭定康自知时日无多，更迫不及待地鼓励一些人在马路示威生事。对放火烧轮胎、冲掸警察的滋事分子，声言要送坐垫、送咖啡鼓励。还跑到大西洋彼岸，公然在西方的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