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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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第一任华人校长
香港大学创办六十一年之后的1972年，麦理浩作总监，破天荒委任第一位华人校长黄丽松，引起香港各界人士的关注。任命公布后，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版的“学苑”马上发号外，介绍黄丽松生平事迹及祝贺文章，其中陆文强的一篇文章说：“黄丽松教授是我们第一位华人校长，且让我们期待一位真正从中国人本位来办事的校长。”
香港大学聘请黄丽松到任，按照黄丽松该年6月11日在马来西亚槟城的说法，主要是因为“港大同学希望有一个懂得中文的华人出任校长”。黄丽松1941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拥有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马来西亚大学理科博士、牛津大学理科博士、香港大学荣誉理科博士四个博士头衔，“是个地地道道的在大学‘扎了根’的成功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曾任马来西亚大学化学系主任及理学院长，一度出任马来西亚大学代副校长，1969年出任南洋大学校长，具有丰富的大学行政经验。香港人士认为，他实在是港大校长最合适的人选。
黄丽松所说，港大同学希望由懂中文的华人出任校长，是事实。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在香港大学，由一位英籍校长高高在上治理香港大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自该校学生1972年12月间组团回内地“旅行学习”以来，“学苑”一直非常积极地“谈政治说中国”，除了主张“回归”，更呼吁以“革命的改良主义”去展开大学的改革，他们喊得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使香港大学成为一个中国人的大学”。
香港人士认为，前任校长乐品淳在办学中但求无过的作风，实在创下“开倒车”的最可怕例子。据1972年9月1日“学苑”阿虫的短文说，在港大两年，未曾亲眼见过乐品淳校长一面，更谈不上与他友善一番。香港政府眼见学生运动越来越激烈，再不好好的处理，这间“帝国大学”很可能不久就变成“反帝国大学”了。同时又知道，即使再从英国搬十个乐品淳来，保管也都是两年不和学生见一面的货色。于是改弦易辙想到请华人出任校长的绝招。
麦理浩选中黄丽松做校长，不是没有自己的标准。香港一位人士分析说，以英国人的成熟和机智，当然不会请陈独秀、李大钊式的人来出掌港大，就连蔡元培、傅斯年这样的人也要敬而远之。凡是获得英国政府信任的，必须和英国有相当的渊源，最好没有民族意识，最好是有其他国籍的华人。黄丽松最合条件，毕业于港大、牛津，是新加坡公民。港大由他出任校长，在学生看来，他至少是懂中文的，可满足学生初步要求，至于黄氏能否“从中国人的本位办事”，能否把港大变成激进学生期望的“一间中国人的大学”，则是另外的问题。
港大到1972年已有61年的历史，是东南亚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据1972年统计，它拥有3300多名学生，已发展成一间全科大学，教职员达四百多人，教职员对学生的比例是一对八，这个数字港人认为非常理想。到了70年代，港大的本质起了急剧的变化。
1970年以后，由于中国形势的急剧变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觉察到他们以前的短视。
于是“学苑”提出“为中国而立”的口号。在港大是一间帝国大学的时期，“为中国而立”的含义是“捍卫英国的在华利益”。“学苑”现在提出的“为中国而立”，它的含义是：香港的前途是最终回归中国，所以港大的教育要注重认识中国，课程要结合中国的需要。
在平静的港大校园内，正有一种精神弥漫，它就是中华民族的自觉！不少港大学生都感到做假洋鬼子做得太久了，所以要走出那个买办制造所，打破“象牙之塔”，要校方训练他们“站在中国立场说话”，要与工人和小贩忧戚与共，而他们希望的校长，则是一个“敢看前一步，深入思考”，且能“诚心诚意为中国人造就人材”的人。黄丽松上任后，虽然港大不会大幅度修改课程，配合“回归”，但校内开办国语课程，常常举办一些中国问题的讲座等，他至少表现了一些诚意。在他的行政权力范围以内，他希望能本着“中国人的本位办事”，虽然他本人早已入籍新加坡。
据一位有机会与黄丽松晤谈的基金会负责人的观察，踏进港大新办公大楼，即能感到往昔的“殖民地气味”已减少了很多。他说：“进了办公大楼的电梯，按电钮升上顶楼，你知道你要见到的是一位华人校长，那种感觉，和过去是有很大分别的。”
当局聘请黄丽松出任港大，无疑是一步上上招。黄皮肤、黑眼珠、身材瘦削的新校长，在校园里出现的时候，先已赢得其他黄皮肤的亲切感。他的读书人的风度和不摆架子，使人觉得易于和他接近。经过两年时间，人们发现，即使黄丽松没有四个博士头衔，不是化学家，他也可以成为港大的一位好校长。
1982年5月8日，65岁的麦理浩告老还乡，结束了10年又6个月的港督生涯。在他离别前夕，香港各大报纸纷纷赞扬他在任期内所取得的成绩。《文汇报》发表文章指出，麦理浩爵士在港施政10年多，可以说是获得市民大众普遍欢迎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在新华社大厦设宴为麦理浩饯行，称赞他具有远见卓识。王匡在致词中说，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良好，这样令人充满信心。麦理浩爵士对促进双方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合作所表现出的热忱，得到各方面的良好评价，充分体现了麦理浩爵士的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
麦理浩退休后被英国女王授予终身贵族，并加入英国上议院。后来，他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也是令人赞赏的。他对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中英协议包括了所有重要的问题，是一个详细的、庄严的和有约束力的好协议。他还强调，在过渡时期内，英国必须同中国政府保持合作，使香港在政治、经济和心理上处于良好状况，以便政权能够顺利交接。他逢人便说，香港的存在和繁荣，并不是英国政策的结果，而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所致。中国政府本来可以随时收回香港，但是一直没有这样做。如果中国政府决定提前收回香港，英国政府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相信香港的未来是光明的。
第二十六任 尤德Edward YoudE
1982年5月13日尤德抵港，5月20日宣誓就任第二十六任香港总督。1986年12月4日，尤德在英国驻华大使馆邸睡眠中逝世。在任4年7个月。是一位卒于任内的香港总督。
尤德（1924～1986），英国人，1924年6月19日生于威尔士。毕业于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1943年入英国皇家海军自愿后备军服役。1947年到英国外交部工作，开始任英国外交部中国事务司三等秘书，同中国有密切的联系。曾四次任职于英国驻华使馆。
尤德1956年任英国驻华盛顿领事馆二等秘书。1965年，任英国驻联合国办事处参赞，1969年任威尔逊首相负责海外事务的私人秘书，1970年进帝国国际学院进修。1974年～1978年任英国驻华大使，熟悉中国情况，通晓中国语言文字。人称“中国通”。
尤德接任香港总督，是英廷1981年12月下旬宣布的，据香港《华侨日报》出版的1982年《香港年鉴》介绍说：“尤德爵士为外交长才，……曾出任英驻中国大使，被认为是一位熟悉中国问题的专家，由他继任港督，相信对英、港、中三方面俱有贡献。”
英廷公布任命尤德继任港督后，香港新闻界长途电话访问尤德。尤德回答记者时强调，他熟悉香港状况，对继续现行政策，信心极强。他还表示，他对深圳经济特区以及香港与该区和广东省间的发展关系非常熟悉。他又说，他本人欣赏香港现有的制度，而本人的目标将会是尽力确保这种制度继续成功。
前任总督麦理浩对尤德继任港督表示甚感欣悦。麦理浩认为，“尤德爵士有超卓之资历。”而尤德则称：“麦理浩爵士乃一位杰出的总督。虽然要步其后尘将会十分艰巨，但这正是他的意愿，今后朝着继续促进香港繁荣，谋取市民福利的前途迈进。”
第二十六任尤德尤德在任时，正值中英会谈香港前途问题，所以香港舆论界说：“随着中英开始了漫长的香港前途问题谈判，尤德夙夜忧勤，斡旋于中英港三方面。”
尤德上任期间，香港舆论界表示，一般市民相信，“尤德爵士履新后，香港与中国仍将保持良好关系，而对深圳经济特区有关的几个问题亦将获得解决。”“尤德爵士继任港督后，香港人所殷切期望者不外14个字：”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
铁娘子自讨没趣
在中英谈判初期，香港曾出现数次波动，这与英国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香港是中国神圣领土，英国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侵占香港，这是铁的历史事实。按照国际法精神，以非正义的战争手段非法侵占别国领土，或用武力威胁而缔结的条约都是无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一直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的观点一直十分鲜明；香港、澳门是中国领土，98％以上的居民是中国同胞，香港、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待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方法，收归中国。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世人共知。
70年代末期，距离1997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的期限，虽然还有20年时间，但是英国的有关人士便开始叫嚷香港的前途问题。他们的理由是，新界土地的批期问题，土地新契的期限不好解决；银行贷款期限，最长只能贷到1997年，影响到香港工商业的发展。1979年初，当任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英国前外长卡灵顿和前掌玺大臣阿特金也接着来北京访问，其目的都是想摸清中国政府的底细，以便制定对策。而中国政府并不着急，一再重复过去已经表达的立场，在时机成熟时，采取适当方式解决。同时又申明，希望香港投资者放心，中国将会保护中外投资者的利益。
1982年3月15日，英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应邀正式访问中国。外电报道，他们在北京会见了姚依林副总理，彭冲副委员长。议员代表团促请中国尽早讨论香港前途问题。中国方面表示，已经注意到他们的意见，但这问题不急。中国领导人同时表示，香港应该保持一个自由港及继续繁荣。
1982年4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公布，总纲中有一条当时并不为人所注意的规定：“国家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法律规定。”1982年6月香港地区的一批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相继前来北京访问，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分别会见了他们。虽然没有公开发表邓小平在谈话中涉及香港问题的具体意见，但是社会上已经传出中国对解决香港问题的原则立场：收回香港，稳定繁荣。在具体做法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港人治港”等等。
1982年7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公开发表的谈话中，谈到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时指出：我们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展望未来。
中国领导人这一系列的活动，聪明的香港人已经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于解决香港问题方案的轮廓，四出摸底的英国人也应该了解到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9月初，港督尤德返英，同行的有行政局、立法局非官守议员5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见他们一行后表示，当她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时，会充分反映并代表香港500万居民的意愿及利益。香港评论界对此发表看法说，“长久以来，香港政府都强调英国人继续留在香港，有助于中国的外汇收入及经济发展，到了撒切尔夫人访华前会见两局的非官守议员代表，更是刻意渲染港人意愿论调。”这就是所谓的“民意牌”。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达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展开了第一阶段的谈判。撒切尔夫人由于与阿根廷在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中获胜，所以幻想继续保持英国侵占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三个条约仍然有效，只能通过协商修订，不可以单方面废除。然而，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尔维纳斯群岛，撒切尔夫人找错了对象。中国的态度十分坚定和明确，主权问题根本就不能谈判，要谈判的是如何稳定香港，保持繁荣。
据参与中英谈判的周南回忆：
9月24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对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