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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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装卸货物，全靠装卸货物工人的辛苦工作，他们的辛苦勤劳是外人所不知道的。香港的货物装卸的情形，从前远洋货船运输货物，是将货物用箱或袋装好，然后搬进船舱，当运抵目的港口时，便要由工人从船内将一袋袋或一箱箱的货物搬出来，船上的起重机把货物吊到船边的驳船上，驳船上装卸货物的工友再从起重机上把货物有秩序的放到驳船上。这种远洋船叫散装货船。
香港的劳工操作时间是8小时工作制，但允许加班，于是负责装卸货物的工人和承包装卸货物的公司协商，采用一种崭新的制度，这个制度叫作“三工三不”。
所谓“三工”是乘驳船到停泊于港内的远洋货船上处理货物时的工资制度。由上午8时开始工作计算，到中午12时为4小时，12时午饭及休息1小时，由下午1时工作至5时为一工，共8小时。5时吃饭后休息1小时，下午6时继续开工，这加班的工资是5小时作一工计，做至晚上11时吃宵夜，12时又继续工作，至凌晨5时，便共成“三工”，即3份工资。就是说，工作共18小时，可得3天工资。
至于“三不”，则是更加加强货物的吞吐量的方法。按照规定，中午12时吃饭，休息1小时才开工的。但吃完饭在海面的驳船上闲泡，也没有什么意思，不如吃完饭立即开工，不休息，午饭吃完不休息，这是“一不”。晚饭后不休息，继续工作，这是“二不”，宵夜后不休息，这是“三不”，3次不休息，共计3小时的工资给工人。一位装卸货物的工人所得的“三工三不”的工资，一般在600元左右。
由于他们从早上8时工作至深夜5时，故第二天便要回家全日休息，又由第二批工友开工。他们是隔日开工1天，一个月只做15天“三工三不”。不过，并不是天天都做“三工三不”的，有时货物装卸不多，或做“两工两不”，有时做“一工一不”，由货物的多少以及货船的要求而定，是颇为弹性的。
在装卸货物的工人当中，也有女工工作，这也是很少人知道的。女工的工作不在于出卖体力劳动，她们带着针线和胶纸到货船上工作。一般散装货船在装卸货物时，最少也要请两位女工工作。她们的工作有个名词，叫做“补包”。若发现袋子和箱子有损坏，便将这些损坏的袋子箱子拖在一旁，由女工进行修补。布袋则用针线缝补；纸箱破了则用胶纸将它贴密。
香港几座货柜码头一般都处于饱和状态，货柜船要轮候泊码头，有些货柜船必须依时前往另一个港口，于是也要靠装卸工人协助，利用驳船将货柜卸下，运往货物起卸湾去，由收货人来领取。
香港二千多艘驳船，驳船有铁船和木船两种。铁船的载重量大，船上有起重机，木船载重量小，也有简单的起重设备。但是铁制驳船是没有发动机的，要靠拖曳力强的汽艇交索拖行，通常一艘汽艇可拖两艘驳船。
因此一般远洋货船的两边船舷，经常泊满了驳船，在左边的船舷上停泊的驳船，是从货船上卸下货物的，等到船上的货物卸下，右边的驳船就装货上货船。一装一卸，都是节奏紧凑的。如果没有辛勤的装卸工人肯以“三工三不”的劳动制度来工作，香港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就不会那么大，香港也不会成为世界三大吞吐量最高的商港了。
第二十五任 麦理浩Murray MacLEHosE
1971年11月19日至1982年5月8日，麦理浩任第二十五任香港总督。其间英国女王两度批准麦理浩任职延期，任期11年，是二十八任总督中任期最长的一位。
麦理浩（1917～2000），英国人。曾入牛津大学修读历史。1939年进殖民地部作文职工作，后派驻马来亚为官学生，再被派往中国福建厦门学习语言。后入英国皇家海军志愿后备团任上尉。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派来中国工作，在汉口、福州历任署理领事，署理总领事。1947年调回英国外交部工作，1950年至1954年被派驻捷克布拉格任商务秘书及领事。1954年后，历任英国驻惠灵顿高级专员，驻巴黎商务秘书、参赞等。1963年任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1967年任英国驻越南大使。1969年出任英国驻丹麦大使。
麦理浩出任港督，打破了英国旧有传统。在此之前，被任命为港督的人选，不外两个来源：一是出身军部的将领；一是资深的殖民地部官员。尤其是20世纪以来，港督职位一直是殖民地部官员晋升阶梯的最高位置之一。麦理浩则属外交系统的官员。紧接他的两任总督尤德和卫奕信也都是外交官出身。这种变化标志着英国的治港方针的重要变化。由此开始，英国力图改变旧的统治香港方式，借以缝合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由于长期殖民压迫和种族歧视形成的鸿沟，争取港人支持。70年代以前，港府很少关心民生问题，引起民众极大不满，经常导致社会动乱。
按照张月爱的说法，麦理浩所接手的是一个正在“风雨飘摇”的政府。经过戴麟趾时代1964年中文运动，1965年华资银行挤提，1967年的暴动，1970年的港币贬值，青年学生运动，反贪污运动。他刚一到任，面对的是，1973年股市在狂热后突然暴跌，国际石油禁运所带来的全面经济衰退，因股市暴跌而破产的市民，家徒四壁的工人，游手好闲的年青人，贪污成习的官僚政府，环境恶劣的安置区，严重的通货膨胀，不景气带来种种社会不安。报纸舆论越来越多的批评政府，……。面对这样的形势，麦理浩不能再用传统的殖民地统治手法应付这个日益复杂的香港社会。
第二十五任麦理浩在长达十年多的任期内，麦理浩成立了廉政公署，兴建了地铁和电气化铁路，访问了北京，实施新市镇计划和公务员本地化，推行九年免费教育，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发展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采用新运输交通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殖民统治的色彩，尤德和卫奕信也继承了麦理浩的治港方针。香港舆论界认为，麦理浩处处显示出过人的魄力。在他任职期间，1981年出口总值达到800亿港元。香港媒体把繁荣与麦理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称为“麦理浩时代”。
与内地关系至为满意
麦理浩上任之后，遇到许多有利条件。首先是中英关系改善，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到麦理浩上台时，全世界138个国家中，已有76个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2月27日，中美发表联合声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决心抛弃对中国的错误的两面政策，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国对于英国政府愿意建立正常关系表示欢迎。但是中英关系中有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就是香港问题，必须首先加以明确。过去，毛泽东、周恩来在同英方人士和外宾谈到香港问题时，都一再申明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一贯立场。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一文中表达了这一立场：“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1972年3月8日，在中英关于互换大使联合公报发表前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特别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再次申明对于港澳问题的立场。黄华指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委会于同年6月15日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972年11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了该特委会的报告。
1972年3月13日，中国与英国在北京达成两国互换大使的协议，该协议并于1972年3月14日以联合公报的形式公开发表。此公报使中英关系正常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此中英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也就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历史大背景，为麦理浩在香港施展其才华，创造了条件。
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先后到广州、北京进行友好访问，提出“经济合作，双方受益”的主张。受到中国政府领导人邓小平的接见。4月6日，麦理浩在中国内地访问结束返港时，在拱北行六楼新闻处放映室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了这次访问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并转达了邓小平“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的话，表示今后香港与中国内地在经济等方面将会更好地合作。
麦理浩说，这是一次亲善访问。以往，有一种屏障，阻隔着香港官方机构与在香港、广州及北京的中国官员。随着双方关系的改善，这种屏障便日渐消失，如今已经没有了。这次访问的主要意义，标志着更为正常及坦诚的关系，显示大家认识到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
麦理浩还特别强调说，“我们各人受到良好的接待，许多地方可称得上是非常的礼待。在广州时，我们得到丰富的资料；在北京时，得到邓小平、廖承志、黄华及这次作为主人相邀之李强及其他高层人士所接待。我们之娱乐及行程安排均显得有条不紊，旅途舒适畅快……这并非是我们数人之光荣，我认为这份光荣应归于整个香港。”
麦理浩这次访问以后，中国内地与香港在人员的往来，经济方面的合作有了更进一步发展。
麦理浩的另一个有利环境是，70年代末，中国内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政策，使香港经济的受益不亚于内地。
麦理浩离任前几个月，还访问深圳，希望加强同深圳的合作。据1982年《香港年鉴》记载：“1981年底，麦理浩在政务司钟逸杰，港府政治顾问麦若彬陪同下，访问深圳两日。他经文锦渡返港时，发表谈话，宣布设立多个小组，与深圳研究解决六个问题，包括：大小梅沙与香港的交通联系，扩阔文锦渡通路，简化罗湖出入境手续，电气化火车伸展到深圳福田，兴建落马洲大桥，双方配合解决深湾及深圳河的污染问题。”
当时，许多香港人都正在关注着，设在香港边境的深圳经济特区和蛇口工业区，在未来的日子中，对新界甚至香港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什么影响的时候，麦理浩这次访问深圳经济特区，显然是为着进一步了解中国第一个特区的发展情况，及今后对深圳与香港两地之相互影响。麦理浩所要解决的六个问题，正是适应改革开放后，双方经济联系增强的新形势。
麦理浩对他任职期间同中国内地的合作关系表示满意。
1982年1月下旬，他在香港总商会晚宴席上致词时指出，“中英关系及与香港有关的中英关系发展如此良好，实属至为满意。”他还指出，“本港官员及商人与中国官员的关系，不论在此间或广东或北京，均如此良好，亦属至为满意。”他说，“为各有关方面均感满意的安排所带来的利益看来很大。而且，来日方长，不必急躁。”由此显示，麦理浩对香港前途有极大信心；同时，鼓励香港人增强信心。
中英关系、香港与内地的关系的改善，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使麦理浩时期的经济起飞有了一个稳固的大后方。
投石问路
1979年麦理浩访问北京，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之外，还有一项内在的重要任务没有公布。按照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到1997年新界租期将到，香港投资开始裹足不前，英国政府开始着急。中国方面有何种安排，英伦需要摸清底细，以便采取相应对策。麦理浩此行，英伦交付了这一重任。
对于这次访问，英国外交部做了充分的准备，拟订了策略，要求麦理浩在访问中尽可能回避政治敏感问题，从侧面进攻，由商业事务的角度出发，要求中方答应港府批出超越1997年6月的新界地契。用这种方式试探中方的反应，如果中国政府同意新界地契年限可以延长，英国政府即可乘机提出更进一步的高要求——“续约方案”。
据周南《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亲历记》中回忆，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会见麦理浩。麦理浩表示，由于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不能超过1997年，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未来的繁荣。他的意思是想劝说中国政府不反对香港政府在新界批出超越1997年的土地契约。中国政府如果同意，就等于同意英国在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之后有权继续管治整个香港地区。邓小平觉察到了他的意图，明确表示不同意1997年6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