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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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22日，柏立基组织成立香港工业总会，周锡年出任首届主席。该会除推动厂商开拓海外市场外，更鼓励厂商按国际标准改进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并向厂商提供各种信息和有关资料。这一年，全港注册工厂为一千五百多家，工人为二十一万多人。其中制衣厂689家，占工厂总数的12。9％，雇用工人4。2万，占制造业工人总数的18。9％。与1950年比较，制衣工业增加16倍，雇用工人增加20倍。一些新兴的电子工业，玩具工业，塑料工业，也发展很快。
轩尼诗道（1949）
1958年9月，启德机场长达8350英尺的新跑道举行启用礼，柏立基乘直升机亲临剪彩；隔年，启德机场大厦落成；之后，德国德华银行、美国银行、法国国家银行、马来亚银行先后在香港设立分行。金融业迅速发展。1960年5月，港府拍卖玛王利操场北段土地3。9万平方英尺，美商集团以1425万元投得，投资6000万元兴建第一流酒店，即希尔顿酒店。
60年代香港工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内地大批移民流入，解决了廉价劳动力问题。香港60年代工业还是“劳动密集”型工业，而且以小型工业为主。这种工业的特点是：需要大批熟练、半熟练及非熟练劳工。就在同一时间，中国内地遇到三年困难时期，一大批人流入香港，在一定程度上，为香港扩大了劳动人口的供应。
张月爱在《香港1941～1980》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在徙置区内，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和几个稚龄的孙儿，围着一个小型半导体收音机在穿塑胶花，儿子到地盘开工，儿媳则去制衣厂车衣。”
“香港大多数的贫苦家庭，就是依靠这样的‘就业’形式，辛辛苦苦地积累了一点积蓄，对下一代供书教学，新一代的少年，长大后已有不少成为所谓‘中产阶级’的一分子。”
这是一幅生活图画。生动描绘出了当时香港居民家庭生活情景，也写出了工业的特点。香港的每一个家庭就是在自己求生存、谋发展的同时，默默地为香港的各行各业的发展做贡献。
由于工商业的发展，香港本地的消费市场，也慢慢出现和扩大。高度就业，令香港市民消费水平提高，自置楼宇居住的要求，也开始增加。60年代初期香港由纺织及制造业的发展，加上新式的制作生产技术及外国资本的输入，带动了整个经济，后来又形成了一个地产和投资的热潮。
香港工业体系一种独特的性格是具有庞大的和举足轻重的中小型企业，以工厂间数为例，50人以下的小型工厂，1961年占工厂总数的79％，1977年增至92％；1961年制造业中小厂人数占总人数的30％。
香港工业一直依赖出口消费品市场为主，海外的市场需求、品种花样、口味的变化，是影响香港工业的主要外因。另一方面，劳工价钱便宜，工人工作卖力，效率高，是降低成本，加强产品外销能力的重要内因。这两种内外因素，成为这一时期香港工业化过程中的特征，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劳动力正好有来路。小型企业具灵活性、创作性和低成本，所以，战后以来，中小型工业对香港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文大学成立
香港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实行歧视华人的英国殖民统治政策。在文化教育中重英文轻中文的现象，从英国人占领香港以后的一百多年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在香港，据港英当局统计，1965年全港人口共有546。69万人，除去外籍人士16。2万人，剩下的华人有530。49万人。华人占人口总数的97。1％，外籍人士仅占人口总数2。9％。而中文中学学生却只占全部中学学生总人数的8。6％。这就十分明显地反映了香港殖民统治当局在教育方面歧视华人和中文教育的倾向。
1949年，香港教育司署在年报中，承认“过去政府在教育的资助方面，侧重于英语教育，尤以中学为然。小学华文教育几乎为民办。”当时的教育司署计划要在十年内发展更多的中文学校，但形势的发展并不如教育司署计划的那样，50年代，香港当局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在教育方面不但没有给予更大的重视，反而时常出现破坏中文教育的现象。所以，香港的教育事业，特别是中学以上的中文教育，没有多大的发展。
创立中文大学，是香港社会的需要，也是舆论的呼声。1963年，中文大学终于正式成立。
进入60年代，鉴于香港政治地位短期内不会变化，而经济基础又略具规模，为巩固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和继续发展，柏立基认识到，很有必要培养一批能为当局所用的政治人才和社会领袖人物。早在1959年，柏立基即邀请富尔敦为新亚、崇基、联合三所私立文理学院的全面发展提供意见。1960年，港英政府开始给予三书院以财政支援。1961年，三学院组织成立大学筹备委员会，研究设立香港大学之后的第二间大学的可能性。1962年，成立富尔敦为主席的专责委员会，研究设立一所以中文为主要授课语言之大学的可能性及其有关问题。1963年4月，发表《富尔敦调查报告书》，建议创设中文大学。这是第一个报告书。报告书认为，崇基、新亚、联合三间学院各有其独有的起源和历史，为了保持三间学院的特点和风格，该报告书指出，唯有实行“联邦制”才能全面兼顾和充分发挥各学院的优点。1963年大学临时校董会成立，成员包括大学校长和三院院长。9月，通过中文大学条例与规程。10月17日，正式宣告中文大学成立。
原三学院校址分在三处，崇基书院1951年创办，院址在马料水；新亚创办于1949年，院址在九龙的农圃道；联合学院创办于1956年，院址在香港岛的般含道。三院相距较远。新中文大学的校址选在新界接近沙田地方，占地超过二百一十公顷，经费大部分来自香港政府的补助金。
1963年12月，港英政府宣布聘任李卓敏为首任校长。1975年发表第二个《富尔敦调查报告》，把大学的教学范围作了清晰的划分。1976年，开始酝酿中文大学的行政体制改革，准备由“联邦制”改为中央统一领导制。大学本科设文学院、理学院、社会科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医学院等5院。
1977年，香港当局宣布，马临出掌中大校长。马临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大学比较，最大的特点是授课语言以中文为主，中英文并用。有人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在香港的地位得到承认，为真正活跃和加速中西文化交融提供了条件”。马临认为，中大是一间世界性的大学，中大经费除港府支援和香港各界支援外，经费来源是世界性的，世界卫生组织曾捐赠了14万美元协助中大的中药研究项目，洛克菲勒基金会曾捐助8万美元给中大翻译中心，等等。
中大校址距市区较远，学生宿舍比较紧张，一些居住在彩虹村、兰田的学生下课后从大学到家里需要二个多小时的火车。有些学生租住在漳树滩附近的木屋，全屋18张碌架床，只有三四张桌子，没有卫生设备，而每月需交付一百多元的租金。校方开始注意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成立香港中文大学，应当说是柏立基任期内一项有意义的建树。
深圳水库供水香港
在60年代以前，用水问题仍然是香港居民最烦恼的问题。特别是住在木屋区及徙置区的居民，每日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才能取得一桶半桶水使用；严重“制水”时，街上更排起漫长的铁桶阵，居民缺水的状况真是苦不堪言。
在那时候，香港人的“楼下闩水喉”的凄厉呼声和争水流血事件是常有发生的。往往一桶水，洗完澡后，还要留下来洗衣服或作其它用途。直至1960年以后，情况才获得改善。1961年2月1日，深圳水库供水香港，为香港居民初步缓解了困难。
1963年香港又逢天旱，那时4天供水一次，每次供水4小时。不少旧楼居民，十多家人住在一起，每户几口人，才得一两桶水使用。不少人还要停工在家等候开放食水。当局施行了很多措施，例如禁止外洋船只来港取水，并派出运水船只到珠江口取淡水运回香港。运水船队在新界青龙头遂道将水卸入一条特制的输水管注入大榄涌水塘去，然后供应居民。但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打破单凭依靠天雨和只建水塘来解决香港用水的传统观念的是柏立基。1960年，在石壁水塘兴建期间，柏立基觉得水塘虽多，但仍需依赖天降甘霖，与其“睇天”，毋宁用人定胜天的方法解决食水问题。这时刻，广东省长陶铸说：淡水嘛，我们这里有的是，叫他们来取吧。因此，柏立基主动派代表到广东省宝安县洽商供水问题。
1960年4月15日，香港政府派出副工务司毛谨、助理工务司庄信和助理工程司孙德厚到深圳会谈，由于当时广东省长陶铸大力推动，所以会谈相当圆满。当时宝安县人民委员会出席会谈的代表是：曹若茗（宝安县人委会委员）、李锡源（深圳水库工程师）、吴文镜（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工程师）。初步协议由深圳水库供给香港食水。11月15日，协议正式签字。签字仪式在深圳举行，由香港代表和广东省宝安县代表正式签字。协议规定，全年供水50亿加仑，每千加仑收费人民币1角。
深圳水库，是当时国内千千万万个水库中的一个，位于深圳沙湾香园围和草塘围之间。1959年11月15日正式施工，宝安县13个人民公社的两万多人，均参加过建筑工程。是一个蓄水4000万立方米的人工湖。主坝长达614米，坝高29。35米，集水面积达52平方公里。当水库满水时，可灌溉11950亩农田，可供给深圳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又可以发电和防洪。
供水协议签订，在香港各界引起热烈反响。1960年11月17日，《星岛日报》说：“消息传来，本港三百万市民，不论国籍立场，咸认此举对于香港的供水情况，是一种深具价值的辅助。”“数十年来，威胁港九市民生活的是食水问题，预料缺水的恶劣情况将获得改善是必然的。”
《南华早报》1960年11月17日的社论说：“供水协议的签定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协议是在高度友好和了解的精神下签定的。”
《南华早报》还说过：“这一种安排将给香港人民带来好处。”“将使水务当局可在整个的干旱月份里维持每日供水，可能不少于目前的十小时。”
《德臣西报》1960年11月16日的社论说：“这将意味着明年春季将不会有严厉的制水了。”
在60年代的初期，由于反共宣传尚未消除，香港“恐共”气氛还很浓烈。深圳水库向香港供水的协议达成后，舆论界的反应是不一致的。大多数人认为是好消息，是好事，但也有些人持有相反的意见。
1960年4月19日，一家报纸的大字标题是：“从各种迹象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共必凭借水源，向港作政治敲诈。港府向中共买水市民表忧虑”。到底是市民感到忧虑，还是这家报纸的老板感到忧虑，谁也说不清，反正是居民有了水用。大旱时节，香港市民每天花费半天时间等一桶水用时，该老板大概有充足的水用？直到1966年3月，还有一位喝了深圳几年水的专栏作家发表意见说：“这一年来，东江水负担了香港用水量之半，这是事实。但东江水之来主要属于政治性，若政治局势有变，立时可以涓滴不至；故香港非未雨绸缪，力求自给自足不可。其次是它的经济性，水亦有价，每年要从香港人荷包中拿去数千万元，若本地之水路够自给，这数千万元就可省下，过得几年又是一个淡水湖，岂不是更为合算。”不管这高论是否可行，但香港一直引内地之水，而且数量有增无减，具有聪明商业头脑的香港人和港英政府，不知为什么至今没有接受这位专栏作家的高论。而且几十年来，并未因任何政治变故而“涓滴未至”。
中港双方一直遵守协议，每年深圳供给香港150亿加仑，供水期由每年10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共9个月。1966年底香港政府向中国要求增加供水，中国方面答应平均每日额外供水317万加仑，即使在“文革”动乱之年，也没有停止供水。而每逢香港大旱之年，中国方面都额外增加供水。
美国人喝不喝“共产水”
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美国敌视封锁中国，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产品都禁止由香港转口输入。内地供水香港协定签订后，《德臣西报》消息说，深圳供水消息传出，处境最尴尬的是美国政府。因为当时美国对中国采取“禁运”政策，而且雷厉风行。“美国已禁止了由共产党中国的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