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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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各项特权。
行伍出身行政无能
港英政府一成立，璞鼎查便开始有计划地修筑道路，首先在太平山脚下，分东西两路开筑皇后大道，开山修道清出的泥土石块投入附近海边，经过平整，又成为“新填土地”。
早在1841年6月7日，义律为推动香港贸易的发展，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允许商船自由进出香港。6月14日，又将维多利亚湾割出40幅地段，公开拍卖。每幅底价很便宜，只要10英镑，最高价每幅投到165英镑，共售出23幅，全部面积9英亩，投得的英商中，有渣打洋行、颠地洋行、林赛洋行和瑞拿洋行等。按规定投得者只有租用权，并非拥有土地，每年仍需向港英政府缴交地租。港英政府每年可从投地中收地租3032英镑。
由于璞鼎查行伍出身，只会专制统治，不懂行政管理。对于如何改善香港生活条件、环境卫生条件等，拿不出任何办法，因此不少英国人不适应香港的生活环境，就连英军士兵死亡、逃跑的也日渐增多。据记载“1843年5月至11月之间，瘟疫盛行，驻防英军1526人，染疫身死者达24％，其他外国人约四百人，死亡者占10％。”“驻港海陆军士兵，私逃军役，迭有所见。”来经营的商人也逐渐望而却步。这一时期，香港附近海面上的海盗也很猖獗，所以很多人对香港的前途丧失信心，香港的英商纷纷向伦敦告状，指责总督璞鼎查治港无方。有人甚至干脆就主张放弃香港、经营舟山。他们认为，香港不适合欧洲人士居留，并以当地驻防第98团英军在21个月内，有257人死亡，炮队135人中，前后两年死亡51人为例，指出香港不能成为商业城市。
直至1845年，对香港的悲观情绪依然笼罩着香港的英国商人和伦敦上层。该年香港31家英商联合上书英国殖民地大臣史丹莱，痛陈开放五口通商后造成香港贸易的衰落。另有英商上书中说，“香港已无商可营，岛上只可供作香港政府及其官员驻节之地，并收容一批身无长物的贫民而已。”就连港府财政司罗拔·马田，也对香港大泼冷水，他说，香港是一个“贫瘠、不卫生、毫无价值的小岛。”“我曾设法寻找其价值所在，但香港其实一无是处。”
这时的香港，被很多英国人视为畏途，一些英国人听说要派到香港去，无不摇头。出现了“香港，你让我去送死”的流行歌曲，反映了当时英国人对香港的消极看法，也表现了璞鼎查政治、经济方面的无能。
第二任 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
1844年5月7日，戴维斯抵港，5月8日就职第二任香港总督，并兼任英国驻华公使，直至1848年3月21日，任期4年。
戴维斯（1795～1890），又称德俾士等。英国人。他是一位中国通，18岁就到了广州，在东印度公司任职。1816年作为英国使团随员到过北京。1833年英国成立驻华商务监督署，被任命为商务监督。他对中国文化很有研究。戴维斯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叫德庇时。晚年，他隐居布里斯特尔，潜心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1876年获英国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890年去世，终年95岁，是享年最高的一位港督。一生著作不少，有《中国诗歌论》、《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中国见闻录》、《交战时期及媾和以来的中国》等。
戴维斯虽是中国通，人称精晓汉学的港督。但在任职期间因为登记户口证，征收地税、专利税、财产税等繁琐政令，被后来新闻媒体冠以历史上最不受香港居民欢迎的总督之名。当然，这只是一种形容，戴维斯的后任也不见得就受到欢迎。
璞鼎查留给后任者的是一个乱摊子。戴维斯接任时，香港堪称是问题成堆，法制松弛，秩序混乱，管理不善。然而，最为棘手的问题还是财政状况。戴维斯离开伦敦赴任时，英国政府曾告诉他，为了维持这块新的殖民地，政府每年都要花去大量的金钱；虽然香港一下子难以在财政方面做到自给自足，还必须由英国政府拨出资金，去维持香港驻军的费用，但香港公务员的薪金、各项公共建筑及其他方面的开支，则要由香港自身来承担。英国的殖民地大臣也告诉他，璞鼎查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伦敦方面对此是很不满意的。希望他不要重蹈覆辙，而要想办法解决好香港的财政问题。
第二任戴维斯鸦片专卖开拓财源香港财政收入，最初以拍卖土地为主要来源，数量有限，入不敷出。据统计，1844年～1854年间，香港政府累计支出512804英镑，年平均46618英镑，而收入年平均23539英镑，支出大于收入近一倍。如何增加财政收入，以减轻英国的沉重负担，并逐步做到自给有余，是港英当局在很长时期内面临的重大课题。
义律在港时公示，香港为自由港。鸦片是香港早期转口货物的最大宗，从不课税。岛上消费所需烟土，视同一般货物，最初任由商贩经营，不受限制；港英当局照例向铺户收取规银，但为数甚少。
1844年2月，英国殖民大臣斯坦利向戴维斯提议，课征榷税，增加港府收入，鸦片零售业首当其冲。同年6月，戴维斯函告斯坦利，拟向当地鸦片商贩发售牌照，或实行包税制，招华人承揽，使他充当港府“无可匹敌的最佳税收人”。11月，立法局制定条例，决定向鸦片商贩开征牌照税。法例规定，在香港水陆各处，“只准整箱贩卖烟土”，但持有牌照者可零售整箱以下鸦片，牌照由总督核发；申请人一经批准并缴费若干，即享有上述特权；无照经营者处以500元以下罚款。12月，辅政司发布通告，进一步规定，鸦片零售业务，可由一人承揽，愿者应向辅政司署报价，包税权“以出最高价者得”。香港境内整箱以下鸦片零售业务，由此完全合法。1945年2月，港英当局又制定《零星包卖鸦片细则》，对开灯烟馆设置地点、营业时间与交易方式等作了详细规定，于是烟馆也被置于法律保护之下。
1845年3月，英国人都爹利和马丁·马地逊根据上述法规，以每月710元的高价，向港英政府承揽了在港零售鸦片一年的特许权，香港其他鸦片商贩均需向他们购买营业许可证，方可开铺售烟。都爹利和马丁·马地逊成了香港最早的鸦片包税人。都爹利和马丁·马地逊要保障其经营特权，维护其垄断地位，必须有足够的人力和必要的手段，来防止或阻止其他鸦片商号的侵越行为。他们感到力不从心，于当年6月合同届满前主动放弃包税权。与此同时，戴维斯发觉上述法例中关于零售鸦片“以供消费”的规定，文字含混，无照烟贩常诡称其鸦片“用于出口，非供本埠消费”，继续经营零售业务，从而损及鸦片包商的垄断地位，影响包税制度，减损政府收益。因此，立法局于同年7月制定当年第5号法例，除正式规定以拍卖或招标方式出售包税权外，删去了原法例中“以供消费”字样，以保障包商利益，保护税源。8月，买办冯亚蒂·卢亚贵以每月1710元、为期一年的高价夺标。总计实行包税制的头两年，港英当局假手鸦片包商轻而易举地为香港岁入新增六千五百余英镑，约占同期香港年收入的13。1％。鸦片包税收入已成为仅次于售地收入的第二大项。
戴维斯满意地向英伦政府报告：鸦片包税是香港“岁入的最丰富的源泉”之一。1846年11月，新任殖民地部大臣格雷致函戴维斯，认为鸦片作为“消费品”，是“最合适的”收税项目，他对香港实行的包税制度表示首肯。这表明英国新政府在鸦片问题上将承袭上届政府的政策。然而，实行包税制后，香港鸦片总归承包者“一家发卖，烟价索勒高昂”。三昌、丽源等10家商馆联名于1847年1月禀报香港当局，要求“撤散烟土公司”，由众商各自“领牌贩卖烟土烟膏”。英国大鸦片商吉布等也抱怨说，实行税制后，香港鸦片零售价高于邻近地区，一些中国烟贩改由他处进货，香港销售量急剧下降，他们不得不为存放船上的鸦片支付水上保险金和每箱每月20先令的储存费。另一方面，鸦片包商为维护特权，以查禁私煮私售鸦片为名，雇用侦探和武装船艇搜查民居民船，干扰了当地贸易，使正处于不景气状态的香港经济蒙上了更大的阴影。英国政府和洋商为此深感不安。戴维斯的鸦片包税政策一时成为舆论界众矢之的。1847年3月，英国议会成立对华商务关系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后，认为只有最大限度地进行自由贸易，才能使香港繁荣，实行包税制是“不明智之举”。有鉴于此，戴维斯接受总巡理府希利尔的建议，于1847年7月决定，将现行垄断经营制改为牌照制。牌照共分三类：零售整箱以下烟土者，月纳规费30元；煮卖鸦片烟膏者月纳20元；开设吸烟馆者月纳10元。牌照由巡理府向零售商直接发售，数量不限，有效期均为一年。
无税港里闹苛捐
香港一开埠，就宣布是无税港口，但实际上香港内部税例繁多。早期港督，就想出各种名目增加税收。1844年7月，戴维斯上任不到两个月，港英当局就陆续公布了《土地登记条例》、《公众沽饮肆及售酒领照营业条例》以及《售盐鸦片当押业拍卖商业牌照税条例》，征收土地税、牌照税，等等。
8月，港府在没有征询任何方面意见的情况下，立法局通过一个人口登记法例，规定全岛居民，不论华人、洋人，贫穷富贵，一律每年向港英政府总登记官办理姓名、地址、职业登记一次，领取登记证。洋人一律收费每人5元，华人每人1元。法例公布后，立即遭到中外市民强烈反对。华人反对自然无足轻重，洋人反对，要麻烦得多。叶灵凤先生有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这一事件的情况。
对于这样一道法令，香港的英籍居民的反感是不难想象的。他们认为，他们的自尊心、民族的荣誉，以及个人的自由，都遭受了蹂躏，情形的恶劣比在广州时期受清朝官吏的限制更甚。因此召开了一个居民大会讨论此事。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这条纳税登记的法令，不仅对英国人苛酷无情，而且不符合英国立法传统。全体英籍居民一致反对，并且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意见书呈递戴维斯。
事有凑巧，就在英国人呈送抗议文件这一天，港府宪报登出该法令的中文译文，把人头税每年一次错成每月一次。真是火上浇油，使已经沸腾的民愤更加剧烈。当时的《中国之友》评论说：“中国人向来逆来顺受，惯于忍受任何敲榨。可是这次由于译文的错误，使他们误认为每月要将辛苦的收入缴纳一半给政府，实在无法忍受，自然不免想起还是回国内的好。”
10月30日，香港的中国商人和工役全体罢市。商店都关了门，客运和货物的船只都停止开行，仆役和阿妈也罢了工，以致一切生意都停顿了。中国商人表示，如果政府11月1日实行征收人头税，他们便全体离港。英籍商人也表示，如果政府坚持执行，他们决意迁回澳门去住。
戴维斯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做出让步。11月13日，立法局通过了人口登记修正案。首先，人口登记免除一切费用；其次，规定凡是公务人员、军人、专业人士、商人、店员、厂主、房东，或每年收入达500元以上的人士，不论中国人外国人，一律豁免登记。只有那些贫苦大众，收入微薄的居民，才必须办理人口登记手续。修正案例于1845年1月1日正式生效。显然，法例维护了英国人和富人的利益，广大的贫苦中国居民仍然受到损害。
1846年，港英政府又发表布告，布告规定了通用货币及其相互比值。（一）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鹰洋、印度卢比及其破碎银屑，中国通用铜钱，均为法定通用货币；（二）所有上述货币不论价值低昂，或属于任何种类，或是否完整，或已打印，如各有同等质量，即具同等通用之效能；（三）规定每银圆等于2卢比又1／4；（四）规定每银圆等于铜钱1200枚，每半圆等于600枚；每卢比等于铜钱533枚，每半卢比等于266枚，每1／4卢比等于133枚；（五）其他货币未列入上项规定之内者，均不能作为在本港合法通用货币；（六）第四款规定之铜钱，得向商务总监公署或香港库务司署领换，惟不得逾50元。凡属英国通用货币，不论纸币或硬币，一律为本港合法通用货币。
这些规定，充分保障了英国政府和英国商人的利益，而对中国人设置了种种限制。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戴维斯又发布《征收警捐条例》、《烟贩牌照条例》等多种条例，广开税源，以各项税收增加财源。到1846年，香港政府每年税收达到27046英镑。
戴维斯的税收举措，目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