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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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的刑庭审理案子过程中，巴尔法官认为一位名叫大卫·华尔希的陪审员，在听案时毫不留意，有藐视法庭之嫌，当庭判处罚款50元。巴尔表示，他对于华尔希不用神听审的倾向，已暗中留意甚久。到了27日，由于华尔希申辩他其时有病，于是巴尔便豁免了他的罚款，不过声明他豁免的动机并非认为处罚得不适当，他自信自己处分适当并且有权令他缴付罚款。
华尔希不服气，第二天在报上发表了一封信，对巴尔法官的行为嘲笑了一番。这封信发表后当然引起广泛的注意，于是华尔希本人和《每日快报》的发行人贝耳，立时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命他们两人于4月3日出庭答辩，是否承认藐视法庭罪。
4月3日，华尔希和贝耳两人遵命出庭，主审的当然是巴尔本人。他叙述了案情后，便宣判两人的藐视法庭罪成立。华尔希身为陪审员，听审不专注，被豁免罚款后，还要公开发表书信嘲弄法官，可谓罪加一等，因此判处14日监禁，不许以款作抵。至于贝耳，因是初犯，给他3天的宽限，撤销那封信并公开道歉。后来贝耳在限期内写信向巴尔道歉，并在报上公开声明撤销那封信。华尔希坐了3天监以后，写信向总督申诉。总督麦当奴看到申诉很不高兴，说这事按照手续，应该直接向法官求情，他不便受理。把球给巴尔踢了回去。于是华尔希的律师在4月6日便向巴尔请求宽恕，说华尔希业已坐监3天，可算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惩诫。于是巴尔下令将华尔希带堂，先命令他撤销呈递给总督麦当奴的呈文，然后再教训他一顿，这才宽免了华尔希的刑期。
助饷开赌
早在麦当奴之前的1844年，香港政府就颁布禁赌条例，规定凡聚众赌博，罚款200元。警察奉票查赌博可破门入屋。但是，禁赌条例颁布以后，赌博不但没有禁绝，反而使赌馆增加，赌风更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呢？据分析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这个条例对于经营赌博及参加赌博者，均给予罚款，所以，当时的香港政府并非真心禁绝赌风，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征收罚款，增加库房收入。赌博的越多，罚款越多，库房越丰厚，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警察在查禁赌博中权力很大，不少人借机贪污受贿，赌馆主人也乐于向警方行贿，双方达成“默契”，各得其所。自然愈禁愈猖。
历任港督当政，警察收受赌馆贿赂的案件屡屡发生。1855年5月5日，香港中央警察署内，一名华籍职员与一名杂役发生口角，那名职员知道对方平时收受赌贿，一气之下便向警察司告发。香港政府委派总登记官高和尔查办。结果，一名赌馆老板被捕，承认曾经贿通高等法院裁判署、警察署杂役共四人。查核赌馆收支账目，发现确有支出贿款的证据，只是没有列出受贿人姓名。其实，高和尔就是受贿人之一。结果，处罚一名杂役完事，其它受贿人员，也就不了了之。
麦当奴就职后第二年，1867年5月22日，在香港立法局的例会上，议员域陶就制止赌博一事提出：目前赌馆林立，警方虽然不断拘控赌馆主人及赌博者，但赌风始终不能稍息，显然是“条例”效力发生问题。立法局当然主席麦当奴在讨论中则认为，暂时没有重订禁赌条例的必要。问题不在条例本身，而在警察奉行不力、办理不善。并且中国人乐于赌博，主管人员又贪污，法律很难有效地进行制裁。接着，域陶又提出建议说，不如寓禁于征，准许缴纳税饷，领取牌照开赌，用来应付目前的困难局面。麦当奴认为，香港的警力不足，同时警员的待遇不好，易于贪污受贿。于是，便以此为“理由”，接受了域陶的建议。
按照域陶的解释，“寓禁于征”的办法，是以“公赌”来抵制“私赌”，允许赌商交纳牌照费，交费即可以领牌正式开设赌馆。麦当奴口称，准备用这一笔赌馆牌照费的收入来提高警方人员的待遇和扩充警力，并从而扑灭私赌。于是港府特别起草了一项法令，称为《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当年6月17日，立法局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该条例第十八条的大意是：本港地方赌博盛行，现行的禁赌条例，未能收到肃清之效。为了取缔和逐步禁绝赌博，特授权总督随时制立规则厉行禁绝，或采用有效方法加以限制及管理，务期达到肃清赌博的目的。
这个条例很高明，名为“厉行禁绝”，实为纵容放任。这样既可哄骗了香港民众，也让英伦找不出毛病。
这个条例声称，授权总督采取有效办法“限制及管理”赌博。而麦当奴的“有效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采纳域陶的建议，使赌博合法化。麦当奴授权警察司发放赌馆牌照，由警察司及总注册官招商承投赌饷，结果有12家赌馆投得。这些赌馆分布在西营盘、上环、中环、湾仔等处，每家赌馆每年缴纳赌饷一万元。该年7月1日，赌馆公开营业那天，像其他商店开张一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各赌馆门口都垂着蓝布门帘，门外有伙计招徕赌客，高喊：“想发财的到里面来。”营业时间由上午六时开始，一直到更深人静。前往赌博的起初只是中国居民，后来外国人和驻港英军也相继前往，一时间门庭若市，乌烟瘴气。
香港社会人士，特别是教会人士，对麦当奴放任赌博公开化、合法化的政策极为不满。7月24日，牧师查尔士·华尔以及包括伍廷芳在内的社会知名人士联名上书香港总督，对《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中关于赌博的规定提出批评。他们在信中说：从条例的名称看，人人以为这是维持社会秩序和风化的善政，不料适得其反，成为奖励赌博、妨害社会秩序及风化的工具。这项措施决不是英国法律能够容许的。其目的并不是禁赌，而是以公开方式鼓励赌博，另有所图。中英两国法律都认为赌博是不合法的，应当受到惩罚。
7月29日，麦当奴写信答复社会知名人士，信中说，“政府公开赌博是最有效的管制赌博方法，同时也可以防止不法警察勒收贿款，而且又能为政府增加收入，用作建设香港，为什么不可以公开赌博呢？”他在立法局一次会议上宣称，这次招商承饷的目标，除统制赌博及取缔警察索贿外，政府方面在1868年度还可增加税收12万元。
这最后一句话，道出了实行赌博合法化的真正动机。
赌博条例实施后，对香港南北行的生意影响很大。一些到香港购买洋货的内地商人，在赌馆内将货款输光；有些运土产到香港的商人，原来可以办运洋货返回内地，也将售货款输得精光，有的空手还乡，有的则沦为盗贼，扰乱社会治安。1868年5月，香港西商会上书香港政府，指出自公开赌博以来，商务大受影响。要求立即下令禁止。
香港政府实行赌博合法化的理由之一是制止私赌。但是，实行的结果，开设私赌馆的人，因为得到有势力者的包庇，不见绝迹，承饷的赌馆典质贼赃与其他违法行为也不断发生。1870年内，按察司史美尔曾受理这类案件多起。他曾当庭发表意见，反对赌博合法化的条例。他指出，自开禁以来，地方上刑事案件及犯罪人数都有增加。
在英国国内也有人反对香港赌博弛禁。1867年12月3日，英国上议院开会时，一位议员指责香港政府的这项政策违反文明法律，遗害地方。北擎咸公爵在答辩时说，这项政策是英国的羞耻。1869年7月12日，英国下议院开会时，议员西克氏也对香港赌博弛禁提出质问。
英国政府对香港政府赌博弛禁一事，采取了纵容的态度，只是表示今后该地赌饷不得并入正当税收项下，由香港政府另行保管、另行支配即可。
由于英国政府的纵容，香港总督麦当奴更有恃无恐，于1871年1月12日再次公开招商承饷，地点在香港政务署。结果，何亚锡用显南行的名义，以每月15800元的最高价投得。当年赌税合计189600元，比前一年多三万余元。正当香港政府为赌税增加而洋洋自得之际，当年2月，全港市民发起了请愿行动，所有商号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字，上书英国政府，要求禁赌。同年5月，西商会也上书英国殖民部，历数赌博破坏社会秩序，坑害百姓，影响商务的事实。这两份请愿书都被麦当奴扣压，没有送到伦敦。麦当奴还利用休假的机会，跑回英国四出游说，希望维持弛禁的现状。但是，香港各界反对赌博弛禁的强大舆论是不可能长期封锁的。在舆论的压力下，英国政府对此不得不引起重视。1871年12月，英国政府指示麦当奴禁止赌风。
失去英国政府的支持，麦当奴只好推翻自己亲手制定的赌博合法化政策。为了避免出现尴尬局面，他将禁赌的事交给辅政司柯士甸办理。柯士甸首先宣布，从1872年1月20日起，《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作废。为了总督的面子，1月30日，他又出示布告，解释禁赌的原因说：“查本港地方前经政府核准承商领牌开设赌馆，其目的为防止警察索贿及制裁盗匪免使滋蔓。四年以来卓有成效。外商仆役盗窃雇主财物之事，渐见减少，私赌亦久经绝迹。近来地方治安、社会秩序均大有进展。故由本月24日起，所有开赌牌照一律宣告取销。嗣后本港、九龙及所属乡村地方一切大小赌博，悉行严密查禁。督宪现正筹商善法，务将所有赌博铲草除根，免人民重受其害。”
辅政司完全把事实颠倒过来。既然赌博弛禁“著有成效”、“地方治安、社会秩序均大有进展”，又为什么抛弃这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另筹商善法”呢？
“另筹商善法”只是托辞，直到1872年4月，新任总督坚尼地在就职演说中还宣称，英廷及殖民大臣命令他就职后，要把整顿警察制度和禁绝赌博作为两项主要任务。坚尼地在任期内，对于禁赌是尽了努力的，在1876年还修订了1844年的禁止赌博条例。他表面上是取得了成绩，但实际上并未达到禁绝赌博的目的，赌馆又以“俱乐部”等形式出现了，比原来的赌馆更为高级。
“猪仔”贸易兴盛
早期香港转口贸易中，一笔较大的生意是“猪仔贸易”。所谓“猪仔贸易”就是苦力贸易，把中国内地的劳动力，经过香港，贩运到外国去做苦工。到了麦当奴时期，达到了顶点。
掠夺贩卖华工出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通过其驻广州商馆的买办，多次从黄埔、澳门、金星门等地拐贩华工出国，卖给国外庄园主、商人，强迫他们终身从事奴隶劳动。鸦片战争后，英、法、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诱拐、绑架华工出国的罪恶活动更加猖獗。1849年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1851年澳大利亚也发现金矿，香港成为招募华工的中心。投机商人勾结“猪仔头”，潜伏内地，诱骗贫苦农民，离开家园，被当做猪仔一般运往旧金山或澳大利亚，进行奴隶式的劳动，香港占地利之便，成为中间转运站。1852年经香港贩运到国外的华工达两万人。1857年2月，港府公布施行《贩运工人出洋牌照条例》，实行公开经营。1860年，中英、中法签订了《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不得禁阻华工出境，使贩卖华工的行为贸易合法化。港英政府从中获取大笔不义之财。
1868年7月28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利用清政府委派他为出使各国大臣的名义，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在华盛顿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共八款。规定：两国人民往来居住，听其自便，不得禁阻；可以往来游学并在指定地点设立学校；两国侨民不得因宗教信仰的不同，受到“欺侮凌虐”、“屈抑苟待”。这个条约字面上冠冕堂皇，互相平等，实际是适应美国掠卖华工，加强文化和宗教等方面侵略的需要签订的，当时美国开金矿形成热潮，正需要苦力。
由于以上两个条约的规定，香港更成了与厦门、澳门同样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据点。香港的苦力贸易在形式上与其他地方略有区别，属于“赊单苦力”，就是由招工代理人先垫付船费，华工出国后以工资抵还所谓船费和利息。在还清债务前，华工必须听从债权人的控制与驱使。这种拐骗，当时还美其名曰“自由移民”。不仅英国的不法商人直接参与苦力贸易，而且各国从事苦力贩卖活动的船只也有不少到香港补给食物、淡水与燃料，并在香港修船或改建装载苦力的统舱等。
早期从香港出洋的苦力，以去美国的旧金山和澳大利亚的新金山墨尔本为主。据统计，1845年至1874年间经香港被贩卖到国外的“赊单苦力”多达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