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应之穿越甲午-第9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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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刚要回答，一连串的高射炮弹爆炸声响起，“B17”轰炸机的周围瞬间被一团团的黑烟所包围。
一发高射炮弹击中了机舱，再次燃起了大火，烧到了一名身受重伤的美国机枪手，他立刻杀猪般地惨叫了起来，“救救我！我不想死！”
美国方面第一次对中国本土的轰炸行动，就这样惨淡的收场了，在这次战斗中，美国空军损失了44架“B17”式轰炸机，而仅仅取得了击落6架中国战斗机（3名飞行员牺牲）的战果。
对于这样的结果，美国驻菲律宾航空司令部简直无法相信。
这场中美两国空军之间的首次战斗给那些死里逃生的美国飞行员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中国战斗机在空中喷吐着火舌呼啸而过的身影从此成为了美国飞行员挥之不去的噩梦。
尽管第一次攻击遭到了完全的失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得知消息后，还是高度评价了这次被他称之为“福摩萨岛上空30秒”的行动，“……美国空军在第一时间向侵略者作出了反击，我们的轰炸机投下的炸弹落在了中国人的脑袋上（如果说是尸体和飞机残骸落在了中国土地上，那还说得过去），我们的‘B17’轰炸机编队以密集的自卫火网击落了他们60架战斗机，我们用实际行动向他们证明，他们的侵略行动会得到严厉惩罚，他们的毁灭将从这一天开始……”
罗斯福总统的讲话给了刚刚参战的美国人民以强烈的鼓舞和激励，对菲律宾前线的被下了封口令的美国空军飞行员来说却毫无用场。而急于出风头的美国驻菲律宾陆军航空兵司令部对已经取得的“战果”并不“满意”，大叫大嚷着命令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们一定要取得更大的战果！”
就在上一次的空中大屠杀结束之后，中国飞机便开始频频光顾菲律宾，对于美国飞行员来说，时不时钻出来的中国战斗机已经成了他们最为可怕的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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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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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二百一十三）百年香港光复
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早在战争正式开始前，中国人已经沿着海岸线部署了第一道国土防空预警指挥体系，被称为“天网”。“天网”又分为高空和超低空两个部分，第一道由远程对空搜索雷达构成的网络可以监视飞行高度在500米以上的飞机；第二道由观察哨、低空搜索雷达、轻型高射机关炮构成的网络，可以监视飞行高度低于500米的超低空飞行的飞机（但是探测距离大幅缩短）。因此美国飞机的每一次来袭，中国的地面监测和指挥部门都可以知道美国飞机的方位和目的地，然后组织空军出击，进行有效的拦截和防御，以及适时的反击。
由于美国人对中国雷达在战争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在发现大规模的机群空袭容易被发现和遭到拦截后，美国人开始改变了战术，频繁以小分队“武装侦察”的形式对台湾岛进行打了就跑的偷袭，但仍然没有取得什么象样的战果。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美国轰炸机分小批多架次出动，对台湾岛的各处港口实施轰炸，但无一例外的都遭到了中国战斗机的拦截，在12月6日的一场战斗中，10架“B17”轰炸机遭到了差不多30架中国战斗机的围攻，幸亏当时有雨云层可以隐蔽，“B17”轰炸机钻进云层逃之夭夭，但还是有5架“B17”轰炸机被打得纷纷起火。坠入大海。剩下的5架“B17”轰炸机个个带伤，狼狈逃回。
经过连日来的多次战斗，由于美国陆军航空兵P40“战斧”式战斗机航程不足，在没有战斗机保护的情况下，美国陆军航空兵两日出动的重型战略轰炸机超过三分之二都遭到了中国空军的猛烈打击而损失掉了，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和“团灭”没有太多的区别。“福摩萨岛空战”可以说是对当时世界上广泛流传的杜黑那种所谓“战略轰炸万能论”的一个致命打击。自从这几次空战以后，美国的军事观察家们得出了一种看法，即认为轰炸机要么在夜间出动，要么必须有强大的战斗机护航。这种认识改变了此后的空战面貌。美国航空兵当局也从惨重的损失和伤亡中悟出了一条教训，即轰炸机在白昼一旦失去战斗机的护航，其生存率将是很令人担忧的。这一结论后来被交战双方轰炸机越来越多的损失所证实。
对于美国在英国遭到中国攻击后的第一时间内向中国宣战并采取了“切实有效”的反击行动，英国朝野可以说感激涕零，在美国向中国宣战的当天，邱吉尔就在英国下院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赞美“美国人民为保卫自由世界不受玷污所做的努力”，并且自信地宣称“胜利将一定属于我们”。邱吉尔极力用华美动人的言辞让英国人民相信美国参战后将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前景，而此时和邱吉尔的描述正好相反，在远东战场上，英军正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
美国陆军航空兵在罗斯福的命令下向中国本土发动的不计损失的攻击，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试图以“围魏救赵”的举动，来迟滞中国军队的攻势展开，给节节败退的远东英军打气，但由于中美双方在远东的实力对比悬殊，更像是螳臂挡车的自投罗网。事实上，英国在远东的各个前哨阵地，象香港和新加坡，在战争真正开始之前。就可以说已经失守了。
香港作为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一直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两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加强对东方航路的控制，从上个世纪开始，英国就在香港构筑要塞工事，使香港成为了英国远东舰队（“中国站舰队”）的基地，多少年来，香港一直是英国在东方的重要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在满清王朝覆灭和华夏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华夏共和国在华俄战争中打败了俄罗斯帝国后在军事方面所显示出的巨大潜力，英国深感不安之余，开始将在远东地区的军事中心转移到了新加坡，香港的军事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是英国在远东的海军军事要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太平洋危机”中，中国对太平洋地区所表现出的巨大兴趣引起了英国朝野上下的广泛震动。而在1938年3月，担任英国军事与情报作战主任的迪尔将军在陆军部同英国陆军大臣及英国军方的一些高级将领谈起了当前和未来的防务问题，这次讨论的中心就是远东问题，特别是一旦英国同中国发生战争的时候，如何设法守卫香港的问题。
由于“香港是帝国在远东所处地位的一个明显弱点，而且本来就比新加坡要难于防守得多。这个岛港毗临中国海岸，与中国大陆只有一水之隔。中国的重型火炮甚至能完全覆盖整个香港岛，而距离英国在新加坡的海军基地却有1600英里。”因此英国军方高层有人主张放弃香港（甚至有人提出来用有利的条件将香港卖给中国，来捞取高额的好处，同时免得香港成为“第二个澳门”），集中力量经营新加坡要塞以对抗中国的扩张压力。但当时英国党派中以邱吉尔为首的“鹰派”势力坚决反对向中国做任何形式的让步，邱吉尔认为，“放弃香港本身意味着向中国示弱，向中国人表明我们无法守卫在远东的领地，损害日不落帝国的威望，更加进一步的刺激了中国人的侵略野心”，因而邱吉尔主张加强香港的防务，将香港要塞化。
根据当时英国所面临的具体情况，迪尔建议“与其不断加强香港的防卫力量，使之成为精神上的‘凡尔登’，还不如冒可能失守的风险，稍稍加以防守后‘光荣放弃’。因为即使加强了香港的防卫力量，面对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中国军队，也未必能够坚守住。而万一香港失守的话，也会对‘帝国的威信’造成很大的损害。”迪尔的这一“光荣放弃”的建议在当时虽然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但那些仍然沉迷于“日不落帝国”世界霸主地位的人对此则不以为然，因此会议无果而终——也不算是全然没有结果，在邱吉尔的努力下，香港的防务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建立了一条“酒徒”防线，“这一坚固防线的建成意味着香港在远东的军事中心地位得到了巩固，中国野蛮人如果进攻香港，将毫无疑问的在这道铜墙铁壁前碰得头破血流。”“一旦战争爆发，这条防线将使当地驻军至少能够坚持一年之久，而且中国人将付出死伤一个军的代价。”（邱吉尔语）
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自我感觉良好。其实并不止当年的满清朝廷，如今的大英帝国也没好到哪去。
1939年，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在回顾形势时，将中国定义为“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号潜在敌人”，并把新加坡要塞同英国本土一起看作英联邦赖以生存的主心骨，因此委员会还强调，在“考虑保卫英国在地中海的利益时，决不能阻挠派遣一支舰队去新加坡”。在讨论香港的问题时，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这一设想。由于从英国本土出发的救兵要至少90天才能够开到香港。委员们同时也强调了这样一点，“即使香港驻军有了增援，能够守住这个孤岛一样的殖民地，从中国内陆飞来的中国空军和中国陆军的远程大炮也会使这个港口完全失去应有的作用”。因此委员们还主张“派遣到远东的舰队的力量一定要足够强大，如果不能够派遣一支强大的舰队到远东，不如在战争开始前宣布香港为‘不设防城市’，以免在战争爆发后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是一些坚持“大英帝国威信论”的白厅政客和将军却不顾实际形势，以一种可以说“盲目乐观”而不顾现实是否可行的态度否定了这个合情合理的结论。他们的理由是“撤出香港驻军将会使大英帝国的威信扫地，对远东地区同中国军队作战的英联邦军队也会失掉必要的鼓励”。他们的结论是，“香港应该是要看作尽力久守的一个虽非要害但也重要的前哨”，这一结论把香港驻军送进了地狱的怀抱。
又过了两年，在1941年初，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再次重新回顾形势时，仍然作出了和上一次同样的总结，但此时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有很多人认为应该把保卫地中海和北非地区放在远东地区之前。这样一来，防守香港就变得更加毫无希望，因为英国这个在东亚地区的唯一领地已经成为了一座真正的孤岛，极易遭到来自于海上、陆上、空中的联合围攻。
1942年8月法国沦亡后，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新班子又回顾了形势，这一次，在已经是帝国总参谋长的迪尔的坚持下，委员们终于正视现实，承认香港“无法防守”，因此建议撤出在香港的驻军——当时仅有四个营的兵力，由邱吉尔领导的战时内阁这一次也不再坚持原来的观点。同意他们的结论。但是，在落实这个决定上，邱吉尔和他的内阁没有任何举动。更加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有人劝说邱吉尔接受加拿大政府派遣两个营的兵力增援香港驻军的提议时，邱吉尔居然表示了同意！这一提议所以提出，政策所以变更，是出于格拉塞特少将的乐观见解，少将本人是一位加拿大人，不久前担任过香港驻军司令。在返回英国时，他曾经告诉加拿大总参谋长，有了这样的增援，香港就可以长期固守。正是听信了这位“远东问题权威”的话，英国的参谋长委员会最终选择接受这一提议时，还发表了这么一种见解，“不管怎么说，这样的增援表明了我们守卫香港的决心，也可以使当地驻军较为‘光彩’地守卫这座港口城市”——这是“大英帝国威信论”的另一个版本。1942年10月17日，两个营的加拿大士兵启航抵达香港，几天之后，四个营的印度士兵和两个营的澳大利亚士兵也抵达香港。这样，坚守“不可攻破”的“酒徒防线”的英国驻军差不多是原来的三倍，乐观的英国人估算中国军队一旦进攻香港能够坚守的时间也由原来的一年增加到了三年之久，而且要付出3个军的代价。
增兵香港可以说是大英帝国的政治家和将军们为了那些虚无飘渺的所谓“假想的威信”而不顾军事常识不惜白白牺牲士兵生命在毫无价值的地方的最明显的事例。“为了保住面子”而做出如此的蠢事，即使是当年昏庸腐朽的满清朝廷，也不过如此了。
邱吉尔和那些仍然作着“千年帝国”迷梦的老牌殖民主义分子的这些可悲的观点，使防守香港的英联邦军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悲惨的命运。
1942年12月18日凌晨，在对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劝降未果后，中国军队以装备精良的加强过的第44广东步兵师为主力，在大批飞机，海军舰炮，军属、集团军属炮兵的支援下，从内陆向英军据守的香港“酒徒”防线发动了直接而猛烈的进攻，开始了收复香港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中国海军的另一支分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