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应之穿越甲午-第87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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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事实是，不但我国广大的农民和工人支持和拥护祖国和军队，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居住在城市里的知识阶层也全心全意的拥护和支持祖国军队。和工人农民没有任何分别。这些人是不需要土地的，但他们需要民主，自由。他们认为只有民主自由才能让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才能赢得更多的个人利益，才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尽管有外国人嘲笑我们说，在我们的国家里，没有政党政治，而且特务遍及全国，根本找不到民主自由的影子。但事实上，共和以后，更多的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精英人物进入到了政府部门工作，国会两院容纳了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大批代表，当时的我国确实不是西方人说的那种所谓的‘民主国家’，但在实际上，城市知识阶层得到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得多的参政议政权利。虽然我国没有‘民主’之名，但人们却得到了真正的权利，并且看到了未来的曙光。”
“在已经成为历史的苏维埃俄国的历史政治教科书中，在谈到战争年代俄国人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时，完全抛开‘无利不起早’的利益驱动机制，抽象地大谈特谈什么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有效的组织宣传，人民的觉悟提高了，有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很多教科书中的英雄烈士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时还不是苏共党员，但为了证明他们的牺牲与‘无利不起早’的利益驱动机制毫无关系，苏共就在事后‘追封’他和她为苏共党员，以此确保‘牺牲动机’的崇高、神圣和纯粹。也就是象人民说明，既然是苏共党员，他们也就有了为‘全人类的解放’而献身的精神。在现在看来，这些人已经习惯于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了：崇高的牺牲必定有崇高的动机，‘无利不起早’的利益驱动不是崇高的动机；具有崇高、神圣和纯粹的动机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这种思维定势要求人们把只有神仙才能做得到的崇高、神圣和纯粹的道德品质当作人生追求。但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苏联军队中有政治部，有专门管‘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委员’，他们控制着全国绝大多数宣传资源（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台，印刷厂等），还拥有不可望其项背的人力资源。在苏德战争中，苏共强大的宣传机器一日不停地灌输‘为祖国而战’，“为解放全人类而战’，‘为英特纳雄耐尔而战’，结果如何？战斗力提高了吗？苏军士兵视死如归了吗？苏共也在搞崇高，搞神圣，搞纯粹，但最终还是败给了德军。苏军战败，最根本一条原因乃是苏军士兵没有能够从他们所必须效忠的苏维埃政权那里获得实实在在的‘无利不起早’的利益。苏军士兵最清楚，政委们所说的崇高、神圣和纯粹很美很美，但救不活他们那快要饿死的（有的还是人质）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而在我国，即便没有政治委员们作宣传鼓动，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人民也会自动的选择站在自己的祖国和军队一边。”
“通过以上论述，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的第一前提是，他们已经从统治者那里获得足以让他们愿意用生命来保卫的利益。第一前提有两层含义，一是从统治者那里，人民已经获得利益；二是已经获得的利益是很大的，大到人民愿意用生命来保卫。那种认为只要不断强调人们很难真正做到的崇高、神圣和纯粹的道德说教，就可以让人民心甘情愿地去牺牲自己的一切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其危害性在于，它遮蔽了决策者远望的目光，导致统治者迟迟不肯让利于民，迟迟不肯让人民获得足以让他们愿意用生命来保卫的利益。如此一来，一旦强敌犯境，人民只愿意做观众，而决不愿意做战士，即使被迫做了战士，也绝不愿意为国牺牲。”
“人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的第二前提是，最高统治集团也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
“为了战争的胜利，我国的很多领导者都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即使在战争最为危急的时刻，我国政府的领导者脑中也没有后退的一丁点的想法，我们华夏的领导人，都是从前线拼杀出来的，象我华夏第一大总统孙纲，身经百战，海战陆战皆冲锋在前，天下景仰，‘断指部长’黄兴海内闻名，我们的政府是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的，因此也打得起全民族的总体战。相比之下，很多象苏俄领袖列宁一样的人，总愿意在遥远而安全的后方指挥战争。苏德战争一开始，苏军的指挥中枢就远离战场，苏共中央要员及其家庭子女也全在后方，当前方无数将士流血牺牲之时，苏共要员将‘高干子女’和牛羊牲畜一同撤往后方，反而不准城市居民中的老人、幼孩和妇女撤离战场，因为斯大林怕的是他们的撤离会动摇军心！结果数万老弱妇孺因而丧生，这样遥控指挥的战争，结果当然是可以想见的。”
“如果后世哪个国家的领导者想要搞全民族的总体战，就必须要以人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的这两个前提条件为标准来量一量，他们的国家现在是否打得起全民族的总体战。”
“第一，如今的该国公民是否已经获得了足以让他们愿意用生命来保卫的利益？”
“第二，如今的该国最高统治集团是否也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
“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他们就打得起全民族的总体战。如果至少有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则绝对打不起全民族的总体战。”
“全民族的总体战到底打得起还是打不起，答案不在报纸上，答案不在无线电台里，答案也不在电视里。这个答案，藏在人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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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一百七十七）新军事改革
经过近四十年强制普遍义务教育。一大批有思想、有文化、有主见的新时代中国青年被培养出来，这些伴随着新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有知识，有自主判断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史司敏锐地意识到，对于这新一代华夏军人，老的一套死板的治军方法已经过时了。
新一代华夏青年的加入军队，不可避免的将给有着古老传统的华夏军队带来深刻的变化，在史司看来，必须要用新的理念来取代旧式的治军方法。
史司在出任武备部长后，开始奉大总统孙纲之命对近卫军特种部队提出改革设想，尽管这个设想与部分华夏军队传统老军人出身的将领的思想对立，但在孙纲的全力支持下，史司还是在近卫军模范团的一个营开始了实验。他中断了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在营房院子里进行机械性的操练，将部队拉出野外，将训练的重点改为在广泛的水平上开展竞技比赛，史司的目的是要将他的士兵个个都训练成狙击手、猎手和竞技能手。“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成为他训练士兵的一条法则，史司要求士兵们在任何条件下都能生存，都能保护自己，都能勇敢地面对各种残酷无情的现实。
在史司严酷的操练下，一支置生死于度外的具有高昂的战斗意志和精神的部队开始成长起来。为了消除严酷训练和未来的战斗所带来的疲劳、辛苦和心理上的恐怖，史司致力于拉平普通士兵与军官之间的差别。增加在官兵当中的同志友谊。史司要求，各级军官必须与所领导的士兵相互进行军事技术比赛，打消根深蒂固的级别差异。在他的部队里，各级指挥官必须从下至上选拔，必须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一做法，不仅刺激了官兵们的积极性，而且促进了部队的内部团结。华夏陆军士官学校彻底与以前旧的体制决裂，只要完成基本训练成绩合格，就可以提前承认其候补军官资格。为此，史司还提出，未来的士官必须在进入军事学校之前，先到近卫军特种部队服投两年，打破一切框框，不受文化教养和出身的影响；近卫军营地的栅门和房门彻底打开，部队管理部门的领导者，在他们结束专业学习毕业之前，必须进行一次军事训练。在史司的苦心经营下，近卫军特种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军官、军士和士兵之间建立起了精诚团结和相互尊敬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在中外军队中—般是相当陌生的。
史司的训练课程有时令人目不忍睹，为了训练士兵求生的本能和锤炼他们的意志和体力，他经常要士兵们象在战场上一样的使用武器同用真正的坦克、大炮和机枪武装起来的死刑犯（很多都是穷凶极恶的暴徒和外国间谍）进行“角斗场决斗”式的演练，象史司在命令士兵挖个人掩体的同时，由装甲车或坦克武装起来的“敌人”会在这个时候发动进攻。在轰隆隆的坦克前进声中，士兵们惊恐地、挥汗如雨地拼命挖，并且在对方坦克开过来之前，要在自己挖好的掩体里作好战斗的准备。在对方坦克进攻时发动反击。在这项可怕的训练中，每个士兵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只有拼命的挖好掩体并消灭敌人，才能够幸存下来，否则，他们挖的俺体很可能就是埋葬自己的坟墓。类似这样地狱般的训练还有很多，曾经让一些观看演习的文职官员险些精神失常，史司的训练课程曾经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但史司不为所动。
“虽然我是技术出身，但我想提醒诸位的是，永远不要成为你手中新式武器的奴隶，要有见敌必击，敢于刺刀见红的纳尔逊精神！人！永远是战争中的第一要素！”这句话成了史司在视察训练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见敌必击”，“敢于刺刀见红”也成了很多官兵们的座右铭。
在作战训练上，史司也独辟路径，抛弃了传统的集团作战方法，把军事基本单位变成了突击分队。史司对这些突击队的训练目标是：在战斗中迅速地缠住敌人，进行近战，同时又仍然保持着团的编制。为此，他加强了特种部队的装备，以高度灵活的速射武器更替国防军通常用的制式枪械。史司为突击队配备了突击步枪、手榴弹和工兵爆破炸药，把通常穿的陆军作战制服换为迷彩服。史司的试验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建立起了一支精锐的模范部队，这支部队所表现出来的优秀作战技能和不一样的精神风貌令好多中国军队的将领大吃一惊，很多人因此改变了对史司的看法。
史司的改革和古代的“商鞅变法”不谋而合，使经过近二三十年没有打仗的素质多少有所下降的华夏海陆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史司的改革引起了军方和民间的广泛关注，许多“太子党”“官二代”不敢公开声称自己不愿于社会地位较低的军官及士兵完全平等，但他们当中有人的父母却在报纸和公开场合攻击史司，史司坚不为所动，称军队需要的是真正有能力，有才华的人，而不是依靠裙带关系的庸人。身为“清教徒”的史司的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精神力量也让士兵信赖，即使史司的对头也不得不佩服。由于史司致力于军事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军方的很多高级将领也由于这场改革而转变了看法，接受了史司打破等级差别的作法，转而支持史司的行动，使史司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军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实际上，史司在后勤上也做了很多工作，受**性的工业生产组织和技术的影响，如**性的物流、后勤体系——以集装箱为核心的后勤物流体系，以目标后勤、精准后勤、三军联勤建设为代表的后勤保障体系，都是在史司的主持下建立起来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作为华夏共和国军事改革家之一的史司很少为人们所知道，大多数人知道的，是那个被称为“华夏造舰之神”的史司。史司在中国军事发展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而另一位差不多对苏联的国防事业作出了同样贡献的人，结局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这个好作空洞计划的人，又给了我一份乱七八糟的报告。”斯大林皱了皱眉头。对波斯克烈贝舍夫说道，“要是按照他的想法来，我们建立的将是一个‘红色军国主义’的国家。”
“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对中国人曾经给他的污辱一直念念不忘，想要报复，”波斯克烈贝舍夫说道，“这是他想要建立机械化军团的主要动力。”
“他一直想要收回我们丢给中国人的领土。”斯大林平静地说道，“我当然也想收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