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应之穿越甲午-第5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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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不久前，沙皇还给海军大臣比日列夫个人专门下达了一道圣谕，要求将海军重建的优先级别提高到俄罗斯帝国的其它军队之上。而“深体朕意”的海军参谋长罗日捷斯特文斯基随后就提出来优先级别最高的任务之一就是建造目前最为先进的英国“无畏”级战列舰！
根据罗日捷斯特文斯基的建议，俄国应该至少建造四艘排水量在22000吨至26000吨之间的大型战列舰，该级舰将装备12门305毫米主炮，而海军部随后就开始申请建造两艘这样的俄国版“无畏舰”的经费4200万卢布，但却卡在了财政大臣维特伯爵那里。
海军大臣比日列夫曾经就此事专门和维特谈过，维特的回答是：“对这个建造计划的‘存在意义’没有信心。”他告诉比日列夫，在海军部真正制定出一个长达数年的完善的海军建设计划之前，海军部想得到这笔经费是不可能的。
维特的话说的很坚决，因为维特再也不愿意把宝贵的金钱浪费到这些“大国玩具”之上了。
在维特看来，俄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罗曼诺夫王朝仍然还能维持着摇摇欲坠的统治完全是运气使然，那笔“协约国”的贷款虽然数量很大，但也不能再象以前那样让沙皇任意挥霍了。
由于维特的拒绝拨款，不但这个俄国版“无畏舰”的计划没有能够上马，目前在建的两艘“安德烈。佩沃兹万尼”级战列舰也因为经费不足而进展缓慢，完工的日子看样子不一定是哪天了。
当沙皇知道详情后，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但在心里，他第一次生出了要让维特离开财政大臣位置的念头。
刚刚维特还报告说，他已经付清了给中国人的俄国战俘“伙食费”5200万卢布，那要是细算起来，可是最少能建造两艘“无畏”级战列舰啊（沙皇可能根本就没考虑过，如果他不付这笔钱，中国方面会是什么反应，那在中国的几十万俄国战俘又会是什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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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三十九）重工业的推进和女子教育问题
其实沙皇尼古拉二世对维特的不满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战俘“伙食费”和海军拨款的事。在以前的日子里，维特在很多问题上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意见相左，并且在一些事情上总是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意见，这常常让沙皇感到非常不舒服，但出于对这位理财能手才能的倚重和他本人的政治影响力的尊重，沙皇在很多时候都是隐忍不发的。而维特本人长久以来总是给人一种“亲德反法”的印象，因为维特在公开场合从没说过法国人的好话，而且维特在某种程度上被人看作是“英法日俄四国协约”的障碍，英法两国驻俄国公使私下里其实是一直反对由维特来出任俄国总理的。这也是沙皇为什么一直没有任命维特出任俄国总理而是把这个位置给了斯托雷平的原因。
也许是时候让维特离开了。
“美国政府向我国交还了战时扣押在菲律宾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似乎知道沙皇的心里在想什么，说道，“我觉得我们不如向中国回购一些原来属于我们的舰船，先巩固波罗的海的防务，然后再慢慢的考虑海军新式舰艇的建造。”
沙皇看了看“忍辱负重”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的拉姆斯多夫，摇了摇头。
对于在罗斯福总统的帮助下成功的使俄国避免了付出巨额赔款的命运的拉姆斯多夫，沙皇可以说是很感激的，但这位外交大臣为了帮维特省钱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却不是沙皇想看到的。
而且这位外交大臣根本就没把话说在点子上。
去低声下气的花钱向中国人回购那些已经属于过时东西的老舰，沙皇是宁死也不会做的。
“把‘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编入。波罗的海舰队吧。”沙皇平静地说道，“回购那些老舰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我们还是抓紧时间重新整顿海军，清理海军的职能，制定海军和陆军之间的联合防御计划和全部外海的防御计划，然后再决定应该建造什么样的舰艇。”
沙皇当然不知道，他现在的这句。让大祥瑞舰“阿芙乐尔”号重新入役的话将来对他本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这次御前会议结束后不久，。沙皇尼古拉二世同维特伯爵进行了多次长谈，很快，维特伯爵就向沙皇递交了辞呈，只担任大臣会议主席，让出了财政大臣的位置，沙皇随后任命科科夫策夫接替维特出任财政大臣。
而关于俄罗斯帝国内部人事方面的重大调整的。消息，很快就送到了坐着火车返回北京途中的华夏共和国参政孙纲手中。
“维特伯爵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他的去职对俄罗斯。人民来说可并不是一件好事。”孙纲放下了手中的报告，其实是蛮高兴的对马月说道。
“你居然关心起俄国人的死活来了。”马月笑道，“我。看了，国内的事情还不够多，没把你累着。”
“国内的工业化。进程需要加快，我这次来上海，就是想亲眼看看，”孙纲微微一笑，说道，“我可不想让有些事情光存在于纸面上。”
就在华俄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工业部已经完成了中国工业发展的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工作，在这个计划中，工业部的官员们主要以世界工业强国的后起之秀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发展计划为参考，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确定了中国自己的工业发展规划，这个“五年计划”是以原来的中国四大工业区为基础，向内地辐射延深，并要在未来的几年内逐渐改变中国国内目前重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
对于新生的亚洲第一大工业国华夏共和国来说，国内的工业发展相对西方国家，显得很不平衡，国内重工业的规模远远赶不上轻工业的发展，究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目前中国的重工业企业都是为了应付对俄战争的国防建设需要由国家大力扶持而建立起来的，不具备象轻工业（如纺织工业）那样的高额利润，因此由于“趋利心理”使然，民间多愿意投资于轻工业，对重工业的兴趣不是很大。
而作为一个熟知历史的从后世来的穿越者，孙纲当然知道重工业在国家经济当中的地位，因此他在要求工业部制定下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不止一次的强调要加快推进国内重工业的发展。
为了能够使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孙纲不止一次的在咨政院和议政院发表了演讲，强调“一国重工业之发展规模及技术水准，为一国国力之象征，泰西各国国势日强，莫不以发展工业为先，而工业发展之中又首推重工业，如今看似投资巨大，收效不显，日后必惠及子孙万代”，在孙纲的全力推动下，中国的重工业发展计划就这样的开始了。
“现在不象是在大清朝那会儿了，从上到下阻力重重；老百姓已经意识到了工业发展带来的好处，只要国家能够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支持，他们自己就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孙纲的目光落在了火车窗外林立的村镇上。
记得华俄战争爆发前，他坐火车来到这里，看到的沿途情象还是以小村落居多，而如今，这些昔日的小村落已经发展成了相当规模的市镇。
象是知道孙纲在想什么，马月看着他说道：“你这个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办法收效还真是大啊，听说现在又多出来好些的县城，而且名字很多都和原来的重复了。”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相辅相成的，传统农村容纳不下那么多的新生人口，要是还象以前那样的话，一旦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又是一场玉石俱焚的太平天国运动。”孙纲说道。
“我听你这意思，是不想在中国搞什么‘计划生育’了？”马月象是想起来了什么，笑着对他说道。
“当然不了。那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如果长期实行的话，会引起人种的退化和一系列社会问题，我是不会那么做的，民间也不会允许这样的想法出现。”孙纲看着她说道，“人口增长的问题可以用加快城市化建设和工业发展，以及开辟新边疆土地的办法来解决，光一味的硬性减少人口，并不是什么好办法。”
后世因为“计划生育”所出现的麻烦，他本人是深有体会的。
“那你以后要总是这么闲的话，我可就惨了。”马月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不过，现在好象已经有很多人在帮我的‘忙’了。”
听了爱妻的“指责”，孙纲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前些天，梁桌如还建议我弄一个《新婚姻法》出来，要求以法律的形式在中国确定实行‘一夫一妻’制，我正在和老头子商量，要不要这么干，老头子说不是不可以，但恐怕阻力会很大，建议我小心行事。”
从后世来的孙纲当然知道，尽管后世的《婚姻法》里明确规定了一夫一妻制，但并没有能够给人们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带来保障，也没有能够阻止大量的“二奶村”和“N奶村”的出现。
后世连在香港工作的搬运工都知道在大陆包个川妹，这就不仅仅是法制建设的问题了。
“那你想怎么办？”马月笑容可掬地看着他，用一种孙纲听起来十分“危险”的口气问道。
“还是先从教育入手，一点一点的让人们改变这些个旧有的思想观念吧。”孙纲想起了自己身边的众多美女，不由得暗自惭愧，“教育部已经对原来的那个‘女子教学管理章程’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制定了统一的规范，下一步就要在全国各省推广建立女子学堂、学院和大学，先从受教育这方面让男女完全平等了再说，让中国的女子教育从此真正走向正轨。”
“为什么不象军校那样的男女混校学习呢？”马月听了他的话，点了点头，又提出来了一个新的“危险问题”，“现在咱们的海陆军里面女军官可是不少啊，别告诉我你是想……”她的眼睛又危险地眯缝了一下。
“军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军校优先接收的都是烈士遗孤和在战争中丧失了亲人的军人家属，”孙纲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惆怅，“这几次战争下来，牺牲的将士太多了，我不能对不起他们的亲人。”
“是啊，这样也好，”马月看孙纲的神情显得有些悲伤，她似乎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岔开了话题，“这样的话，那些男军官们的终身大事就可以不用愁了。”
“军队中的女军官有好多也是来自于民间，我一开始在陆军中设立狙击兵部队的时候，是想从民间猎人当中招募神枪手的，但没有想到很多女猎户也来了，这个头一开，就一直到了现在。”孙纲说道，“也算是歪打正着吧。”
孙纲当然没有想到，中国女子社会地位的提高，居然是最先通过中国军队里的女军人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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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四十）不当皇帝的疑问
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结束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向现代立宪政治转型。在从清末“戊戌变法”提出来的“君主立宪”理念以来，“君主立宪”被当时的一大批政治人物视为实现这一“政治转型”的最佳途径，而这个“君主立宪”的模式一开始也得到了满清朝廷一定程度的认可。然而这项在很多中国人看来非常重要的政治制度改革却因为康有为的急躁冒进而变得面目全非，最终淹没在了“己亥政变”的血泊中，康有为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赔上了自己一个弟弟的性命）。
在后来的华夏共和国成立之初，“君主立宪”的论调暂时平息了数年。随着“共和”初期中国国内政局的逐渐稳定，君主立宪学说一度销声匿迹，但随着华俄战争的胜利结束和中国政坛“元老政治”的结束，在1907年年初，中国舆论界又有了君宪学说的身影。因为当时的华夏共和国政务院执政李鸿章重病缠身，一切国家事务基本上均由唯一的政务院参政孙纲主持，在很多人看来，这位被外国人在非公开场合称为“副国王”的强权人物虽然没有皇帝的名号，但手中的权力却比昔年的清朝皇帝还要大。因此后人经过研究后认为，当时悄悄抬头的君宪学说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出现基础的。
不过，当时舆论界主张君宪学说最有影响的人物如杨度、古德诺之流，倒也并非完全为了迎合中国“副国王”的政治需要而提出来的君宪说，君宪论者们主要还是出于他们自己对中国政治问题的深刻理解。其实君宪说从来就没有在中国政界销声匿迹，而且在中外理论界、思想界依然有大量的“知音”。如身为政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