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应之穿越甲午-第1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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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他的话，海军众将也都禁不住悚然动容。
“赵先生说的是，”徐振鹏有些感慨地说道，“今日我大清有了此等飞机，那些牺牲于沙场的巾帼英灵，当含笑九泉了。”
“为什么每一项新发明总是最先应用在军事上，真是很奇怪。”丽妮说道，
“又来了，”孙纲看着眼前的法国美女，不由得一笑，对她说道，“我想我们不用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吧？”
“我忘了，在场的全都是军人，而军人，是离不开战争的。”丽妮莞尔一笑，说道，
孙纲问了一下眼前这架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的具体信息，这架飞机的动力系统是一个不足100斤的小型汽油发动机，是“军械司”的这帮牛人仿照法国汽车地发动机自己动手制造的，并采用了水平尾翼、垂直尾翼和操纵翼的设计。这些在当时应该算得上是极为先进的设计了，孙纲立刻给赵春泽安排让他继续完善这种飞机，并表示自己将全力支持他，以期能让这种飞机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作用。
目前的飞机应该只能用于侦察或者通讯运输什么的，但即使这样，也会对中国地军事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飞机引起地“小插曲”告一段落，从飞机“迫降处”回来。孙纲和大家又研究了一下关于英国海军前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英国人的第一站是威海卫。虽然知道叶祖圭已经做了布置，但大家还是有些担心，只有孙纲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英国人的反应其实在他的意料之中，他现在比较担心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
“旅顺和大连这里全然一片平和景象，和威海不同，”刘冠雄说道。“山东各地民教相仇愈演愈烈，颇有不可遏制之势，又恰逢黄河水灾，而眼下朝廷处置不当，列强又全都近在咫尺，若因此再给列强贻以口实，局面恐怕就难以收拾了。”
刘冠雄说地这个情况孙纲其实早就已经了解到了，这也是他一直担心的。
北洋军情处近期已经把山东发生的事报给了他。之所以他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和采取什么措施，是因为他总在海军里面混，对于这类的事情，他一时半会儿的想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北洋军情处的人只是按照平时惯例把各地的情报分别归类整理给他，但他却从中看到了好多其他地问题。
而这些问题，是无法用战争和蝴蝶效应来解决的。
这些个问题中最主要的。就是黄河在山东决口造成的大规模水灾。
如果黄河水灾也是一个“蝴蝶效应”的话，这个“蝴蝶效应”引起的其它一系列“副效应”，可是非常非常可怕地。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作为中国的第二大河，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之一的黄河，在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同时，产生的水患，也和中华文明的历史相贯穿，中华民族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同水患作着斗争。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水患斗争史”。
众所周知。因战乱和过度开垦等多种因素，原来水草丰美的黄河地区的生态几个世纪以来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结果导致后来黄河水在流经过程中挟带了大量地泥沙，特别在进入下游地平原地区后，更是迅速沉积，导致河床不断淤积抬高。为了防止洪水泛滥，人们只得筑堤防洪，日积月累，河道竟然高出两岸，成为世界闻名的“地上悬河”（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黄河时也曾经担心地说过：“黄河涨到天上去怎么办？”）。历史上，黄河一向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民间常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
每经过一段时间后，黄河往往会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其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可谓是独一无二。史有黄河“六大迁徙”之说，也就是黄河曾经有过六次大改道。到了清时，黄河改道向南，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大力治理黄河并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时不治海口，“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渐淤积，河底也日益渐高，水患也日趋严重。
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费巨资，这几乎成了国家的经常性支出项目之一，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黄河再次决口在山东、河南、安徽三省，次年乾隆南巡（这位皇帝下江南其实也不都是游山玩水），亲眼目睹灾区人民饱受水患之苦，即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治理，先后共耗费白银2500万两。道光至光绪年间，拨给河工的银子也经常达到五六百万两。尽管如此，黄河下游的决口自清中期以来却日渐频繁。在清初至第一次鸦片战争近二百年的时间里，黄河决口就达三百六十一次，从1841年到1843年，黄河连续三年发生大溃决，而在1851年又发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溃决。导致这4次黄河溃决的原因，除了发生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认为是黄河有史以来的最大洪水），其下游河道的淤积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黄河屡屡溃决改道，除了泥沙淤积经年累月，导致河道抬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下游地质构造运动导致其所谓“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的特点。黄河在流经河南境内时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长江那样可以顺流而下。这个问题，早在宋代就曾经引起过争论，清代后期让黄河改道北流的呼声也屡屡响起。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书孙嘉淦曾提出过黄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议。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其著作《筹河篇》中再次详细阐述了用人工的方式使黄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张。魏源在书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法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魏源在书里讲得很清楚，即使不人工改道，时间一久，黄河也将自然改道。
从1841年到1851年黄河出现的四次大范围的溃决来看，这已经是黄河即将改道的危险信号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黄河复归南行故道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清廷也就认了黄河改道北行的“命”，并顺着黄河新的流向，在原有的基础上陆续修建了黄河两岸大堤。由此，黄河在南行七百多年后，又重新复归北道。
黄河的改道，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在当时的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给当地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话，无论是江苏的老百姓还是山东的老百姓，当然都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如当时有的官员说的：“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这些省份的地方官为了保全本地民众，在治理黄河问题的朝议中不得不“以邻为壑”，由此，黄河改道北流，江苏、河南、安徽三省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便也是山东百姓流离失所之时！
从1855年黄河改道北流后，原本由河南、江苏、安徽和山东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水患，全都落在了山东一省之上，今年恰好又赶上黄河大规模决口，更加重了山东人民的灾难。
北洋军情处关于黄河水灾的报告是这么说的，“……大河以北、济阳以东所有灾区，皆上年六月下旬、七月初旬济阳桑家渡及东阿高王庄决口为之；大河以南、章丘以东所有灾区，皆六月下旬历城杨史道口决口为之。其水挟小清河而行，纵横泛滥……”
（二百四十二）由发大水想到的
“……各州县平地水深四五尺至丈余不等，广自十余里至七八十里不等，长自二十余里至七八十里不等。且水势甚猛，涸退又迟，即地势稍高之处，禾稼皆漂没一空，庐舍亦坍塌殆尽，其民有淹毙者，有疫毙者，有饿毙者，有陷入淤泥而毙者。其幸而未毙者，则自秋徂冬，绵历数月，大都先淘柳叶以杂糠核而食，继采麦苗屑棉子以杂糠核而食。且立春前后，田野犹多冰凌，春麦犹未能补种。即东风解冻，可以补种春麦，而麦种亦复难得，麦秋仍无可望。父老每一言及，辄为泪下。此等苦状，以齐东、高苑、博兴为多，齐东一县又与各县灾区四面毗连，其民尤为困敝……”
“……黄河漫溢，漂没田庐、人畜，流亡不可胜计……六月二十四日，黄河漫溢于东阿香山之南，茌平适当其冲……庐室财产漂没殆尽，人多巢居……”
这一句“人多巢居”，就能让孙纲感受到一种揪心的痛苦。
从后世穿越来的孙纲对大规模的水灾并不陌生，电视里经常有这方面的报导，自己有好多军队里的朋友都参加过抗洪抢险，他本人其实也有这方面的切身感受。
孙纲的家就在江边，有一次鸭绿江发大水，淹到了市区，水直没到二楼，在三楼住的他幸免于难，但被大水困在了屋子里足足有半个月。由于事先没有任何准备，险些没饿死，在邻居地帮助下才度过了难关。
天天只吃一袋方便面的滋味，他可是深有体会的。
可现在，在这个时代，看着这些触目惊心的报告，他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由于水灾造成了当地百姓生活极为可怕的赤贫化。人民流离失所，很多人沦为了乞丐和盗贼。使得山东地区成了中国北方的一个巨大地“火药桶”（别忘了梁山好汉都是从哪里来的），在加上山东是中国地儒教发祥地，西方教会势力的渗入和当地百姓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冲突，“地方官为保一己之位，袒教而抑民，以至民教相仇，势成水火”。地方政府官员对民众的控制能力正变得越来越弱，一旦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势必会使事态变得难以收拾。
当年元朝灭亡的导火线之一，不就是黄河决口引发的民变么？
史书所载的著名的义和团运动最早在山东出现，其实并不是偶然地。
一面是接二连三的难以抗拒的自然灾害，再加上官府和西方教会势力的双重欺压，处于绝望中的下层民众一旦铤而走险，所引发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面对这种问题。他这个作为地方官员的北洋船政大臣，能量有限，虽然知道了事态地严重性，却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出来。
他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密切注意着事态的发展，随时准备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避免暴民四起，国家动荡的局面出现。
面对黄河水灾给国家造成的如此困境和百姓面临地巨大灾难，朝中却听不到“维新派”们的任何关于这方面的声音，让孙纲着实觉得很是奇怪。
在和大家计议完毕后，孙纲给山东巡抚杨士骧发了电报，表示如有需要，他这边会尽力施以援手。他随后又让北洋军情处加强对青岛德军的监视，虽然青岛德军已经有很多被调到了日本，但主力仍在，孙纲现在非常担心山东一带的百姓和德军发生冲突。引起不必要的事端。所以在给杨士骧的电报里也提到了这件事，希望山东方面尽量和德军友好相处。以杨士骧的聪明，是不难明白他的意思的。
他现在偷偷地建立自己地陆军，还得仰仗着德国人来帮助训练呢。
说到德国，据他所知，现在的世界各国当中，以德国地陆军最为精锐。
德国陆军装备精良，纪律严明，勇悍善战，依靠着这样一支军队，加上坚毅的意志和组织的天才，德国人以普鲁士王国为基础，在欧洲大陆贫瘠荒凉缺少矿藏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强国。
说得明白一点，和其它的欧洲国家不同，德国是建立在军队上面的一个极权国家，而不是象中国的维新人士认为的那种什么“实君立宪”（和英国的“虚君立宪”有很大的区别）国家。
这个时候的德国其实是这样一个国家，它不是人民力量的产物，也不是一种思想（除非是征服思想）的产物，它所以能够维持，是靠统治者的绝对权力、一批忠实执行命令的思想偏狭的官僚以及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德国国家每年的总收入有三分之二（有时多达六分之五）是花费在军队上，军队在国王的统率下成了“国家”本身。
有人曾经说过，“普鲁士德国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国家机器用管理一个工厂那样的效率和残酷无情的方式统治所有的人民，国家机器成了至高无上的一切；人民不过是这部“大国家机器”中的小齿轮而已。
在这个“国家军队”里，不仅皇帝和操纵这部机器的各级官长这样要求个人，而且哲学家也这样教导个人：他们在生活中要起的作用是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