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外记-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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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葬罢太皇太后，天气已经很热了。皇帝本想秋凉再出关，哪知流火铄金的六月里，宁夏又传来敌骑犯境的警报。于是又要北征了。　

　　这次是自称“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镇国公朱寿巡边”，并派江彬为“威武副将军”扈从。吩咐司礼监关照内阁下敕令。　

　　于是四位宰相联名上奏，主要的是提出警告，宁王宸濠可能造反。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宸濠很可以说，既然只有镇国公朱寿，并无皇帝；他为了保全祖宗的天下，自然当仁不让。或者以“朝无正臣，内有奸邪为名”，举兵“清君侧”，请问皇帝左右与朝中大臣又何辞以解？　

　　皇帝当然不听。杨廷和是自己预备好的，不听就消极抵制，称病不上朝。皇帝无奈，只好临御左顺门，召次辅梁储，当面命令书写自己派自己“巡边”的制诰。　

　　“其他可以将顺。”梁储答说：“此制断断乎不敢写。”　

　　皇帝勃然大怒，拔出佩剑，指着梁储的嘴说：“你敢不写，不写我请你吃一剑。”　

　　梁储不屈服，将一顶乌纱帽取下来，放在地上，磕头说道：“臣违命有罪，请陛下赐死！”　

　　皇帝还不至于不通人性到乱砍乱杀的地步，只问：“你为什么不写？”　

　　梁储想了一个驳不倒的理由，说是：“草制则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　

　　这意思是说，“威武大将军”也好，“镇国公”也好，都是臣子。明明是皇帝，用臣子的称号，即是贬辱，而诰勍由内阁草拟，便是宰相否定了皇帝。这种无父无君的做法。认真追究，便是大逆不道，罪当族诛。——事实上是很可能认真追究，只不知何年何月？与其到了那时候，悔之莫及，不如此刻拼死力争。　

　　皇帝想了又想，料知梁储决不会遵旨；而抗旨的动机，出于忠君爱国，当然不能治他的罪。这一点好歹之分，皇帝是知道的，只好将剑一丢，负气地说：“你不草制，莫非我就做不成威武大将军？”皇帝要“窃号自娱”，内阁无可奈何。但副将军的名号，必须出于制敕；大将军可以保荐他的副手，却不能任命，所以江彬那个“威武副将军”却是落空了。　

　　过不了几天，皇帝又下一道手谕，命礼部尚书李逊学，召集廷议，商量“建储居守”——从来皇帝亲征或者巡幸，必命太子在京城留守，称为“监国”；如果没有太子或太子太小，无法掌理国事，则派皇弟监国，亦可通融，如英宗当年北征，即派成阝王留守，以后土木之变，成阝王奉懿旨接位为帝，使得也先不能视蒙尘的英宗为可居的奇货。如今皇帝效英宗的故事，便有人以为应照英宗的成例，由储君留居京中监国。　

　　可是储君在哪里？皇帝既无子嗣，亦无同胞兄弟，那就只有先建储，后谈居守。朱宁和江彬为了将来的富贵，都在亲藩中各有属意的人，朱宁是早就受了宁王宸濠的嘱托，在廷议中已安排了人提议，以宁王世子迎入宫中，为储贰之备。　

　　但是梁储根本反对建储，所以不等提出人选，便厉声说道：“皇上春秋鼎盛，此时谈什么建储？”　

　　“是有备无患之意。”司礼监马永成说。　

　　“什么叫有备无患？没有预备还好，有了预备，反有莫大的后患。到了那时候，我辈死无葬身之地。”　

　　“老先生，你太过分了！”　

　　“一点都不过分。诸公，请细想，乘舆在外，如果遇警，扈从的人，当然竭力保驾，倘或有了储君，便有人会生私心，欲成拥立之功，便有不测之心。”　

　　这一下，大家都领悟了！　

　　细想一想，其中的道理也很容易明白。如果储位未定，朱宁与江彬等人，在目前当然都效忠皇帝，而且会尽力争宠，希望皇帝会听从自己的建议；倘或乘舆遇险，定必尽力保驾；因为这一下建了大功，皇帝会心感救命之德，而特加思宠，并且这份恩宠，一定历久不衰。　

　　但如储位已定，皇帝便处在一种随时可为他人取而代之的险境之中，这一次北征，倘或有“土木之变”的情况出现，则朱宁或江彬，至少会有一个人袖手旁观，甚至落阱下石；因为皇帝遇险，自己所建议而立的储君，便可即位为帝。　

　　不但如此！为了早成拥立之功，皇帝也许不知在什么时候会不明不白地死去——被弑。这种情形，历史并非没有先例。总之有备不一定无患，无备则必有后患、大患。其中微妙的道理，说破了，或提醒了，是没有人不同意的。　

　　“诚然！”兵部尚书王琼首先附议：“以不议建储为宜。”　

　　“我亦云然！”吏部侍郎王鸿儒说得更透彻，“圣性好武，为臣子者唯当力谏。如果储位已建，皇上反无后顾之忧；九边塞外，亲冒锋镐，险不可言。照此说来，议建储便有赞劝乘舆轻出之失。是大不可！”　

　　这一来，连传达圣旨的马永成亦噤若寒蝉了！建储之议，就此打消；朱宁与江彬，无不失望，但亦无可如何。　

　　不过江彬总算还有收获。假冒阳和礼敌之功，得封伯爵，称号叫做“平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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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底，由平卤伯江彬扈从，皇帝悄悄出了东安门，转道往北，事先毫无任何表示，不过有些消息灵通的官员，还是天不亮就赶到东安门恭送。皇帝拿马鞭亲自点了一下，一共五十二个人，传旨各赐宫女一人。　

　　转马向北，出德胜门，直奔居庸关，这一次皇帝乖觉了，不再在昌平逗留，免得为梁储等人赶来噜嗦；当然，也仍旧要关照谷大用守关，不许放走任何京官。　

　　到了宣化，随即转往大同。大同巡抚名叫胡瓒，谒见皇帝，第一句话便说：“沙漠之地，不可久留。请皇上立刻回驾。”　

　　从来没有人用这种语气，向皇帝说过话，所以皇帝反倒笑了，不由得反问一句：“我不回去呢？”　

　　“臣死在陛下面前。”　

　　皇帝大出意外，也有些不信，便即问道：“莫非你身上藏着刀？”　

　　“身挟凶器见驾，法所不许。臣决不敢！”　

　　“那么，你怎么死法呢？”　

　　“古人怀忠力谏，触柱而死。”胡瓒答说：“君子爱君不爱其身，死法多得很。”说着，从袖子里取出一个纸包，抖开其中的药末便往嘴里吞。　

　　皇帝大惊，急忙下了御座，亲自去夺纸包，药末红色，是有名的剧毒“鹤顶红”，沾在皇帝手上，亦有危险。左右太监便用金盆打了水来，将皇帝的手按在盆中，洗了半天。　

　　朱宁对胡瓒大为不满，“你这位都老爷，怎么搞的？”他沉着脸责备，“皇帝亲自巡边，是为生民社稷，你怎么弄这一套死谏的把戏？好像皇上有什么缺失似的。真是岂有此理！”　

　　“巡边是本兵之事，万乘之尊，岂可轻蹈险地？”　

　　所谓“本兵”是兵部尚书的专称，皇帝就连自称“镇国公巡边”，亦是侵夺了兵部尚书的职权，名不正则言不顺，朱宁有些说不下去了。　

　　“好了！好了！”皇帝走来挥挥手向胡瓒说道：“你先下去，我马上有后命。”　

　　“是！”胡瓒答说：“臣心已明，臣志已决。伏愿皇上纳臣愚谏。”说罢，磕头辞出。　

　　“这个人很绝！别惹他了。”皇帝说道：“我想看看山海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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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偏头关渡河到了榆林，皇帝突然有了看章奏的兴致。平日章奏送至“行在”，都由江彬处理，他倒并无谋反之心，无非想固宠弄权，所以那些章奏只是积压着不理，并不像刘瑾那样，借此机会，矫诏自便，密密布置羽翼，因此，皇帝要看章奏，取来就是。　

　　虽说取来就是，但亦经过选择，第一、积压得太久的奏疏，不便拿给皇帝看，第二、大多是江西巡抚孙楼的奏章，而内容却多牵涉到宁王宸濠。这是有算计的，江彬深知朱宁通过教坊司臧贤的关系，与宸濠勾结甚密，特意揭他一揭，也是种打击的手段。　

　　可是，皇帝却并不能了解孙隧的奏疏，意在言外，因为有朱宁替宸濠说好话，掩饰了宸濠的反迹。有一道奏疏说：在鄱阳湖拿获了一个大盗，下在狱中，竟被劫走。事后传闻，大盗匿藏在王府中，不便搜捕追究，唯有自请处分。　

　　这是很明白的一件事，王府仗势匿藏了盗犯，地方官既不能入府搜索，又不便上奏指明，只好出此“自请处分”之一计，希望皇帝看出其中别有隐情，降旨彻查。可是皇帝并不怀疑宸濠有何不法的举动，既是“诈称”，就算诈称，自请处分一节，照例发交内阁奏议，暂时不愿作任何处置。　

　　第二道奏疏，亦是孙隧所上，乃是根据南昌的秀才公禀，保举宁王宸濠“孝行可风”。原来宸濠的父亲，亦很不安分，被革去爵位，改由他的儿子宸濠承袭。闲居多年，一命呜呼；宸濠大办丧事，做足了一副孝子的姿态，借以沽名钓誉；事后又收买了一批无德文人，联名具禀，说宁王宸濠如何纯孝，请官府具奏保举。亲藩的孝行，要由百姓出头来说明，并作保举，这就像皇帝自称镇国公一样，是个笑话；但孙隧觉得这样做法，有安抚宸濠的作用，至少可以让他的造反的心，不是那么急切。所以，虽是笑话，仍旧一本正经地具奏上闻。　

　　不想，皇帝却看出了其中的不通之处，便向左右问道：“百官如果贤能，‘孝行可见’，应该升他的官；宁王贤，说要‘保举’，我不懂他们保举什么？保举他做皇帝吗？”　

　　陪侍在御前的，正是当年与杨一清定计诛刘瑾的张永，他亦久知朱宁与宸濠有勾结，颇以为忧，只是深知皇帝的性情，怕话说不进去，让朱宁知道了，反而坏事。如今看样子是有些觉悟了，但还不能让他拿出大魄力来；而且剪除宸濠，不比搜捕刘瑾那样容易，时机未到，布置未周，不可轻举妄动，所以只说了句：“宁王最近行事，颇有乖张之处；请万岁爷识于心，静以观变。”　

　　“在这里怎么观得出变？”皇帝突然心动，“不如我亲自到江南去走一趟。”　

　　于是即刻传旨，启驾回京——到京是正德十四年二月，每天在豹房与江彬及朱宁计议，江南有哪些地方可玩，应该怎么走法，要准备些什么？商量停当，在三月里下了一道手谕给内阁，道是：“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南巡，将登岱山宗，历徐扬，至南京，临苏浙，浮江汉，祠武当，通观中原。着即下敕！”　

　　这大致是当年秦始皇东巡所走的路线；而“遍观中原”四字中，还包括许多地方。这一下且不说天下骚动，百姓遭殃；更怕宸濠中途设下埋伏，劫持皇帝，下诏让位；甚至索性篡弑，如当年燕王起兵，力夺天下。　

　　于是满朝交谏，劝阻皇帝南巡。有个状元叫舒芬，措词最率直，理由也最充分，他说，皇帝以镇国公的名号出巡，如果到了亲藩的封地，公爵的身分比王爵低一等，请问皇帝：是不是要以镇国公的身分朝拜亲王？或者，亲王竟以待公爵的礼节待皇帝，又将如何？　

　　这话问得皇帝无言可答，但亦不愿接受。有些人说得过火了些，越发惹得他大动肝火。于是江彬乘机煽动，皇帝恼羞成怒，处置失却常度，将谏劝群臣，下狱的下狱，罚跪的罚跪，廷杖的廷杖，受处分的官员，计有一百余人之多。气候也怪，三月里的艳阳天气，忽然连朝阴霾不开，水位大涨，漫过御河桥面。天怒人恨，一片凄惨，把皇帝南游的兴致，打掉了大半截。　

　　就在这时候，宸濠造反的形迹，益加明显，皇帝决定先派人革他的护卫，并对宸濠提出警告，这是出于张永，以及另外两名姓张的太监，张忠、张锐的建议。三张都跟朱宁不和，已在暗中将宸濠与朱宁勾结的情形，和盘托出；而朱宁不知道，还在皇帝面前替宸濠说好话。照平时的情形，皇帝对他的话，不管听与不听，总有所表示，而这一次竟是板着脸不作声。　

　　朱宁知道坏了，计无所出，又想到了马大隆，悄然相访，闭门密谈，坦率求教。　

　　“唉！”马大隆叹口气，“干殿下，我早奉劝，急流勇退。谁知道你还惹了这样的祸！只怕难了。”　

　　朱宁大为惶恐，“马先生，马先生，我知道错了。”他说，“你无论如何想个法子，救我一救。”　

　　于是马大隆又细问经过。了解愈深，愈觉棘手，想了好半天说：“只一个法子，不妨试一试。干殿下即刻进城告密，请发兵搜捕臧贤；或许可以将功赎罪，略表心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