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书-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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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了。我决计至迟于本学期末（阳底〔历〕正月底）离开这里，到中山大学去。
中大的薪水是二百八十元，可以不搭库券。据朱骝仙对伏园说，另觅兼差，照我现在的收入数也可以想法的，但我却并不计较这一层，实收百余元，大概也已够用，只要不在不死不活的空气里就够了。我想我还不至于完在这样的空气里，到中大后大概也不难择一不很繁杂吃力，而较有益于学校或社会的事。至于厦大，其实是不必请我的，因为我虽颓唐，而他们还比我颓唐得多。
玉堂今天辞职了，因为减缩豫〔预〕算的事。但只辞国学院秘书，未辞文科主任。我已乘间令伏园（转）达我的意见，劝他不必烂在这里，他无回话。我还要亲自对他说一回。但我有〔看〕他的辞职是不会准的，不过有此一事，则我有辞可借，比较容易脱身。
从昨天起，我的心又平静了。一是因为决定赴粤，二是因为决定对长虹们给一打击。你的话并不错的；但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以平常待我，而在他日日吮血，一觉到我不肯给他们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这回长虹笑我对章士钊的失败道“于是遂戴其纸糊的‘思想界的权威者’之假冠，而入于身心交病之状态矣”。但他八月间在《新女性》登广告，却云“与思想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自己加我“假冠”，又因别人所加之“假冠”而骂我，真是不像人样。我之所以苦恼，是因我平生言动，即使青年来杀我，我总不愿意还手，而况是常常见面的人。因为太可恶，昨天竟决定了，虽是什么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于是作一启事，将他利用我的名字，而对于别人用我名字的事，则加笑骂等情状，揭露出来，比他的长文要刻毒些。且毫不客气，刀锋正对着他们的所谓“狂飙社”，即送登《语丝》，《莽原》，《新女性》，《北新》四种刊物。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所以心里也舒服了。
其实我大约也终于不见得因为小障碍而不走路，不过因为神经不好，所以容易说愤话。小障碍能绊倒我，我不至于要离开厦门了。但我也极愿意知道还在开垦的路，可惜现在不能知道，非不愿，势不可也。本校附近是不能暂时停留的，市上，则离校有五六里，客栈坏极，有一窗门之屋，便称洋房，中间只有一床一桌一凳，别的什么也没有，倘有人访我，不但安身，连讲话的便利也没有。好在我还不至于怎样天鹅绒，所以无须有“劳民伤财”之举，学期结末〔束〕也快到了。况且我的心也并不“空虚”，有充实我的心者在。
你说我受学生的欢迎，足以自慰吗？我对于他们不大敢有希望，我觉得特出者很少，或者竟没有。但我做事是还要做的，希望是在未见面的人们，或者如你所说：“不要认真”。所以我的态度其实毫不倒退，一面发牢骚，一面编好《华盖续编》，做完《旧事重提》，编好《争自由的波浪》（董秋芳译小说），《卷葹》，都寄出去了。至于有一个人，我自然足以自慰的，且因此增加我许多勇气，但我有时总还虑他为我而牺牲。并且也不能“推及一二以至无穷”，有这样多的么？我倒不要这样多，有一个就好了。
说起《卷葹》，又想到一件事了。这是淦女士做的，共四篇，皆在《创造》上发表过。这回送来印入《乌合丛书》，是因为创造社印成丛书，自行发卖，所以这边也出版，借我来抵制他们的，凡未在那边发表过者，一篇也不在内。我明知这也是被人利用，但给她编定了。你看，这种皮〔脾〕气，怎么好呢？
我过了明天礼拜，便要静下来，编编讲义，大约至汉末止，作一结束。余闲便玩玩。待明年换了空气，再好好做事。今天来客太多，无工夫可写信，写了这两张，已经夜十二点半了，心也不静。
和这信同时，我还想寄一束杂志，计《新女性》十一月号，《北新》十•；二，《语丝》一百三四。又九、七、八两本，（原信如此）则因为上回所寄是切边的，所以补寄毛边者两本，但你大概是不管这些的，不过我的皮〔脾〕气如此，所以仍寄。
迅。十一月廿日。
第三章1926年11月22日书信
（九十一）
mydearteacher：
现时是星期日（廿一）的下午二时，我是从家里回到学校，我这两天是在等信，至迟明天或者能达希望，我这信是打算写好等明天收到信再寄。
至十一月十六止连收你发牢骚的信，但十六以后至今（廿一）未见有信来，是没有牢骚呢？还是忍着不发！
我十七寄你信及图章背心，此时或者将到了。但这天我校又发生事情，就是学校自暑假后扩充，是教厅答应挽留校长以后的办法，但及今将四月仍未实行，日前各教员辞职他去的有六，七，八人，每人几时或十几时功课，算起来真未少数，自然辞职还有别种原因，当以此为最要，如此校长屡次向教厅申诉而未批允，即难继续维持，更兼反动学生，因开除二人后，总百端设法罢课等事，与其由她们罢，何如由我们自己停，于是校长打消候至本月卅再去之议，而即于十七早决然离校，交下信一封，叫教务，总务，训育三人代拆代行，一面呈文向教厅辞职，这事迫得我们三人没有办法，如何负责呢？学校正在多事之秋，于是三人面向教厅辞责〔职〕，教厅答应探访校长并加经费，到十九日教厅来公函，说慰留校长，经费由省政务会议通过交财厅照新预算支给，但财厅是宋子文管，他向不重视教育，而且现时又不在粤，则所谓答应，不过口惠而已，即便领到新预算之款，而八，九，十，十一月还是以旧款支新算，亏空甚多，八月以前，则还欠十一个月，绝未有办法，则以后新预算仍须弥补以前欠薪，每月仍为不敷，仍非改革之法。校长认为不满意仍未回校，而交付之三人，则我们实在无从负责，无款则总务无从支付，教务无法聘人，无课上，学生多生事端，而训育亦难维持秩序，所以昨日（20）由我们三人又去函教厅把学校现状申述一气，并请其速觅校长或在校长未来以前，觅人暂代，俾免担负重责，但教厅一种官场状态，未必一两日间有办法也。
现时我最感无味的，就是校长未去，还可向校长辞职，此时校长去了，无处可辞，而学校此时又不能立刻摆脱舍而之他，坐看学生状况实在无味也。
你是否答应来中大，报章所述确否？好多人劝我离开女师，也在广州做事，不要远去，如广州有较好的事，自然也可留住，顾孟余，徐谦虽是中大委员，听说他们荐的人都不用，戴是蒋的拜把弟兄，蒋是淅〔浙〕人，故淅〔浙〕人多见用，朱为淅（浙）人，故朱甚有权云。
昨接遇安信，说未有功夫来，问我旧校门牌，街名，俟后再来，我知他敷衍，打算不理他。此信原件缺信尾。
（九十二）
mydearteacher：
现在是廿二（星一）晚十时，我刚从外面会议完回来，我自前星三校长辞职，学校发生变动，至今未上课，总不是在校内开会，即是到外面去，所以也甚有趣，只是努力工作，但没有在北京时的气愤，因背后的政府是助我们的，也没有北京那么紧张，因为事情还不至那时的状况。
今日（廿二）早十时到教厅，欲见厅长说明学校情状，不遇，下午一时到教育行政委员会，亦不遇，说下午四时在厅相见，届时往，见了，商量结果是，学校经费，对欠薪一层，教厅答应在星四（廿五）提出省务会议解决，校长仍挽留，在校长未回前，则由三部负责维持，明日（廿三）当有公文到，如此我们又须维持至阳十二月初，看发款时财厅是否照案办理，或维持至本星四，看省务会议能否通过欠薪案，再算，这是学校表面的事。
至于学生，学生会为反动派把持，开除了革新分子四人会籍，又将会员四十余人停职一年，现时反对学生会的，——即革命的——组织一革新学生会同盟会，但该旧学生会则否认其成立，两方各行其事是云。
侄们帮助，你是赞成，我也愿意，但也不过那么一回事，其实我绝没有希望其将来如何之心，一则太小，稍大的如妹子，也是阿斗，不中抬举的，我一人有多大力气，现时不过姑且做做（而）已。
少爷们不少吸血的，所以我在北京时，常常为此着急，进言，你非不晓得；可是总愿意，宁人负我，毋我负人，故终于吃亏是明知故犯，现在不愿再犯，也省些烦恼。
你到广州认为不合的几点，依我意（一）你担任文科教授，非政治科，能究〔够〕把学生活泼而新其头脑，即是成功。治校一层，恐不必十分着重。（二）政府迁移，尚未实现，“外江佬”入籍，当然不成问题。（三）那一个人，未必要去广州，如果有熟人在那里，那人在广是甚易设法，因现时还未定行止，大有商妥后行之情况，而且那个人的知交，也是广州多，则以留粤成分为易。
你信末有三条路，叫我给“一条光”，我自己还是瞎马乱碰，何从有光，而且我又未脱开环境，做局外旁观，我还是世人，难免于顾虑自己，难于措辞，但也没法了，到这时候，如果我替你想，或者我是和你疏远的人，发一套批评，我将要说：“你的苦了一生，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听说有志气的人是不要遗产的，所以粤谚有云——好子不受爷田地——而你这分〔份〕遗产在法（宗法）又有监视你必要之势，而你自身是反对遗产制的，不过觉得这份遗产如果抛弃了，就没人打理，所以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遗产，然而一旦赤化起来，农奴觉悟了，要争回自己的权利，但遗产也没法抛弃，所以吃苦，更有一层，你将遗产抛弃了，也须设法妥善安置，而失产后另谋生活，也须苦苦做工，又怕这项生活遭人排击〔挤〕，所以更无办法，而在我想——或者我是和你极生疏的——你第一法就是现在厦大已经觉行不通了，‘积几文钱，将来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这苦苦句，即预防遭人排击〔挤〕，第二法，是在北京以前做的傻事，现在当然不题〔提〕，第三法，就是将来可否行的疑问，‘为生存起见，便不问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这层你也知到〔道〕危险，于生活无把握。总之，第二是不问生活，专意戕害自身，不必说了，第一三俱想生活，但一是先谋后享，第三是一面谋，一面享，第一知其苦，第三知其险，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的权力，我们没有必受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权力，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苦因了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或牵连至多数人，我们打破两面委曲忍苦的态度，如果对于那一个人的生活能维持，对于自己的生活比较站得稳不受别人借口攻击，对于另一方，新的局面，两方都不因此牵及生活，累及永久立足点，则等于面面都不因此难题而失了生活，对于遗产抛弃，在旧人或批评不对，但在新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任何无理批评，即批评也比较易立足，则生活不受困，人人可出来谋生，不须‘将来什么都不做’，简直可以现时大家做，大家享受，省得先积钱，后苦苦过活，且无把握，但这样对遗产自不免抛荒，而事实上，遗产有相当待遇即无问题，因一点遗产而牵动到管理人行动不得自由，这是在新的状况下所不许，这是就正当解决讲，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不能吃苦的。
至于做新的生活的那一个人，照新的办法行了，在党一方不生问题——即不受党责——在生活一方即能继续，不必因此‘将来什么都不做’，而且那么办立时什么都可以做，不必候至民国十七年。但这办法对于家庭——母亲——将有什么影响？应不应该硬做或有什么更妙方法做去，这都待斟酌。”
总之，一切云云，俱是经济所迫，不惜曲为经济而设法，其实就真的人生，又何必多些枝节，这真叫人慨叹的。还有，上面所说，也是为预防攻击而先找地步解说，如果不因攻击防〔妨〕及生活，即可不顾一切，没有问题了。
我的话是那么直率，说了有什么煽动的嫌疑？因你向我问，只好照此说去，还愿你从长讨论才好。（前信说，有些话要面商的，即如上云云，因其时感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