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作品集-第1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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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涸礁稍交叮恢鸾ナ柙读舜丛焐纾皇柙读宋难Т醋鳎欢阎饕τ糜谡位疃�1926年6月；他参加了国民党北伐军；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获得上校军衔。7月；他出发去搞宣传；离开了广州；让王独清代理广东大学的文科学长。8月；郭沫若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长；晋升为少将。（53）短短的几个月里；他从一个穷困的诗人变成一个大权在握的将军；从一个独立的作家变成一个国民党的宣传官员。郁达夫不愿讲的太深；对两位汕头青年说：“你们年轻；凡事乐观。这是幸福的。我虽则年纪大不了多少；但又老态了；有些悲观。”（54）
郁达夫真心地希望革命；所以他那么关心工农运动。他希望的是真正的革命；所以他看到广东的现实之后感到那么悲观。告别了汕头的青年；郁达夫回到船上；精神不振；又窝在餐厅里；一瓶接一瓶地喝啤酒；直到轮船到达广州。（55）
五、终于不能合作
在郁达夫离开广州的四个多月里；广东大学发生了好些变化。
中山舰事件之后；1926年5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整理党务案》；不准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于是；他取代共产党员谭平山；当上了组织部长。6月初；蒋介石任命他的老朋友戴季陶为广东大学校长。戴季陶是国民党里最有名的右派理论家。蒋介石的用意显然是把广东大学从左派手里夺回来；制止激进势力在学校的发展；稳定北伐的后方基地。戴季陶在汪精卫掌权时期很受打击；就在这年1月还因为他的右倾著作遭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点名批评；这时躲在浙江。他看到左派在广东还有挺大的势力；蒋介石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不敢贸然上任。（56）右派保守；干事没有左派那么冲。
戴季陶推说身体不好；留在浙江。根据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广东大学在1926年7月底结束；以后改为中山大学。这样；署理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到7月底就不能再干了。本来学校改个名；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现在回头看历史；明摆着的事实是：从甘乃光“查办”开始；广东大学改称中山大学的反复折腾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一场闹剧。褚民谊下台；戴季陶不肯上台；学校没有头儿；但政府里掌权的右派还是要戴季陶干。8月中旬；当局宣布；中山大学校长仍然由戴季陶担任；戴季陶上任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经亨颐代理。经是廖仲恺的亲家；比较左倾。让他代理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定。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有很大的影响；当时右派都说“鲍罗廷把持政治委员会”。让经亨颐代理应该是左派努力的结果。（57）
经过四个多月的幕后活动；戴季陶在10月17日正式就职。他作出一副很革命的样子；废除了校长制；模仿苏联；实行委员制。他自己当中山大学委员会的委员长；让顾孟余当副委员长；徐谦、丁惟汾和朱家骅为委员；挤走了经亨颐。（58）
郁达夫在他们隆重的就职仪式举行后三天回到学校；马上就挨了一闷棍。中山大学实行委员制只是表面工夫。戴季陶要么不干；要干就来狠的；真正把学校控制在自己手里。在就职仪式上；他宣布了一个国民政府的命令：本学期停课；所有学生一律重新考试；通过后；再填志愿书；才能留在学校；全部教职员一律停职；经过审查后重新聘用。这是戴季陶本人的主张；他接受记者采访也承认这一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清除掉激进的左派教职员和学生。但国民政府的命令用的全是最革命的词句；让谁也不敢反抗：“中山大学为中央最高学府；亟应实施纯粹之党化教育；养成革命之前驱；以树建设之基础。从前广东大学因循旧习；毫无成绩；人员既多失职；学生程度亦复不齐。政府决意振兴；……全体学生；应一律复试；分别去取；所有教职员亦一律停职另任；……以期名实相孚；成为纯粹党化之大学；用副党国之望。并应由教育行政委员会通令各校教职员学生一律严守纪律；不得（有）干涉改造之言动。此令。”（59）
左派喊党化教育；右派也喊党化教育。到底谁是“党”？当时国民党不是一个民主的组织；所以谁掌了权；谁就是党；谁就可以用党的名义狠狠地打击自己的对手。一年之前；左派“查办”广东大学；用“党化”作武器。教师学生还能用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作为理由来反抗。经过左派一年的鼓噪；这回右派用“党化”来收拾左派；却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讲一个不字了。这件事情值得玩味。本来中山大学各个学科从9月下旬起已经陆续开学；戴季陶一声令下；又全部停了下来。学生没课可上；乱哄哄的。教职员没有工作；没有薪金；以后饭碗难保。郁达夫本来就讨厌国民党的政客和广东大学；刚回到学校又碰到这么一件事；气得捶胸顿足。他在日记里愤怒地抱怨：“仓皇赶到广州；学校里又起了风潮；我的几文薄俸；又被那些政客们抢去了。”（60）
学校里打斗闹事；出头露面的主要是学生；但出谋划策的却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所以审查和重新聘用教职员卡得特别严。中山大学原来有教师和职工400多人；入选的才70多人。郁达夫名声很大；态度消极；没有闹过事；所以保住了饭碗。但学校里掌握实权的右派不会再重用像他这样的左倾作家。10月底；中山大学公布第一批重新聘用人员名单；郁达夫丢了英文系主任职务；从文科教授变成法科教授。当时经济学归在法科。郁达夫留学日本是学经济的；但多年来他的兴趣完全在于文学创作和研究；而且特讨厌离不开数字的经济学。几年前北京大学让他教经济；而不是教文学；他就一肚子气。这次中山大学来这一手；他当然不高兴。不过他对这个学校早就不抱希望了；所以没有立即发作。
11月2日；郁达夫从文科教师宿舍搬到法科教师宿舍。一颗火星引爆了他胸膛里的满腔怨气。下面是他11月3日的日记：
在文科学院闷住了十余天；昨日始搬来天官里法科学院居住；把上半年寄存在学校里的书箱打开来一看；天呀天呀；你何以播弄得我如此厉害；竟把我这贫文士的最宝贵的财产；糟蹋尽了。啊啊！儿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抢了；最后连我顶爱的这几箱书都不能保存；我真不晓得这世上真的有没有天帝的；我真不知道做人的余味；还存在哪里？我想哭；我想咒诅；我想杀人。
今天是礼拜三；到广州是前礼拜的星期五；脚踏广州地后；又是十二三天了；我这一回真悔来此；真悔来这一个百越文身的蛮地。（61）
11月9日；本科生开始甄别考试；一共三科；连考两天。第一天考国文；“注重于政治的认识”。试题用吓人的革命腔调逼迫学生服从当权者。例如：“你进了中国国民党么？如果进了；为什么进的？如果没进；为什么不进？”“什么叫‘民主的集权制’；在本党组织上；‘民主的集权制’的基础何在？”“党员应该服从什么？”第二天考英文和数学。11月13日；预科甄别考试；郁达夫又奉命去监考。（62）
监考完就是评卷。对这些把戏；郁达夫烦透了；要么狠狠地诅咒；要么干脆躺倒不干。他在11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早晨又头痛不可耐；勉强去学校看试卷；到午后二时才回来。一种孤冷的情怀；笼罩着我；很想脱离这个污浊吐不出气来的广州。”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仪式之后；郁达夫的心情更加糟糕。11月15日的日记说：“午前本来要去看试卷的；但一则因为天雨；二则因为头痛人倦；所以不去。在雨天之下；在长街上走了一转；身上的棉衣；尽被雨淋湿了。在学校宿舍里；遇见（郑）伯奇；他告诉我说：‘白薇来广州了’；他的意思；是教我和她接近接近；可以发生一点新的情趣；但是我又哪里有这一种闲情呢？”这年夏天；郑伯奇和另一位创造社成员穆木天从日本回国；都到了中山大学工作。郁达夫搬到法科教师宿舍；郑伯奇和他是一板之隔的邻居。为了让郁达夫振作一点；郑伯奇怂恿他接近青年女作家白薇；谁知道郁达夫心如死灰。（63）
头疼又疲倦；不去工作；却冒雨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把棉衣淋得湿透：郁达夫心里充满厌恶、烦闷和失望。两个月之后；在军阀统治下的上海；郁达夫以烈火一样的热情追求王映霞；而在红旗招展的广州；他却没有半点浪漫的情趣。他哀叹说：“老了；太老了；我的心里；竟比中国六十岁的老人；还要干枯落寞。”（64）其实；这时他还差几天才到三十岁。
创造社的朋友还是拉他和白薇见面。一天；郁达夫有事找成仿吾。成把他带去一家饭店；王独清和白薇也到了那里。白薇刚从日本回来；经过香港时被扒手偷走了手提包；连路费都没有了；只好把全部行李押给旅馆；换了三十块钱。她一到广州；就直奔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求援。郁达夫一向热情、平易近人。对于遭遇不幸的白薇更是关怀。白薇回忆说：郁达夫“早年已经是成名的文学家；而我当时还初出茅庐；我心中自认为是晚辈；对他尊之如叔叔一般。”“郁达夫像个老朋友；一点架子也没有；也没有陌生的感觉；可是很有礼貌；他关心我的前途去向；……鼓励我坚定地走文学的道路；而且要打开眼界；看到国家民族；使我深受感动。”（65）
饭后；郁达夫、王独清和成仿吾陪白薇到公园；在黄昏的细雨里散步；然后到大新公司的天台去看戏；一直到半夜。以后几天；郁达夫请白薇吃饭；带她游览广州的风景区；在明朗的月光里划船。应当是创造社的朋友有意撮合他们两个；所以一方面郑伯奇等把郁达夫推向白薇；另一方面有人偷偷告诉白薇；说郁达夫有意追求她；弄的白薇很紧张。但郁达夫只有真诚的陪伴和鼓励；没有其它任何举动。郁达夫等人的帮助；使白薇从受打击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几十年后她的回忆文章第一句是“郁达夫先生是个好人啊！”最后两句是“郁达夫先生是个好人啊！是个好人……”（66）
白薇绝对没想到；郁达夫是按捺着满腔的烦恼；用尽全力帮助她。郁达夫有这样一则日记：“晚上月亮很大；和（穆）木天、白薇去游河；又在陆园饮茶；胸中不快；真闷死人了。”学校的任务是教学生；当教师就应该上课。但中山大学分明已经上课了；却硬要停下来搞什么甄别审查；讲的最轻也是无聊。但这些把戏又打着革命的大旗；成为人人都不敢批评的绝对正确。郁达夫对这样的学校生活深恶痛绝。他的日记描写了一天清晨他从外面回到学校的感觉：“在那里又只有一日‘无聊’很正确的；很悠徐的；狞笑着在等我。啊啊；这无意义的残生；的确是压榨得我太重了。”（67）
这次甄别解雇了300多个教职员；其中有些是郁达夫的朋友和熟人。郁达夫和他们聊天；请他们上茶馆；自认为都是“不得意的闲人”。郁达夫深受学生的尊重；又绝对不摆架子；所以跟他来往的学生特别多。他们时常一起出去活动；或者在郁达夫的房间里谈话；一直谈到半夜。中山大学的2000多学生在甄别里被开除了200多人。这次“不流血的清党”大大增加了郁达夫胸中的怨气。（68）
现在看来；党化教育必然破坏学术自由。郁达夫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看到当时社会的严重问题；他认为学校应当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应当实行正确的党化教育。如果党的领袖样样精通；而且永远正确；学者们都不必动脑；不必研究；只要按领袖的指示去训练学生；就不管大事还是小事都一定成功；那么；党化教育当然美妙。但天底下有没有这样的好事？郁达夫亲眼看到；当时广东的党化教育；是少数专制主义分子打着革命旗号钳制学校师生的丑恶伎俩。他在《广州事情》里写道：“这一个党化却不是正大光明的大多数人的党化；仍旧是几个有势力的人在后台牵线作法的党化。”（69）“仍旧”两个字说明；在郁达夫眼里；国民党的党化；跟推翻帝制以前政府把教育当作统治百姓的政治工具；实际上是一个德性。
中山大学的五个领导；即中山大学委员会的五个委员；多数是兼职的政府高官；没有多少时间管学校的事。中山大学的实际决策者是戴季陶；而真正蹲在学校里掌握实权的是朱家骅。他们两人是浙江吴兴的同乡；早在辛亥年间就经常来往。朱家骅从德国回来后；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5年；在左倾的冯玉祥军队控制了北京的情况下；朱家骅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发动了“首都革命”；带领激进的学生和少数工人；试图用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心城市暴动推翻段祺瑞政府；夺取全国政权。虽然“首都革命”没有成功；朱家骅却成了全国闻名的左派斗士。1926年；他逃回家乡；随后跟戴季陶一起从浙江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委员。在中山大学；他一下就变了脸；一天到晚强调学生要服从当局；并且按照戴季陶的方案亲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