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作品集-第10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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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抑多年，终于等着了这一天而爆发的火山一样，在国民党官办和右派刊物《文艺月刊》、《军中文艺》、《奔涛》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骂鲁文章，把鲁迅写得一无是处，直至骂街式的人生攻击，骂到了“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的地步。一九四九年后，她伤心泄气地到过香港、巴黎。一九五二年到了台湾，重操“反鲁事业”以自献，写了大量文章，骂鲁不断加热升温，与反共连成一起。对鲁迅的人身攻击也更加不堪，恶毒得出奇的帽子多达需用高额二位数统计。一九六六年她集反鲁文章为一书：《我论鲁迅》，并声言骂够了，“以后关于这个‘文妖’的事，我不高兴再理会了”云云。
历史，竟然是如此无情的一面明澈的镜子，到今天，不过半个世纪，就让我们看清了：当年作者发表《所谓自传也者》，揭露这位“女作家曾向中央去哭诉”云云不仅不过分，而且是预警性的。在文化“围剿”和反“围剿”进行着激烈搏斗的一九三四年，国民党正为手下那批草包特务低能、不争气，招架不住革命文艺的洪流而苦闷的时候，这篇以文艺家的评论面目出现，首先从作者头上开刀，刀锋扫及整个创造社的《郁达夫论》，无疑是这位绿漪女士进一步公开向国民党中央投靠所献的一份及时的进身礼物。果然评论起到了封禁后随的得力作用。这位女作家此后亦步步升级，终成为一名反对左翼文艺，反对鲁迅的“英雄”。而作者的这篇自序——竟有幸地能在国民党审查官不甚注意，所谓“涉及党派政治者不登”的刊物《人间世》上登了出来——遂留给今日的我们在阅读他的九篇自传时以一枚启迪性的钥匙。
二 出 生
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评论家曾称郁达夫为“小布尔乔亚”的作家，大概也包括了他的家庭出身，即小资产阶级。他自己有时候在杂文中也承认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而他在自传的第一篇《悲剧的出生》中说，他的家是“一个小县城里的书香世家，在洪杨之后，不曾发迹过的一家破落乡绅，”“小县城里的中产之家”。又说：母亲“老是不在家里，上乡间去收租谷”，“凡我们家里的田产盗卖了，堆在乡下的租谷被窃取了”等等。解放后，冯雪峰在一九五八年写的《郁达夫生平事略》中就说他出生于“地主阶级的家庭里”。六、七十年代所出的作家传略、现代文学史和大学课堂上的作者介绍大都也说他出生于地主家庭。但他在这篇《出生篇》中又说“儿时的回忆……第一，我的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于是也有“破落地主家庭”之一说。
据当地一些老年人说，郁家上代曾是几代儒医。有人还记得郁达夫的母亲曾说过：“我家祖上当过宋朝皇帝的医生那样的大官呢，皇帝还说郁家后代一定要出名医。”不过，一直到解放前，在富阳，郁氏只此一家，曾有过一间很小的家祠，但从没听说修过家谱，因此无文献可查。但至少，不少人知道，郁达夫的曾祖父郁品三（字宝珍）和祖父郁圣山（字仰高），当时曾是这个小县里很有点名气的中医师，郁达夫的父亲郁企曾（字士贤）也兼行中医，则大致可以说儒医是一脉家传。从这点上说，不论大小，也算个“书香世家”吧。郁圣山大概收入较丰，据说，郁氏祖遗的三开间楼房的住宅，原来只有一半属于郁圣山，另外一半属于同祠的一位孤老堂叔，到郁圣山手里才买了下来，完成了独户家院。中医师大多有喜爱花木及中草药的传统习惯。郁圣山似乎更癖好些，曾在住宅前的院子里手植一株樱桃树，一株柚子（即文旦，当地人叫香泡）树。樱桃落叶植东；釉子常绿，在西。树下各设了饲养金鱼的大水缸。靠近屋前的阶檐口又筑起了两个高台花坛，种植花卉和中草药。经他的辛勤培植，据说当时一院绿树成荫，四季花草吐芳，曾是一个很象样的儒医家院。这些树木水缸，到郁达夫孩提时还大体保持着，不过因无人管理而衰败不堪。但郁圣山早故，正当“洪杨之后”，郁企曾幼年丧父，后来医道就不及其父出名，家境也差多了。郁企曾早年做过私塾教师，后来谋得了一个富阳县衙门户房的小差事（司事）。但他只活了三十多岁就死了，终其一生，除养活一家八口外，只能有些微余力，为家业办成了一件事：就是把祖遗的住宅前院子的一围竹篱笆改成了一围低矮的砖墙。——至今还完好地留存着。
郁达夫出生（1896年）时，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第一是父亲郁企曾的薪俸（即工资）兼行医的收入；第二是祖遗的一部半“庄书”收入。“庄书”本来是一种民间管理田赋的制度，晚清时代曾在江南普遍实行。每个县按行政区域分成若干个庄（与今日的乡相似），庄内的田、地、山、塘、宅等的所有权登记册籍由民间专户保管。这种册籍就称为“庄书”，保管的专户就称为“庄书人家”。庄书人家除保管册籍外，还经管所有权买卖过户，向政府申报各户税赋及其变更等事项。办理这些事项，都可以向当事人收取手续费。买卖田地较多的大户、中户，出入庄书人家，经常就餐留宿，有的还横榻吸烟——当日风行一时的鸦片。庄书人家每年秋收之后就要向各大户、中户收取所谓“秋丰谷”若干斗、担，按户不等，形成惯例。因此，“庄书”不仅具有一定的行政特权，还是一种颇有收入的财产形式，并且可以买卖转让。各庄有贫富之别，庄书的价格也大有高低。甚至可以把一个庄的“庄书”一分为二，分成两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部庄书来买卖转让。这种制度的积弊陋规，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尽述的。连清朝和民国以后的政府也都明知而束手无策，听任泛滥。庄书人家的特点是人来客往多，而愈是来往客人多，开支当然增大，出息却愈好。郁家这一部半“庄书”，虽属于一般的中等庄，但据说每年收来的“秋丰谷”也可以供全家的半年口粮。第三是祖遗的十余亩田产，自家种了六亩左右以补口粮，农忙时请些短工帮助；还有一半左右，因十分贫瘠而出租，收入不多。在当时富阳这个小县城里，“大多数的百姓”，“既无恒产，又无恒业”，这个家庭，虽比地主大户不足，但比下有余，可以称得上“中产之家”。庄书人家，可以进出衙门户房，何况，据说郁家上代还做过皇帝的医官，当然也不妨自称为“乡绅”。
郁达夫三岁丧父，家庭起了很大变化。年老的祖母（郁圣山妻）尚健在。二位哥哥：长兄郁华（字曼陀）比他大十二岁；二兄郁浩（字养吾）比他大五岁。姐姐郁凤珍比他大二岁。加上母亲和养女翠花，老幼七口，两代寡妇，一时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力量。家庭的三项经济来源，第一项主要收入没有了；第二项，庄书缺了经管办事人，只好长年礼聘一位姓俞的老先生来代办文牍，收入减少了一大半。第三项本是靠天收入，又遭到了孤儿寡妇家所特别易遭受的盗卖、侵占等欺凌。不到三年，就只剩下住屋三间，薄田六亩和纯收入锐减的一部半“庄书”了。一家全靠贤能的母亲艰辛维持，既要张罗庄书人家的人来客往和种田事物，秋后又要抛头露面亲自下乡去收取“秋丰谷”。长兄、二兄已开始上学读书，家庭开支增加了。白天她还要设法去住宅的小弄口做些针线活，赚点计件加工工钿。但尽管她劳累终日，还是入不敷出，家庭经济迅速下降，以至于到了使年幼的郁达夫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的程度。他自出生，本来就由于母乳不足，杂食不禁而常挨饿。又由于他是幼年丧父的末子，母亲就压根儿没让他断奶，更增加了饥饿的时光。据他幼年时的同学说，他一直到七岁上学，每天早晨，小同学上门去约他同行的时候，他还要让同学们等一等，到母亲身边吸几口奶才肯去私塾，后来实在被同学们耻笑不过才自动断了奶。这已是父亲死后的岁月，忙碌的母亲哪能照顾到他，三餐茶饭既不按时又常不足，连一年一度的除夕年夜饭，母亲忙于到各家各店去偿还赊欠或说情延期，往往要到夜半以后才能回家度岁，他只能饿着等待，等得发慌，累得想睡而睡不着。邻家的孩子已吃完年夜饭跑来找他，他伏在桌上只是抱怨还是不要过年的好！这些情景当然是深刻地留在他幼小纯洁的心灵上了，因此，他说他自从开始有感觉的第一个经验便是“饥饿的恐怖”。
由于生活困难，他唯一的姐姐郁凤珍，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年就只能送给了乡下的叶家去做童养媳。但他的母亲在如此贫困的境况下却始终坚持要三个儿子上学读书。不仅是一般的上学，而且都要上高等学府，其中长幼两子还上日本留学。不能不说，这位难得而有识见的母亲是有多么坚毅的韧志和非凡的艰辛啊！当长子郁华考取了赴日留学的官费生，次、幼子继续在杭州和当地上学的时候，他甚至把三间住房、六亩薄田和一部半庄书，也就是全部家业都抵押出去而借债度日。不少好心的亲戚着实为她捏把汗，劝她来日方长，犯不着如此冒险，连老祖母也喋喋不休地反对长孙出洋留学。但她都断然拒绝，并说：“我家无财产可守，不让他们外出读书立业，都蹲在富阳街上‘数石板’（当地讽刺话，意思是浪荡无聊），怎么对得起祖宗！”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书香世家”的传统吧。有人说，这也是郁企曾死时留下 的遗愿。而据郁达夫一九一七年在日本第八高等学校上学时所写的《丁巳日记》二月二十五日的记载：“予生三岁即丧父，虽幼时尝见先考图形，然终不能想象其为人。‘汝父正直，故有汝辈。他年汝辈之子、若孙，亦当以是告之。’此祖母之言也。‘汝父正直、谨饬而自晦，使汝父若在者，汝辈当不至有今日。’此生母陆氏之言也。予脑中之先考行状，如此而已矣！”其中所谓“不至有今日”，十分微妙地说明了：在这位也是“书香门第”出身的陆氏母亲眼里，与“谨饬而自晦”的父亲比起来，对接受和贯彻“书香世家”的传统，还是她还显得更坚决、更有魄力呢！
在那些最艰难的借贷度日的年月里，正是郁达夫在高等小学上学，初知人事，开始接受世界和时代的思想意识的时候，这一切，无疑对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从一系列情况来看，应该说，他出生于一个已经没落了的小城镇知识分子的家庭，就其阶级属性来说，他自己承认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我想不能说不对吧！
郁达夫在《出生篇》中几乎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来叙述他和使女兼养姐的翠花日日相处的情景。这是否可以说：父亲给他的印象几乎是张白纸，而这位认为“谨饬而自晦”不足取，内外一把手的母亲又不能常常依伴，对他的童稚心灵的“起伏变革”影响最多的却是这位翠花姑娘呢？翠花真是一位要说多好就有多好的姑娘。她被领养时还十分幼小，以至她自己也说不清她的亲身父母是谁了。他和郁达夫的长兄郁华大致是同时长大的。自十七岁时父亲亡故，母亲“身兼父职”以后，她就挑起了沉重的家务担子。不仅烧茶煮饭，浆洗缝补，就是弄口的小摊，夜晚的加工活计也少不了她的替代和相帮，而且照顾小弟弟荫生（郁达夫的小名），几乎是她一人的事。特别是母亲下乡的日子里，她对小荫生俨然就是身兼半个母亲的大姐姐。白天相伴江埠锅围，夜晚相依灯下床头。由于她处在这样一个做不完的杂务，还不免受外人的闲气的孤儿寡母家的低下地位，因而她养成一个勤快温顺，直率坦白，终日不多话的个性。她有一颗十分善良的心，只想望兄弟们读书上进，家庭好起来，对父母亲的性情也有较多了解，因而父母给她的影响，也远比幼小的郁达夫多。她接受这个家庭的传统，从她的后半生来看，更是十分显著的了。她二十多岁时，曾有好几家看中她这个两手能干，勤恳本份的好姑娘，上门来说媒，她都不愿意，却情愿嫁给一个比她大十余岁，而且已是再娶填房的山乡人李问渠。这个选择，母亲是十分满意的，因为李是教书先生，中过秀才，人品和学识都很好，山乡人民称他为“问渠先生”，她一嫁过去就成了像像样样的“秀才娘子”。以后她生了一个儿子，问渠先生十分钟爱，取名李叙逵。她勤俭持家，一如母亲的把式，帮助丈夫造起了一所三开间楼房。但新屋未竣，她却遭到了与母亲同样的命运。丈夫因劳累“致病以死”，儿子叙逵还只有四岁。丈夫没有留下多少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