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婚恋的性学分析-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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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哲学女博士探讨了影片中的“性自由”：在西方，两性关系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是由有意志的人掌握的。享受性自由与滥用性自由并非一回事。孟醒的情感经历应该是“丰富、深沉而动人心魄”的，而影片却用多场缠绵的床戏来刻划其丈夫因车祸丧生、受洋情人抛弃及邂逅新情人三种特殊场景的情感冲突。另一位博士后认为，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来到北美“新大陆”后，都会经历从“性被动”到“性觉醒”的转变过程。影片虽设计这个敏感话题，却忽略了这一转变的广阔时代背景和深刻历史原因。
这篇文章还从《落鸟》延伸，以不同角度，揭示了旅美大陆中国人在新生活条件下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作者强调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了解性自由，是认识西方文化的第一课。
在庆祝二次大战胜利结束50周年时，美国报刊重新刊载那幅水兵在纽约时代广场和一位初次邂逅的女护士忘情热吻的著名摄影作品。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大陆学人在办公桌前的墙上张贴着这幅照片，他说，在纽约街头见到热吻场景时就有一种“精神解放和升华”的感受。他接着回忆自己9年前来到纽约的第一个清晨，就来到向往已久的时代广场和百老汇闲逛。一个衣着入时的金发女郎迎上前来说“Sex（性）”，当时他真有心惊胆颤之感。在周末时，有人带他到脱衣舞酒吧去见识“资本主义”，客人们给小费的方式竟是把纸币塞入舞女的裤裆里，再趁机摸一把。当他开车经过著名的公园大道因故停车时，就立即有婀娜多姿的女郎上前论价交易。这位学者很感叹，对他来说，性作为商品，还是比性作为权势者的专利要好。
在许多男留学生的聚会上，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是“打洋妞”。一位毕业后当了建筑工程师的老兄回忆说，他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读书时，多次帮助一位美国女同学完成作业，然后在夜深人静时，她就邀他共度良宵，“那种销魂蚀骨终身难忘，不经历这样的温柔之梦，枉为留学生”。一位来自中国江南的女留学生从加州的圣迭戈转学到了纽约，原因就是逃避几个男友的纠缠，这位每夜都花枝招展去赴约或参加舞会的姑娘说：“我现在和一位男友同居不能超过半年，否则会叫我感到厌烦。”一位女作家声称，在一个极重视“人身自由”和“性解放”的社会里，“只要我喜欢”，就是一切行为的终极底线。
中美婚恋中的经验与教训
急速上升的离婚率
自从中国大陆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的异国跨族裔通婚逐年显著增加。据统计，1995年为1980年的七倍，目前每年至少有3万对这样的婚姻。
根据上海市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1996年8月至1997年3月间，上海的涉外婚姻已从全部婚姻的3％增至5％。
据说上海流传这样的顺口溜：
一等美女嫁美国人
二等美女嫁日本人
三等美女嫁港台人
四等美女嫁归国人
五等美女嫁本地人
既然头四等的都嫁出国去了，难怪上海街头的美女越来越少了。
根据社会学家邓伟志的研究，这种异国通婚的整体素质不良，大多数人与“老外”结婚的目的，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而纯粹是为了某种实际利益，如想出国、得绿卡或贪图对方的遗产等。大多数人的心态是作一年夫妻，换一张绿卡。
调查显示，在异国通婚的动机上：单纯为了出境的占48％；为改变现有处境的占20％；为出国留学的占13％；迫于某种压力的占13％；盲目无目的占6％；出于爱情的占0％。
在许多案例中，异国通婚中的中国一方的择偶标准是：对方岁数越大越好，身体越糟越好。例如上海某餐厅一名21岁的女子嫁给72岁的外国老翁，还有一名20岁的男子娶了60多岁的美国老妇。据广东的统计，异国通婚双方年龄的差别为：相差20～29岁的占11％；相差30～39岁的占5。8％；相差40岁以上的占2％。
异国通婚双方从相识到结婚的时间也速度快得惊人，有的甚至是当天认识、当天登记，真乃闪电结婚。据有关统计：相识1～3个月的占1/3；相识3～6个月的占1/3；其他占1/3。
由于婚姻的基础不牢，以至近年来回国内办离婚手续的高于结婚登记的增长率。以上海为例：1990～1995年，结婚对数增长2。4倍，离婚对数增长2。8倍；1990年离婚数与结婚数之比为20∶100；1995年离婚数与结婚数之比为26∶100。
直接发生在美国本土的这种婚姻，呈现了更复杂、更多样、更冲突、甚至更变态的状况。
由于各种原因，很难单独对中国大陆新移民的跨族裔婚姻作一定量的分析，因为社会学家们一般把华人仅归于亚裔。即便用“华裔”这一范畴，仍然相当宽泛，因为包含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人。
以中国大陆新移民为读者对象的美国中文报纸《新大陆》，曾多次对中美婚恋问题进行了专题采访或座谈，作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其中一篇题为《品头论足美国郎》的采访实录和一次“七嘴八舌谈丈夫”的座谈会，相当有代表性地表露了中国大陆女性与美国男人结婚后的“甜酸苦辣”。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是实录，自然遇到阻力，部分采访人事后要求撤稿。为此剩下的勇敢者也多用了化名。
“我们整天打”
一位叫李××的中国妻子说，自己同老美丈夫整天打，当然也有过浪漫的时光，在书架上还有两人含情脉脉的结婚照。这个洋老公只爱玩，尤其玩电脑，别的什么也不想干。他们两个人平时话也懒得说，关系好两天坏三天。她只得求助于心理医生，但又觉得找了也没有用，这是一个不治之症。
更糟的是，两人时不时还来个全武行，也说不清到底是谁先动手。有一次，她的胳膊被他打青了，第二天，都不好意思上班。那天，丈夫端着桌子，她操着钉锤，他把她的家伙夺走扔到窗外，她则抢过桌子搡了他几下。为什么打架？倒也不是单纯因无聊，因为可干的事情多着呢。她在国内吃过苦，下过乡，什么都能干。她也不怕他。
“我们生活目标不一样，他想玩，我觉得人总要做点事吧。”她说。这个老公是同学，是在电脑室里相识的。他的工资还没有她的高。“美国人觉得老子天下第一，有民族优越感。我们就算不为家务事吵架，也为文化吵架。举个例子吧。看大陆连续剧，他总说他感兴趣，但看一会儿就没兴趣了，还瞎打岔。我跟他讲我当红卫兵时看毛泽东跟北斗星似的，当一个神看。他听着眼睛眨巴眨巴挺可爱的，可一会儿就不爱听了，上楼去玩电脑，就这么可气。”那为什么不离婚呢？因为这个现任丈夫不像前一个老美丈夫那样，会出去同别的女人乱搞。
李××的第一个洋老公是一个百万富翁。两人是在国内认识的，那时他显得穷兮兮的，在餐馆吃饭连汤都喝得一点不剩。后来，跟他来到美国，才知道人不可貌相。他不想让她上学，提议两人买一条船上墨西哥去教两天英语。她想自己哪能这样，她还要拿文凭，得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哪有心思去玩。她还是上学去了。这位老公时常去找旧日的情人，也不避讳，到很晚才回来。她这个人恨的就是这个，就搬出去了。她的一个女朋友开车来接她，他一看她的行李都收拾了，动真的了，才吓着了。跑下来冲着她的朋友大吼大叫：“她是我的妻子，你走开！”她只好回去，心平气和跟他谈了一个下午，最后还是用他的车把行李拉到了伯克利。分居几个月两人离婚了。李××曾是一个“老三届”，当过红卫兵，造过反，也当过知青，下过乡。这一类女性是一个极动荡时代的产物，尝过各种生活的磨折，多数形成了自己某种固定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以及“怀旧”的心态。她们很难说是“开放”或“保守”，既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大学生”，又不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新一代”。她们或是错过了正常的谈情说爱，或是陷入“误会”、“扭曲”、“错位”的婚姻关系，或是身心遭受过“屈辱”和“摧残”。她们中的有些人认命了，但还有不少人不甘心昔日浪费的年华而拼命弥补所失的一切，因此表现为很强的事业心。她们在有些方面很宽容大度，但在另一些方面又可能极为挑剔，甚至吹毛求疵。
当她们中的一部分人有机会来到美国“洋插队”，便面临生活上的极大挑战。李××的两次洋婚姻，不论成败，似乎都刻着两种“烙印”，一种是“个性烙印”造成的悲剧，另一种是“时代烙印”造成的悲剧。成功的婚姻是一种双向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现代条件下，很难有一种一方为主而另一方必须迎合的关系。李××试图以自己的“文化怀旧心态”、“东方式生活价值模式”以及“中国大陆特定政治文化熏陶下的思维方式”，来重新塑造“洋配偶”，恐怕难之又难。
“我不再想结婚了”
茜女士最近与洋老公正闹矛盾，心情很不好，也许说起话来很偏激。她同老公在理解上有问题。他是一个很不努力的人，全家生活的重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在她看来，结婚七八年了，当年的那种新鲜劲儿一过，就没大意思了，似乎正面临危机。她与丈夫一样，都对要不要小孩不感兴趣，再说小孩也不是挽救婚姻的灵丹妙药。
“如果要我从头开始，我不会再结婚。”茜女士感叹，一脸饱经沧桑。为什么？婚姻没有意思。茜女士从小就有文学细胞，十分爱看书，抓到什么就看什么，不管有没有头尾。“文革”结束后，她父亲给她买了一大袋书，几分钱1公斤的那种。她高兴极了，废寝忘食地看。她也写东西，甚至在《人民日报》上还发表了好几篇文章。高考时，她报的是北大中文系，但因为数学满分，却被其他大学的管理系挑去了。后来顺理成章地做起了生意。茜女士刚来美国时，认识了一个美国白人医生，此人不但有钱而且长得帅，更重要的是他对她很好。但她总是挑他的毛病。人家真心实意，而她却心理不平衡，很自卑，觉得自己穷，英语也不好，因此不想同他好。她对他说：“我不想要一个丈夫。”他说：“我没说要结婚，我想先和你交朋友。”但她还是走了。茜女士几乎没有什么恋爱经验，仅在国内上高中时，谈过一个男朋友，但最多不过拉拉手而已。就连这样的恋爱，也被人告了，在全校闹得沸沸扬扬。作为优秀学生的她，名誉大受损失，因此打击很重，以致以后“谈情色变”。在上大学时，竟无心再谈恋爱。
“来到美国我真的如鱼得水，我喜欢简单的人际关系。美国人都很公开，我不用费心去处理人际关系，只要做我的事业就好了。”她说。人们不会相信，她遇到她的洋老公，竟是她的第一个真正男友，第一个情人，第一个丈夫，可以说他什么都是她的第一个。
但成婚以后，开始发现了问题。主要原因是：“他们西方人都很小孩子气，你拿他没办法。”她丈夫的公司不景气，破产后，两三百人遭到解雇，这位老兄也在其内，拿了一笔失业金，就开始混日子，每天晃晃荡荡不务正业，没有一点谋职的意向。他一点也不着急，不是开车买东西、为她买衣服，就是找朋友瞎混。她为此很不愉快，但朋友劝她，“算了，已经不错了，你先生算是位好先生了，给你这么多的时间和自由，去做你想做的事，你还想不开，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茜女士自己想想也是，但她还是这样想：“要我从头开始，我就不会再结婚。”
不像李××，除了一点小小的波折外，茜女士在人生道路上还算一帆风顺，没有下过乡，而是从校门到校门，但仍由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某种心理素质，在性与爱情的经验上几乎完全是空白，既没有比较，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有一点她与绝大多数东方女性一样，就是对丈夫的期望太高：丈夫应该事业有成，应该比妻子强，而且强得多，使之终身有靠。她不满意丈夫，但到底什么是理想的丈夫，心中只有一种蒙胧的幻像。她隐隐约约觉得婚姻是一种“枷锁”，但又说不出所以然。
“一个错误的选择”
兵兵女士是一个川妹子，说起话来几乎每一句都浇着滚烫的辣油，还时不时撒上一点骂人的字眼儿作为佐料，像“锤子”、“她狗儿的”什么的。
兵兵说她从来没有想过嫁美国人，“锤子！他们有啥子吗？没啥子！这种和外国人通婚的情况很难顺利，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