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斋书灯录-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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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岁月的风化，而仍未损其辉光”（朱惠民《红树青山白马湖》），而且“白
马湖派”散文的文体和作家的风格，竟然在海内外新一代的作家中得到了蔓
延移植。可以举出的如林文月（1933—，著有《风之花》等）、丛苏（1937—，著有《净土沙鸥》等）、许达然（1940—，著有《含泪的微笑》）、王
孝廉（1942—，著有《船过水无痕》）等（参见杨牧主编、台湾洪范书店出
版的《中国近代散文选》），尽管他们根本没有在白马湖畔生活过，也许连
凭吊致敬的经历也不曾有过。
如今，步入经久不变的白马湖畔，除了湖光山色妩媚如故、春晖校舍建筑重
光以外，夏丐尊先生的“平屋”与丰子恺先生的“小杨柳屋”也还是旧风古
貌，但弘一法师的“晚晴山房”却已是近年重建的了。
（1997 年春）
《缘缘堂随笔集》
“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这是现代佛学大师马一浮（湛
翁）先生为丰子恺1954 年9 月乔迁上海陕西南路新居所撰并篆书的对联。横
批是丰氏自书的“日月楼”三字。所谓“日月楼”，乃丰氏以所居二楼阳台
有天窗，可兼采日月之光华而命名。丰先生晚年即以此为笔墨歌哭之乡，完
成了多项笔墨工作，隐市埋名，直至终老。
作为有雅号的居停，日月楼应是丰先生尘缘的最后一处。回溯上去，尚
有1943 年在重庆沙坪坝正街以西庙湾自造的简陋平房“沙坪小屋”，有1941
年在遵义南坛租借而来的“星汉楼”，有1933 年在故乡浙江桐乡石门湾自造
的“缘缘堂”。然而比较起来，只有那缘缘堂最为丰氏日夜所牵记：
现在漂泊四方，已经两年。有时住旅馆，有时住船，有时住村舍、茅屋、祠堂、牛
棚。但凡我身所在的地方，只要一闭眼睛，就看见无处不是缘缘堂。
你是我的安息之所，你是我的归宿之处。我正想在你的怀里度我的晚年，我准备在
你的正寝里寿终。谁知你的年龄还不满六岁，忽被暴敌所摧残，使我流离失所，从此不得
与你再见！
1937 年11 月21 日中午，正是丰子恺正式告别家乡而“辞缘缘堂”的日
子。从此便颠沛失所，舟车劳顿，备历苦辛。譬如说，《星汉楼》就是次年
初春，他在遵义由罗庄移居到较为宽敞幽静的南坛以后，一日临窗独酌，面
对青山，俯临小溪，仰观月明星稀的夜景，忽悟苏东坡“时见疏星渡河汉”
词意而命名的。再加重庆的“沙坪小屋”，实际上极为简陋，墙壁以竹片编
成，涂以垩土。小屋周际隙地，圈以篱笆。园内遍植花草芭蕉，复饲以白鹅
灰鸽。这样布置下来，也居然别有情趣。然而，这一切对于丰氏而言，实际
上都只不过是对旧日故乡缘缘堂生活的寄忆罢了。这就是丰子恺同缘缘堂的
生死恋。因为当年日寇炮火所毁了的，不只是一座缘缘堂——丰氏这位文艺
劳者以多年辛勤劳作所得而建设起来的衣食之所，而是他半生理想所寄的精
神家园！
众所周知，缘缘堂尽管赋形于1933 年春，但使用这个堂号，却早在他
28 岁时。1926 年8 月，弘一法师云游抵沪，下榻江湾永义里丰氏所租的寓邸。
有一日，丰氏在小方纸上写下了许多私心窃喜的可以互相搭配的字，团成许
多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他随后试抓了两次阄，居然拿起
来的都是“缘”字，于是弘一法师便随缘书写了“缘缘堂”三字，丰氏乃装
裱后钉壁以供。“这是你的灵的存在的开始，后来我迁居嘉兴，又迁居上海，
你都跟着我走，犹似形影相随，至于八年之久”（《告缘缘堂在天之灵》）。
——丰子恺先生后来这样低徊道。
因此，落成以后的缘缘堂，在丰先生看来，简直就是他的天堂：“你是
灵肉完全调和的一件艺术品！我同你相处虽然只有五年，这五年的生活，真
足够使我回想”。你看他状摹的缘缘堂“四时清赏图”是多么的美轮美奂呵
——
春天，两株重瓣桃戴了满头的花，在你的门前站岗。门内朱栏映着粉墙，蔷薇衬着
绿叶。院中的秋千亭亭地站着，檐下的铁马丁东地唱着。堂前有呢喃的燕语，窗中传出弄
剪刀的声音。这一片和平幸福的光景，使我永远不忘。
夏天，红了的樱桃与绿了的芭蕉在堂前作成强烈的对比，向人暗示“无常”的至理。
葡萄棚上的新叶把室中的人物映成青色，添上了一层画意。垂帘外时见参差的人影，秋千
架上常有欢乐的笑语。门前刚才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挑来一担“桐乡醉李”。堂
前喊一声“开西瓜了！”霎时间楼上楼下走出来许多兄弟姐妹。傍晚来一个客人，芭蕉阴
下立刻摆起小酌的座位。这一种欢喜畅快的生活，使我永远不忘。
秋天，芭蕉的长大的叶子高出墙外，又在堂前盖造一个重叠的绿幕。葡萄棚下的梯
子上不断地有孩子们爬上爬下。窗前的几上不断地供着一盆本产的葡萄。夜间明月照着高
楼，楼下的水门汀好像一片湖光。四壁的秋虫齐声合奏，在枕上听来浑似管弦乐合奏。这
一种安闲舒适的情况，使我永远不忘。
冬天，南向的高楼中一天到晚晒着太阳。温暖的炭炉里不断地煎着茶汤。我们全家
一桌人坐在太阳里吃冬春米饭，吃到后来都要出汗解衣裳。廊下堆着许多晒干的芋头，屋
角里摆着两三坛新米酒，菜厨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星期六的晚上，孩子们陪
我写作到夜深，常在火炉里煨些年糕，洋灶上煮些鸡蛋来充冬夜的饥肠。这一种温暖安逸
的趣味，使我永远不忘。
就在石门湾缘缘堂这“和平幸福”、“欢喜畅快”、“安闲舒适”和“温
暖安逸”的四时生活图景中，丰氏“读书并不抛废，笔墨也相当地忙”（《辞
缘缘堂》），实际上正是其文艺创作的丰收期。然则早在1926 年，缘缘堂立
名甫始，其主人就把自己创作的散文开始几十年一贯制地以“缘缘堂”来命
名了。
不说别的，单道被结集了的随笔作品，就先后有《缘缘堂随笔》（上海
开明书店1931 年初版）、《缘缘堂再笔》（同上，1937 年初版）、《新缘
缘堂随笔》（稿本，1962 年）、《缘缘堂续笔》（稿本，1972 年以后）和合
选本《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此外还有《缘缘堂集
外遗文》（香港问学社1979 年初版）等。更不必说他当年所写的《还我缘缘
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和《辞缘缘堂》等辞意激愤的名篇了（均见《丰
子恺文集·文学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年版）。
尤其可感泣的是，当丰先生76 岁高龄的时候，竟然在黑云摧城的恶劣氛
围中，利用家居的机会，每日清晨劳者自歌式地进行写作所完成的作品集，
竟然还是以“缘缘堂”命名的《续笔》！而此前三年，丰氏重绘平生珍爱的
100 余幅漫画，结集为《敝帚自珍》时，自序云：“。。旧作都已散失，因
追忆画题，重新绘制，得百余帧，名之曰《敝帚自珍》，交爱我者藏之。此
生画缘尽于此矣。”似已将生平绘事作一交待。叵料3 年后，他又竣事《缘
缘堂续笔》，岂非“画缘”而后，又预为生平“文缘”作一终结耶？缘缘堂
——“你是我的安息之所。你是我的归宿之处”。“我正想在你的怀里度我
的晚年，我准备在你的正寝里寿终”。引述先生在中年时期的文字至此，不
禁令人为子恺老人的生平遭际一掬同情之泪！
早在1930 年11 月 13 日，先生在浙江嘉兴为《中学生》杂志撰稿谈读
书经验时，就曾总结过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话：
我的一生都是偶然的，偶然入师范学校，偶然欢喜绘画音乐，偶然读书，偶然译著，
此后正不知还要逢到何种偶然的机缘呢。
（《出了中学校以后》）
因此联想到曾经读到过先生幼女丰一吟女士在1988 年7 月5 日广州《现
代人报》上的《丰子恺潇洒的一生》一文，该文追忆了丰氏“创造中国风格
的漫画，为中国唤醒国魂，文革中又表现出非凡的风骨”的生平终始。如此
说来于斑斑青史可谓“潇洒”矣，然则当先生于1975 年9 月15 日，在上海
日月楼中伴着尘间恶梦撒手人寰的时候，观照于先生当年对“偶然机缘”的
热切期望，观照于先生早年为室名“抓阄得缘”的喜悦，观照于先生抗战初
期艰难的身家漂泊，观照于先生晚年性灵的折磨，那么星河界里、日月楼中，
于先生个体的生命史而言，又岂有分毫“潇洒”之处？丰先生热诚追求的所
谓“缘缘堂”的祥气善缘，又竟在尘世间何时何地耶？！
“劳者休息的时候要唱几声歌。。。他原是自歌，不是唱给别人听的。
但有人要听，也就让他们听吧。听者说好也不管，说不好也不管。‘聋人也
唱胡笳曲，好恶高低自不闻’。劳者自歌就同聋人唱曲一样。”
——也许早在30 年代，先生就参透了这“偶然”的机缘，因此对于来日
所至的无论“何种偶然”，早就已经心如止水而能随遇而安了？假如真是这
样的话，那么，这才应该是丰子恺生命长河里与三光争辉的“潇洒”，于三
界涅槃的“善缘”。我想，也惟其如此，“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
日月长”，才具有了它那不竭的时空真谛。
（1991 年春，南京大学桃园南楼）
《新月派的绅士风情》
中国现代文坛上的“新月派”，不是人们陌生的一个文学流派。30 年代
初，闻一多的学生陈梦家就在青岛编选过一部收录作家18 人、作品80 首的
《新月诗选》（新月书店1931 年9 月初版），以“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
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为选取标准，从而成为新文学史上研究“新月派”的代
表性文本之一。
可是唐彛壬雌缆鄣溃骸凹记傻闹苊芎透衤傻慕餮峡伤凳切略屡傻奶�
点，但要本质醇正，却又谈何容易。由我看来，新月诗人之中，有几个本质
浇薄得很，离醇正真不知尚有几千万里。饶孟侃、卞之琳和梦家自己，不失
清新自然，闻一多和朱湘秉性善良，当得‘醇正’二字，一多后来的转变，
就和这个‘醇正’的底子很有些关系。”（《晦庵书话·〈新月诗选〉》）
其中对徐志摩、梁实秋等不予提名，大有深意。今日看来，以政治立场
上是否终于走向统治者的对立面，作为本人品质乃至其作品本质是否“醇正”
的惟一考察标准，未免靠“政治觉悟”过近，而离“文学”太远。
然则，在《新月诗选》问世以前，所谓的“新月派”诗人固已存在着了。
这是因为1927 年在上海就出版了同人性质的《新月》杂志，它出典于为徐志
摩所膜拜的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以及随之在北平成立的“新
月社”。关于“新月”是否成“派”的问题，梁实秋先生在《忆〈新月〉》
一文中，曾经愤愤不平道：
办杂志是稀松平常的事。哪个喜欢摇笔杆的人不想办个杂志？起初是人办杂志，后
来是杂志办人，其中甘苦谁都晓得。《新月》不过是近数十年来无数的刊物中之一，在三
四年的销行之后便停刊了，并不有什么特别值得称述的。不过办这杂志的一伙人，常被人
称做为“新月派”，好像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好像是有什么共同的文学主张，其实这不
是事实。。。“新月派”这一顶帽子是自命为左派的人所制造的，后来也就常被其他的人
所使用。
。。
《新月》出版了，它给人的印象是很清新。从外貌上看就特别，版型是方方的，蓝
面贴黄签，签上横书古宋体《新月》二字。面上浮贴一张白纸条，上面印着要目。方的版
型大概是袭取英国的 19世纪末的著名文艺杂志 Yellow Book的形式。。。
新月一伙人，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
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
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
通篇文字，梁先生只自承《新月》杂志“很清新”的风格和“在文化思
想以及争取民主自由方面也出了一点力”而已，而力辩“新月”之无“派”
无“主张”，大有当年寻常事、追思已惘然之意。
殊不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原本就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定律之一。
更不用说还聚而为群，联手办过一些影响社会的事。以泰戈尔的《新月集》
为号召，在北平组“新月社”，在上海办《新月》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