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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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17世纪之人口，一般估计由400万增加至600万，但是失业严重时，通常有100万人需要全面的或短时间的接济，一般已觉得人口过剩。而自伊莉莎白以来的法律，各教区有负责救济本地穷困人口的义务。因之加强生产效率，增进出口，在当日情况之下只能由私人企业家主持，法制上也只好加强私人财产权。凡此有系统的做法，其成果迟早与资本主义契合。洛克在此时倡导天赋人权，如果他不顾及刻下这种需要，或者甚至违反这时代的潮流，则他先已辜负了权力的用处。我们也决无在300年后传颂他的书刊的可能。
事实上洛克被称为“辉格党之亚里斯多德”（Whig Aristo－tle）。辉格党起源于谢夫兹伯里伯爵（详上“古柏”）之反对詹姆士二世嗣继王位，以后也在光荣革命中产生了领导力量，又为英伦银行成立时之主持者，在17世纪末年及18世纪代表贵族地主及商界利益，在宗教上则主张不干涉各人之自由。1714年汉诺威（Hanover）王朝入主英国，也就是1701年继承法案所推选的斯图亚特王朝支裔。最初两个国王乔治一世及二世在位46年，时称“辉格臻荣时代”（Whig Supremacy）。乔治一世不谙英语，乔治二世乐于亲自带兵在大陆作战，都不干预政治。政党政治和内阁制度至此都有发展的机会。一位叙述这时代的专家写出：“用不着夸大地说，洛克的政治思想无争论的控制着政治圈，是当时团结力量最明显的线索。”同时，付费公路的修筑正广泛展开，商业信用的发展则扩充到地方银行及小规模的商业银行，显然英国的农村经济已开始与对外贸易并结为一元，全国可以有如一个城市国家样的以数目字管理，因为其一切因素均由市场力量支配，其状况符合本章开始说及资本主义体制下必有之条件。
如果再有任何疑问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英国在海外的发展，看出其十足资本主义的性格。也在这所谓辉格臻荣时代，英国与法国展开了海外争夺战。17世纪后期以来，英国看待海外殖民地的眼光，大致以其主要商品决定其重要性。其一为西印度群岛，所产为蔗糖。二为纽芬兰，所产为鱼类。三为印度，所产为靛青及印花布。四为北美洲，所产为加拿大之木材皮毛及南方之烟草。五为非洲海岸，所贩卖者为人口。向海外进出的时候，英国避免了西、葡等国家所创设的中央机构，而批准组织了很多公司，授予他们在各地区的专利权，而以军事外交的力量为后盾。这些公司在海外建立堆栈，创设炮台。1756年开始的七年战争之中，战费即由伦敦商人垫借，和约则依商人之意向而转移，而东印度公司更组织军队，与印度的王子订立攻守条约，参与征伐。
亚当·斯密：私利可以融合
亚当·斯密之专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在1776年出版，去光荣革命，亦即本书称为资本主义已在英国法制上奠立根基之日，将近百年，去上述七年战争爆发之日，也已整20年。亚当·斯密之被尊奉为资本主义发言人，大概由于一般传闻他是“私利观之使徒”（Apostle of self…interest）（《大英百科全书》作如是说法）。其实亚当·斯密和以上所叙述的人士不同，他不是哲学家，也无意创造一种“坚白同异”的理论，推根究源的对各种事物赋予定义。他倒是决心从现局里，站在技术的立场上，推敲各种问题的由来，而考究不同对策之利害。
而且他重视的私利观也是开明的私利观。大概重商主义推行时，政府采取保护政策，商人获得专利。他认为这种种人为的与做作的办法害多利少，不如全面开放，令其自然，则各个人凭己意卖出买进之间，公平的竞争之际，商业才能合理地进展，全国受其裨益。他也认为金钱只是一种交换的工具，不是囤集的对象或是商业之目的。在这些方面，他保持着自由主义和放任政策的态度。此外他对狭义的私利观不仅不维护，而且攻击不遗余力。例如，他对当日英国处置殖民地的办法，有很严厉的批评。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种植鸦片，与荷兰人在香料群岛之政策，同属于“毁灭”的性格。英国不许北美洲人民在殖民地内炼钢，“明显地侵犯了人类最神圣的权利”。这时候，议会通过最高工资的法律，亚当·斯密指斥其为不公平，这样将“最能干及最勤奋的工人，与平庸的工人一般看待”。他也抗议法庭对工人集会决议不接受最低工资时科以严格的惩罚，而让雇主集议讨论最高工资，显然是对同一事类采取双重标准。
当日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尚未发明，英国社会却已成为一个实质的资本主义社会。亚当·斯密在他的书中反复检讨这社会的合理性，并提出建议，则他已不期而然地成了一个实质的资本主义发言人。
《原富》在很多地方用比较的方法来写作。他常说荷兰比英国强，英国又比法国强，所有欧洲国家又都比中国强。此中所谓富强和贫弱，有似于我们今日所谓已开发国家及开发中国家之别。从作者的叙述看来，前者所有的各种经济因素都已组织妥当，高速的和广泛的互相交换，后者则无此情景。
亚当·斯密接受了霍布斯及洛克的自然法则和劳力价值论（《原富》书中多次提到霍布斯），认为劳力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也承认了劳力可以当作商品交换。劳工必须牺牲生活中一部分的“安适、自由和快乐”（ease，liberty，happiness）去换取“生活中之必需品和方便处”。亚当·斯密也相信，在原始状态，劳工控制他自己全部的制成品。以后土地既为地主占有，可以作为工资，先期垫借的制成品又在资本家（他书中称“主人”＇master＇）手中，所以商品的价格由三个因素组成，此即地租、利润和工资。以后提到制造，作者不再提及地租，而代之以利息。
这决定物价的三个或四个因素，与其他的几个因素如分工之程度、货币数量及流通状态、法制（决定国家的经济系前进、后退或滞留）、人口、国民的总收入（revenue）及全部存货（Stock）等条件互为循环。譬如说劳工希望增加工资，资本家则希望压低工资争取利润。但是总收入充裕、存货增集时，也是做生意最好之时，资本家增加制造，人手供不应求，工资随之增高，劳工既有额外之收入，即生儿育女，引起人口增加，有北美洲的情形作例证。人口过剩时，则失业者增多，这时候社会上的高级人士也屈尊降贵的与劳动阶级争饭碗，只有把工资减低，最后终必引起天灾人祸灭杀人口，一到死亡相继时，人口终必返归于其国富所仅能支持的程度，有印度之孟加拉省的情形为例。
写到这里，亚当·斯密将工资与人口的消长树立而为一种定理，指出工资必与维持生活之最低标准接近，不能更低，也不应过高。否则人口的激增与剧阵又把局势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可是这样又把国家经济说成一个滞留的状态（这也是中国几百年内的实情），也与《原富》的一个观念相反。亚当·斯密没有朝这方向发挥。他提到18世纪之英国迄至他的时代，工资只有继续上升，如言实际工资（real repense of labor），亦即货币工资（例如每年30镑，或每日1先令）所能购买之“生活之必需品及方便处”只有较前更多。也就是说，以今较昔，英国一般之生活程度有显然的进步，而且惠及于一般民众，作者深以为幸。
英国凭什么打开这局面？作者支吾其辞。他在下文说及英国工资因季节而异，也因地区而异，所以工资不必与食粮之价格结成一体。然则这仍没有答覆上面的问题。《原富》也再三说到分工合作的重要。分工愈精，生产愈有效率。分工又与市场之大小有关。他指出苏格兰之高地，每个农夫都是屠夫、烤饼夫兼酿酒夫。大凡市场扩大，分工的程度精密，固然可以增加生产效率，但终必待到一个较大的资本为之出面主持，为什么这时候英国能聚集资本，而其他国家不能？
18世纪英国之整饬军备，开发殖民地，不能与资本主义无关。《原富》列举17世纪后期以来，伦敦经过大火与瘟疫，英国又有两次对荷战争、光荣革命的骚乱、对爱尔兰的战争，又有1688、1702、1742及1756年四次对法战争（最后一次即七年战争），又有1715及1745年的叛变（詹姆士二世之后人企图复辟），国家发行的公债多至145000000镑（17世纪国家之收支出入仅以百万计，未有及千万者），再加上各时期非常的费用，耗于以上事故的必逾2亿。亚当·斯密是和平主义者、反战派，他不能出面讲战争对积集资本之贡献。相反的，他伤叹着这样一笔国家之大财富用于不事生产的事业、豢养不事生产的人手，要是全部投资于建设，其裨益何堪计料。
但是像亚当·斯密这样一个精明又见闻广博的作家当然知道，英国除接受荷兰之投资外，以上债务大部在国内招募。战事多在海外举行，英国又屡次获胜。克拉克根据当日一般情形说：“战争成为国家的一种产业。”当初对经济的刺激起于战争，其效果则见于平时，以后维持一种新型的海陆军，举凡被服粮秣之供应、船舰之配备、军火之制造，无不对国民经济有积极的效用。即大火后之伦敦，其兴建情形亦是如此。国家既要付公债之利息，只有扩大税收，于是增加生产，又将付税人收入之一部转交于政府债权人手中。财富分配不公平，资金之大规模积聚则有目共睹。一位现代经济史学家针对当日情形写出：“庞大安全而新型的投资门径，支持了城市中多拥地产而生活裕如的中产阶级。”亚当·斯密自己缕列以上的动乱，也接着说，他的时代与复辟及光荣革命时相比，英国用于继续开发土地支持劳工之资本必已大为增加。他说：“在政府榨取的过程中，很多个人以私人节俭和优良的行为挣聚。他们普遍的、继续而无间断的增进自己的地位，使这聚积资本成为可能。”
亚当·斯密是否有意替当日的资本家关说，置投机及战时发财的种种门径于一边而只说其节俭之美德，值得注意。经过他的圆通，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之积存资金成为既成事实，作者已经将当日之英国经济体制（我们之称为资本主义者），从以上所说之循环式改而说成一种螺旋式。亦即工资不复与人口纠结，永远的在“吃不饱又饿不死”的程度上下兜圈子，而是环境能打破，资金能聚积，工资能增高，一般生活程度也能改进——只要让私人资本为主宰。
印度孟加拉的经济与中国的国民经济之成为滞留状态者，也是因为缺乏新生的购买力，其整个社会的雇佣（employ－ment）有限制。一方面固然缺乏资本来增加生产或提高生产，一方面也缺乏市场。英国既有政府及出口商购买各种物资，也因为经济繁荣，增加了社会内部的购买力。亚当·斯密写着：“不到多少时间，富人的房屋、家具和衣饰，低层及中等阶级也派上用场。当高级人士对这套东西发生厌倦的时候，他们就买得起。当有钱的人全部在如此花费的心情状态之中时，迁就全民的办法就有了增进。”亚当·斯密一生提倡节俭，在这一段却特别提出支持生产的消费与自私卑劣的浪费不同。
生活程度增进的时候，工资之增高最为显著，在荷兰如此，在英国也如此。亚当·斯密写道：“仆人、劳工（包括农夫）和工人占着任何庞大政治社会之最大部分。对这大部分的境遇作任何增进，不可能对全体反为不便。没有一个社会可能繁荣而快乐，要是其中最大部分的人尚凄惨贫困。”在这些方面亚当·斯密可视为资本主义之生理家。这需要大部分人得到最大快乐之说旨，也是不久之后边沁（Jeremy Bentham）学说的要义。
当国富增高，即国民总收入及存货增多的时候，利息必降低。英国从亨利八世到17世纪初年，利息由超过10％降至5％。荷兰的政府能以2％的利息举债，高级人士信用卓著的付3％的利息。法国企图以政府的命令强迫将利息降低，并无功效，只有使金融市场更混乱。中国则一般利息为12％。利润经常与利息同进退。但是富强的国家，工资高而利润低仍能与落后的国家竞争。只要本钱大，利润虽低，仍能与本钱小而利润高的竞争，并且其成长也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