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治理与改革-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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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像我刚才讲的，即使他毕业了，他以后的文凭值多少钱依赖于学校搞得好坏，所以大学有最忠诚的客户，一般的客户我们买完东西，付完钱我们就不理厂家了，大学的客户，毕业之后若干年，他还想着他的厂家，还给送钱。即使上学的时候没交学费，免学费了，但是若干年他富了以后，他又不断地给你送钱，这是最忠诚的客户，这些客户忠诚到什么程度？甚至这个组织倒闭了，他有决心把它重新办起来。你看岭南大学，50年代院系调整没了，90年代岭南校友又筹集钱，把岭南建起来，叫岭南（大学）学院，还在中山大学里面，但是叫岭南（大学）学院。燕京大学的校友也想恢复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也想恢复圣约翰大学。大家看一下，有哪一个企业倒闭了，过几年客户回来说，我们把它恢复起来吧，不可能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大学的治理结构里面，我们要考虑好多好多人的利益问题，不能够只考虑一部分人的利益，　我尤其要讲大学绝对不能够按照现有的大学的人的利益来治理，因为那样的话，这个大学肯定要完蛋，很简单，如果我们现在，好比说理工大学，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仅仅考虑现有的教授的利益的话，我们卖三年的文凭，我们理工大学的教授，我想都会成为百万富翁，然后大家退休了，找个第二职业不就完了。我们能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这样做。所以说，大学的治理一定不能以现有的人的利益来作为决策的一个标准。我们只能以社会的利益，就是这个大学是不是还在继续创造知识，大学的权利分配也只能以这个标准，究竟校长治校还是教授治校，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为说明这一点，我这里给大家引证一个研究的材料。美国全国教授联合会，在1971年的时候，就美国大学教授参与决策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各个大学的教授参与程度很不一样，并且对不同类型的决策参与也不一样。在调查的对象里有584个，到80年代后期有一个人做了很细的研究，他发现什么？教授参与决策程度越高，这个大学的表现越糟糕。他是有一整套指标的。到2001年的时候，有一篇新的文章出来，进一步对这个问题研究。这个作者把大学教授参与管理事务分为两类，一类叫学术性事务，第二类叫行政性事务。前一类包括什么？像学科的设置，学位的设置，业绩的考核，教员的招聘。后面行政性的管理，包括学校的资源，好比钱怎么分配，新的学科怎么建设，教授编制应该有多少，院长谁来任命这样一些问题。他发现教授参与学术性的事务越高，这个大学的表现越好，但是教授参与行政性的管理越多，这个大学表现越糟糕。为什么？学术性的事务，第一，教授们有更多的信息，就是决策得有信息，你招一个教授，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教授们当然比行政人员更清楚。第二，在这些事务上教授的目标跟学校的目标是一样的。好比在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个教授的聘任制度下，这个学校招来新的教员，水平越高，现有的教授脸上也有光，他的位置也就越稳，而这对学校也是最好的。所以说这一部分决策权让教授们多参与，没有坏处。但是另一部分决策权，行政性的管理，好比资金怎么分配，这就问题大了，这时候经常教授的利益是跟学校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好比说从我们教授来讲，我们投票这钱怎么分配，好比我一个学院现在要500万，钱怎么分配？如果投票的话，好多教授愿意多发奖金，干嘛留给未来的人，但是如果从一个学院的角度，大学的角度，可能这些钱应该建立新的学科，或者买实验设备。教授们还希望把大量的钱，甚至985的钱，干脆盖房子，每人分一套300平米的多好。所以这时候决策就会有很大的冲突。同样哪一个学科应该发展，哪一个学科应该收缩，这也不能由教授说了算。为什么？假如一个大学里面原来已经形成一个学科布局，有些院系很大，有些院系很小，但是学科发展仅仅是新的学科，现在没人，甚至很少，如果你要投票的话，肯定是原来的院系越大，规模越大，这个院系得到的钱的可能性就越多。那这样的话，大学的好多新的经费，都会流向本来应该关闭的那个院系，而不是应该新办的那个院系。这怎么行呢？所以不行。所以这一类事教授们不能参与太多。

　　　　所以我自己的观点是，如果我们正确的理解，就把我刚才讲的所谓学术事务理解为“学”，我倒同意北大的老校长蒋梦麟讲过的一句话，教授治学，校长治校。同样我还要补充一点，教授参与学校的程度应该有多高？它依赖于教授的水平有多高，教授是怎么上来的，如果这个教授他的水平特别高，那我们当然可以把选新教授的权利交给他，但如果这个教授他本身的水平不高，他就是个武大郎，你怎么能够把选新教授的权利交给他呢？不能交给他的。大家想到蔡元培的改革，教授治校。实际上准确地讲不是这样，蔡元培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不是让教授投票去定什么，而是把不合格的教授赶走，然后招来一些像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教授，那他才敢把权利放给教授，如果教授本身的水平不行，给他教授治校的权利，那这个学校一定会堕落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确实有些地方看到的这些情况。所以我想教授参与学校的管理的权利只能随着教授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不可能走得太快。

　　　　当然我说到校长治校的问题，也是要有校长的素质和校长的权利，校长是怎么当上的？这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个人的主张认为，大学的校长就是大学的CEO，他应该是一个全职的管理者。大学的校长的选拔，未来一定要在全世界，至少我想中国优秀的大学校长，应该全世界公开招聘。国外选大学校长，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一定是全世界公开招聘。在香港的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最近选了一位校长，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它怎么选的？首先成立了一个遴选委员会，遴选委员会雇了一个猎头公司，猎头公司在全世界给他找了几个候选人，然后材料拿来，这几个人情况怎么样，你们来看，最后遴选委员会确定一个候选人，然后面试，面试完以后，把候选人再交给校董会，校董会最后拍板。校长是绝对不能由全校的教授来投票选举，教授每一个专业很不一样，好多优秀的学者不一定是一个优秀的校长，所以我想这是要特别强调的。当然未来的中国，可能要形成一个大学校长的一个市场，我们叫professional　market。有一些人，好比他在那个地方做的很有影响，北大就可能发现这个人，愿意把他拿过来，或者可能好比理工大学，也可能在某一个其它的大学选一个校长，绝对不应该只局限于从我内部去提拔一个校长，而且校长的流动性对学校开阔思路是非常好的。当个校长一定是专职的，不能说双肩挑，不能说一边当校长，一边还在带博士搞研究，这就不合适的，一个全身心的工作，衡量一个校长是不是优秀，不是看他今年发了几篇文章，而是要看他所领导的大学发了几篇文章，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张维迎：那我还想强调一点，大学校长的任期也不能太短，如果一个大学校长任四年就下去，他就不会干大事的，国际的经验，大学的校长至少要有十年左右的任期，这样他上来雄心勃勃，提出一个战略，然后一步一步实施它。如果你干四年，两年熟悉情况，另外两年等着退休，那大学就完蛋了。大学的校长也和行政官员，一般政府的行政官员不一样，所以我想当了大学的校长的人，他就只有一个目标，把这个大学做成最优秀的。不应该有另外的目标，说我当这个校长

　　　　期间，我想办法怎么提到另一个位置上，这时候大学也是做不好的。

　　　　这是我简单谈谈教授治校与校长治校的问题。

　　　　接下来我再谈一个问题，大学的文化，所有这些大学的理念，大学的运行规则，一定要表现为大学的文化，它才能够使得大学持久的保持它的竞争力。一般讲文化是什么？文化首先是一个规则，是一个游戏规则。我们有好多制度，但是好多的行为是没有办法用制度规定的，但是我们知道它应该怎么样，大学这个很重要。你比如什么样的人适合当一个教授，不适合当一个教授，我们很难用一个完全的书面的规则写下来；谁是一个合格的教授，不合格的教授，依赖于坐在学术委员会那个人，他的行为规则。一个不优秀的人，他可以说得他非常优秀；优秀的人，他可以说他不优秀。但如果他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优秀的人就不会到你这儿来了，所以一个优秀的文化一定是一个优秀的规则。那文化也是一种信念，就像宗教式的那种信念，你要坚定不移的相信它；文化也是一种行为，你不能光喊口号，你要变成真正的行动。

　　　　在这方面，我特别想强调北大的文化。各个大学有各个大学的文化，但我个人认为优秀大学的文化，可能不会相差太远。北大的文化我们过去总结是什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想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大家说得不多，但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追求卓越。思想自由，为什么是北大的文化？很简单说，北大的人根深蒂固的相信这一点，任何人不能以别人的学术观点有政治错误而提出批评，更不能写一封匿名信告某某教授这个文章反动。如果你这样做，你在北大就没有地位，这就是北大的文化。兼容并包，同样一个院系，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在那儿，没有问题，这都是很好的。我为什么强调追求卓越？追求卓越，你不仅说你是不是最好的？而且你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一个大学不再追求卓越的话，我们要它思想自由干什么？要它兼容并包干什么？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企业组织、农民、政府干部，并没有那么多的思想自由。一个员工在老板面前说话的口气，怎么可以和一个教授在校长面前说话的口气相比呢？他没有那么多的自由。给我们自由，甚至上下班我们都是自由的，为什么？是因为搞那套科学的特点，只有这种自由，我们才能够完成我们的使命。好比如说，教授上下班不能说8点必须上班，为啥？因为我突然之间观点、灵感来了，我半夜三点爬起来了，我工作一晚上，我怎么能八点就上班呢？给我们自由，是为我们创造知识，不是为我们生活的舒服，追求卓越这才是最本质的。反过来，如果一个学校的老师，不再追求卓越，他就没有资格在这个地方待下去。如果我不是一个最优秀的老师，我不是一个最优秀的学者，我就自认为我没资格在北大待下去，这才是文化。如果说我不优秀，我几年不出成果，出的一些成果，都是报纸上的一些杂文，然后我觉得我还理直气壮，我应该是北大的教授，这就说明追求卓越没有变成文化。

　　　　我还要强调一点，大学的文化实际上还应该包含一个是不断地自我反思。因为我们现实中总是有太多的诱惑，我们缺少一个特别硬的指标，说你只要偏离这个目标，你就会完蛋。一个企业，你三年不好好干，你就完蛋。我们不会完蛋，所以我们更容易偏离这个目标，所以大学就要不断反思，我现在这种体制，是不是能够完成我的使命？我现在的老师是不是我可以做到的最优秀的老师？就考虑这些问题。我们中国太多的大学，不在反思，他只是利用一些品牌，不断地去赚钱，卖文凭，卖学位，好比我们最近好多学校招博士，给什么人呢？当官的，经商的。当官的有位置，我招了你，以后就可能给我一些行政上的好处，或者帮我提拔，或者可能你会分配政府资源的时候给我多一点。经商的，可以给导师买单，可以邀请导师去度假。个人很好，但这是不是大学理念？我们培养博士究竟要什么？为什么要博士？这个问题都没搞清楚，所以我们在光华管理学院，我们是中国商学院最早提出不招收在职博士，你要念博士，我的博士就是培养学者，而我告诉我的学生，你们毕业之后如果没在大学找到工作，而是去企业了，这就说明你们是次品。当然我也欢送你们，但是从我培养的目标来讲，说明我已经失败了，我老这样下去，我就无脸再见江东父老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反思，那么北大这次改革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反思，反思我们北大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当然我们还有好多其它的反思，包括校办产业，各学校都在办好多企业，这些企业是不是符合大学的理念？我个人认为是不符合的。中国的大学办那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