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文集-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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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在1988年8月底或9月初的时候，我陪同弗里德曼教授在南京，当天吃晚饭的时候刚好有一位从伦敦来的教授在座，当时我们都纳闷这个伦敦教授来这里干什么？后来才知道他在帮助一些官员的孩子去伦敦学习，他作为中间人，负责安排

　　一切。我曾经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一次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夹，叫他们以后再也不要用这些权力了。

　　其实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早期一些束缚中国的困难已经不存在了，早期的那些利益集团已经没有了，那些进行价格管制的人也没有了。之所以没有了，是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钱来支撑这个价格管制系统。大家也都知道，国营企业

　　亏掉了那么多钱，以至那里的特殊利益集团已没多少可贪污的了，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使政府想把这些亏损国营企业送给别人，也没有人想要。

　　在民主制度下，你知道你的任期只有几年时间，则从你被选上的第一天起你就会开始贪污腐化，希望在任期之内把该捞的都捞回去。印度、印尼、南韩都是这种情况，有了权力马上就开始贪污了。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最上层的没

　　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如果你子细检查一下如进口控制或出口控制什么的，你是无法想象里面复杂程度的。而在上海，对金融市场的那些细枝末节的控制完全扼杀了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现在什么送红包啦给好处

　　啦，已经成了我们日常语言中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中国目前没有大的问题，但有很多小的问题的原因，其实处理这些小问题唯一需要的就是勇气，赶快把这些管制都取消，则这些小问题都解决了。

　　弗里德曼曾经讲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从下至上的；而在计划经济情况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从上至下的。”所以要想发展市场经济，唯一的需要做的是把这些障碍都推到一边去，让市场自

　　由发展，它自然就会成熟。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这些障碍清理掉，而不是控制他。从上面控制市场，而市场本身是从下往上发展的，两种力量在中间相碰，问题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问题的原因，如果你去上海参观一

　　下，就可以发现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些问题写成一本很大的书。

　　1993年我陪弗里德曼又一次来到中国，去了成都，与当时的四川省省长曾有过探讨。弗里德曼非常善辩，我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辩论家之一，可是省长先生驳倒了他。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弗里德曼先生在辩论中失败。弗里德曼说如

　　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嘛。省长先生反驳说，亲爱的教授，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缠在一起（笑声），您先砍哪一根？当然弗里德曼

　　没有办法回答他的问题。当时我是翻译，我有答案，但我不想让教授难堪，所以我没有说出来。我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谢谢。（掌声、笑声）　

人民币需要贬值吗？
　　作者：张五常

　　1999。9。9

　　今天人民币的灰市或黑市汇率，低于官价大约百分之八。这样，久不久舆论就会说人民币快要贬值了——其官价快要贬值了。一唱起来，兴风作浪，人民币在灰黑的市场上总要下跌几个百分点。你听说人民币快要贬值，会大手购入来

　　过瘾一下吗？

　　但假若中国取消所有外汇管制，取消官价，让汇率自由浮动，你说人民币的币值会上升还是会下降？你当然赌会下降。你敢跟我赌一手吗？

　　我不敢说解除所有汇管人民币一定会升值，但要赌贬值我就不敢下注。二十多年前台湾解除大部分汇管后，台币升得很强劲。理由简单不过，在有汇管的情况下，外资望门却步，而内资会设法往外溜。这二者对币值有损无益。

　　试想想吧。有汇管，外资把钱搬到中国去，要再搬出来可不容易。因此，投资到中国的意图就减少了。少了外资进口，就等于少了货品出口，对人民币大有贬意。但这只是汇管对人民币增加压力的一部分——可能是比较少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在汇管下，外资到中国做生意，会遇上数之不尽的麻烦。要开个人民币银行户口，手续之复杂令人难以置信。要兑换人民币，老外当然不敢轻举妄动。以官价兑换容易，但要以官价换回外币则有限制，也需要文件证明。

　　就是外资可自由用官价买卖人民币，一旦政府宣布贬值岂不是中了计？

　　诸如此类的例子多的是，而这些加起来对外资进口的意图是有很大的不良影响的。取消所有汇管，外资进口对人民币的需求会有大幅度的增加，而这增加可能足以弥补今天官价及黑市汇率的差额而有余。台湾当年的经验是“有余”很

　　多的。

　　见到人民币的灰、黑市汇率低于官价，就认为若取消汇管会导致人民币贬值，是浅见。经济上的问题，我们不能局部看。我们不能单看人民币的黑市低于官价，就认为解除汇管后，人民币的自由汇率会向黑市那方面走。

　　转到另一个题材上去吧。如果中国大事开放金融，你说人民币会贬值还是会升值？我的注码是赌会升值的。

　　你可能想，开放金融后，美国的大股票经纪行到中国去做生意，向中国的投资者推销美国股票，岂不是会推低人民币？

　　但想清楚一点，这些举世知名的经纪行，若到中国去开业，有三个使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其一，这行业对商业楼宇的需求甚大，加上其他投资，对人民币的需求增加不少。其二，老外经纪会迫使中国改良现有的股票制度及可靠性，引

　　进外地的可取之处。如此一来，外资到中国设厂，大可上市而在外地推销也。其三，中国本身的股票，经老外经纪在外地推销，当如有神助。

　　解除汇管是开放金融最重要的第一步。金融开放后，外资银行到那里大展拳脚，对人民币的支持就更有力了。目前，中国算不上是真的有商业银行。有实力的投资者可在外地借钱，或以自己的盈余到中国下注。但假若金融开放后外资

　　银行以外间的资金借给较小的在中国的投资者，以本地的资产抵押，小商人岂不蜂拥而至？

　　又再转到另一个话题去吧。假若中国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实行自由贸易，你说人民币值会升还是降？经济学高级课本的答案是：很难说！这是有关需求及供应弹性的复杂问题，其数学方程式大约六寸长。但假若中国对美国说：大家

　　一起取消所有贸易关税吧！美国怎样回应呢？（世贸之争，是老外认为中国不够开放，而朱老板竟然说中国让步让得太多。）假若美国同意，就中了计。自由贸易，数以亿计的以刻苦耐劳而知名于世的廉价劳动人口，怎可能斗不过老外？

　　是的，多年以来，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中国人的竞争能力非同小可，只要给他们一个自由竞争的机会，大杀三方应该没有问题。香港的困境是我们的工资、房价、物价等比中国大陆的高出四倍以上，而本领却高不出那么多。

　　是的，从竞争的角度看，我认为中国大陆的本领比香港高得多了。在这大转变的时代中，举世之大，竞争能胜券在握的国家不及一掌之数。高科技的发展，美国无与伦比，此其一也。高档产品价廉物美，日本名列前茅，此其二也。中

　　档及大众化产品的前途，非中国莫属，此其三也。

　　既然自己有一技之长，就无需作茧自缚，见自己的币值被黑市炒下去就畏首畏尾。解除汇管，开放金融，大事推行自由贸易，才可以表演一下自己的真功夫！

　　假若中国能做到上述的“解除”、“开放”、“自由”，我愿意十博一赌人民币会升值。在这些有利条件下，唯一可使人民币贬值的，是通胀卷土重来。然而，从近代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治通胀的本领很有两手。

　　北京当局既不应该，也不需要，考虑把人民币贬值的。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制造能发挥自己竞争潜力的局限条件。　

如临大敌
　　作者：张五常

　　近来我坐立不安，如临大敌。你道为什么？为考虑《经济解释》应否复出。那是一九八九年我用上庞然大计，鸿图伟略，在《香港经济日报》动笔的书，准备用两年或更长的时间来一个“沙场秋点兵”，申述自己对经济学的理解，好

　　叫街上的读者能体会到那所谓“忧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其实很有趣味，足以令人废寝忘餐的。

　　殊不知写了十三期，就因故停下来了。当时是答应了读者不久后会继续的。然而，一停下来，就提不起劲再动笔了。其中的苦处本不足为外人道，但略说一下因为自己写作的习惯而引起的困难，也是好的。

　　在写作上我有两个改不了的习惯。其一是写得比较好的一定要一气呵成。这不是说从早到晚天天不停地写，而是思维不能中断。以中文而论，三万字是我经验上一气呵成的上限。我约略估计过，《经济解释》大约会有三十万字。这是

　　我经验的上限的十倍。想到这一点，恐惧之情不由得从内心发出来。

　　作学生时写的《佃农理论》，是一气呵成的，最近北京翻译出版，中文大约十三万字。那是我最长的一气呵成之作。当年我三十岁，可以一连多晚不睡，而记忆力之强是知者无不信服的。

　　我第二个写作习惯，是不起大纲，写到哪里就哪里，写得怎样就怎样，是“随遇而安”的写法了。苏东坡说：“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我当然没有苏学士的本领，而就是他自己，文章最长

　　只几千字。要是东坡居士在一个题材上写十多万字，还能否“初无定质”（没有大纲），倒是一个疑问。

　　为文要“初无定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章高手的经验之谈。我不是认为自己可与苏东坡相比而试行“初无定质”的。我是因为自己的脾性而逼那样做。是的，作学生时学写论文，大学有专为写论文而设的课程，而我自己的几位

　　教授导师，不秘技自珍，把写论文的程序说得很清楚。怎样起大纲、分章分节、分段分句；怎样起引言、作结论；参考资料要用咭纸怎样整理，一盒一盒的……

　　这一切我全都学过，也尝试过。问题是动起笔来却是另一回事！可不是吗？一动笔，第一段还没有写好，思想就变得天马行空，云游去也。跟是写一句，联想到下一句；写一段，联想到下一段；写一节，联想到下一节；写一章，联想

　　到下一章。这种写法是不可能按预先定下来的大纲而写的。

　　至于什么参考索引、下注脚等学术文章必用的规格，我的秘方是“事后孔明”。那是说，先把文章写完，写时不管其他学者怎样说，文成之后才“礼貌”地补加一些注脚参考，依照行规加以粉饰。有时是近于胡乱地补加一些，但大多

　　时行内的朋友读文稿，我要求他们的“指正”是提供说过有关或类似的话的其他文章。若先拜读他人之作，有了约束，思想就不容易天马行空了。

　　有了如上的两个写作习惯，要一口气地写一本印制起来大约是五百页的《经济解释》，怎会不觉得是如临大敌？“未虑胜，先虑败”这句格言用不，因为“虑败”就没有理由动笔了——这个年纪，东山复出而还能写出一本经济“巨”

　　着，机会是近于零的。从乐观那方面看，今天若要完成《经济解释》，困难是体力而不是智力那方面。这不是说我的智力还没有江河日下，而是这本书是回顾平生所学，不求创新。

　　有一点在经济学行内似乎没有人提及过，但很重要，而这点是近来我慎重考虑《经济解释》复出的主要原因。一个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大致上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搞理论性（Theoretical）的，其二是搞验证性（Empirical）的。年

　　青时——《佃农理论》之后——好些行内朋友，尤其是Harry　Johnson，认为我的优势是走理论的路。但当时遇到高斯，很谈得来，受到他的感染我就走上验证的路了。

　　搞理论主要是讲天分——想出来的理论能否经得起事实的验证是另一回事。搞理论，文章可以多写，虽然一般而言大部分是废物。但“理论家”有一个好处：他们到了五十多岁就江郎才尽，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