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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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隐是亚当的儿子，他杀死了自己的弟弟。——译者注
因此，本来是用来维持秩序的东西，只不过是用来增加更多的无秩序，法律在法学家手里只是为了他们自己和那些有钱人的利益，以魔法来消灭别人的自由。——271页
28）（增补）：你们是否知道，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节省多少劳动时间？这是可以详细算出来的，我在这里只是大略地指出一个总数。
对于一切农田、畜牧、菜园等等的劳动，对于粮食、蔬菜、马铃薯、麻、棉、家禽、蛋类、牛奶、水果以及其他等等的生产来说，为供应全社会每年的需要量，每一个有劳动力的人应负担三十一个劳动日。为木材和煤炭的需要，两个劳动日；为金属及其他矿产的开采，为在铁厂、冶炼炉、玻璃厂等地的劳动，十二个劳动日；为海运公路建设，五个劳动日；对于机器和制造业的劳动，三十四个劳动日；为了家务、烹饪、洗衣、缝纫剪裁，十一个劳动日；为了制鞋、瓦工、木工、铁工、教师，五个劳动日。这些总加起来，因此，为了全部社会的必要消费，每个有劳动力的人，每年应负担一百个劳动日，或是一种价值每日四个劳动小时的体力和技术劳动。——280页
29）（增补）：但是我终究办到了在汉堡出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第三版，并且赢得到了六百个买者。不过这也是一个不常见的成就，如果没有若干协会成员的积极热情和特别是协会的协助是完全不能达到的。——288页
30）（增补）：他们为了迷惑你们，每一种欺骗都装饰上自由、自由权、贸易自由这些名词！好啦，为什么不简直也提出窃盗自由，劳动自由来呢！糊涂的东西。我们必须来劳动，以便我们和那些用钱袋统治我们的懒汉和浪费者都能够活下去。但是拿我们的血汗来自由贸易，你们不应该再长久下去了。我们不愿意给那些有钱的窃贼和骗子任何自由。你们应该是我们的雇员，不应该是我们的主人。——289页
31）（增补）：我也曾经在可怜的英国人民中间稍稍有过一点来往和观察，并且我并不希望我们德国人长久地保有出版自由，如果新的出版自由的作用并不能把我们很快引向完全的自由。根本没有出版自由，比那常有出版自由的旧状况、旧秩序还更好些，因为把那自由的空话毫无用处地给人民摆在餐桌上的日子愈久，它在那里就愈是逐渐地失去了效力。这仿佛就象一首美丽的诗，起初它激动人的感情，但是把它对我朗诵了五十遍，就使人感觉无味，甚至于觉得可笑。关于那种始终不起作用的，呼唤人们起来进攻的号召，使我常常想到那狼和牧羊人的童话。一个牧羊人被另一个牧羊人两次用“狼！狼！”的喊声骗了来，并且被取笑了之后，第三次就不再去听他的喊叫了。但是恰恰这第三次是危急的呼救，狼真的在那里并且毫无阻碍地拖去了一只羊。——290页
32）一个民族的工人由于保护关税而获得的东西，另一个民族的工人就因此而失去。在一个事业部门里所获得的东西，通过相对的措施，在另一个事业部门里就重新又失去。——293页
33）看一看美国吧，但是决不要相信某些歌功颂德的人给你们描写的那里的一切。在那里剥削比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规模更巨大、更剧烈。在那里房产诚然是征税很重的，但是房产业主们付这些税吗？决不是！居民必须为此而付出双倍甚至三倍的房租，房产主们只是从租户那里把政府的税款收集起来而已。——295页
34）（增补）：路易·勃朗在二月革命之后，实施了国家工厂的办法。一种不幸的尝试，它只能使得未参加工厂的人更加怀疑社会党人的一切改革企图。国家工厂只应该看作社会轮盘上的调节器，这种调节器的实际的弹力是国家仓库，而它的枢轴则是民主共产主义的交换票据。——296页
35）（增补）：广大的群众受成见的束缚还太大，受富人和有势力者的影响还太深，以致不可能会在那些从今天的压迫里取利的人之外去选举任何其他人。但是如果让群众来投票表决应该实行那些原则，他们是能够辩出正当的原则来的，假如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原则的话。但是就象商人永远是先把坏货品推荐给朴实的顾客一样，为了诱劝他把这些货品当作好东西买下来，我们的诡辩哲学家也是这样的，他们在政治选举和宣传鼓动的时候，永远是向人民提供某一种劣货，这种劣货他们时而把它叫做自由，时而把它叫做共和国、宪法、贸易自由、工业自由、保护关税等等。但是他们总是不把主要的货品拿出来，因为他们手上就根本没有这种货品。——298页
36）（增补）：一切在口头上说联合组织这个字的人，心里所想的却是一种在现存社会秩序范围之内的一种大小不等的小社团。但是一种这样的联合组织并不能对资本势力进行任何抵抗，必须忍受大资本家的竞争，并且只要一旦大资本家要它们破产，它们就立即不得不陷于破产。因此，凭这种办法是搞不好的。但是资本家也可以利用小的联合组织，因为他所剥削的这些联合组织比他的财产少。资本家也可以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把别人联合组织起来。同样的，政府也可以把人民联合组织起来，以便能够更好地来剥削它，因为——300页
37—38）（这两个注号之间改为）：也就是说，每年把公共的盈余分成十二份：七份划归劳动，四份划归资本，三份划归才能。假如现在有十二个人挣了一万二千法郎，并且十二个人都劳动，就每人在劳动上各得五百八十三法郎。假如其中有两个人在能力上有特别的表现，他们每人还另外得一千五百法郎，假如有一个人曾借出一笔资本，他就得四千法郎。当然从这里面资本比劳动应该按比例多出一些行政管理费。在傅立叶的制度里，任何人都不拿现钱，而是一切都在大的行政管理账簿上增加或是减除一笔账目。每个人在那里面有他的存款和负债，如果他出去旅行，就得到一张汇票。虽然我非常反对傅立叶的制度，因为它迁就富人并且维护资本，但是我不能不佩服那种贯串在傅立叶的全部社会组织里的深刻的组织精神。
但是那人数最多并且最穷困的阶级的生活，在下一次的革命之后必须迅速地加以改善，而这一件事是傅立叶主义者所做不到的，因为这个制度的实行，是以事先建造全新的建筑物作为前提的。——301—302页
39）—40）第一：宣传启发，第二：社会革命。第三：社会无政府主义。［从这里起到40）止改为］：如果政府不顾一切合理的理由，不采取措施改善那人数最多和最穷苦阶级的生活地位，如果人民中的那些真正诚心诚意和不自私的、但是目光不够敏锐的人的一切革命尝试，永远只是在新形式下又把那些旧日的钱袋党引到了政府里去——就象直到今天所发生的情况那样——那末，那些还有勇气为那无知和负义的人民受苦的人，就必须采用那最后的绝望的手段。
这个最后的手段就是保障和辩护穷人对富人所犯的盗窃行为，而揭发和申斥富人对穷人所犯的盗窃行为。这后一种盗窃行为尽管它有许多其他好听的名称，它也只能是并且永远只能是一种盗窃行为。如果人们承认世间一切财物的共有共享是一种权利，每一个人以平等的义务都对这些财物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每个人就可以把凡是比他自己富有的人看作是一个侵犯他的利益的窃贼。并且如果他不是一个懦夫的话，他就会通过抢和偷的方式之一，把别人从他那里夺去的东西又再拿回来，并且并不为此觉得羞愧，而是准备理直气壮地到处为他的这种行动公开辩护。
谁要是去抢和偷一个富人，为了拿抢和偷来的财物去救济穷人，他就是一个高贵的正义的强盗，一个高贵的正义的窃贼，而那种用投机手段克扣劳动者工资的富人，为了好给他的后代留下一份丰富的遗产，却是一个下流的卑鄙的窃贼，一个肮脏的自私的强盗。
如果我们采取了我们的最后手段，我们就必须造成这样一种舆论，凡是告发、逮捕或判决一个正义的强盗或窃贼的人，他的生命和财产时刻不能保险不遭受人民的报复，一个实行这种为人民报复的人，必须得到保护和帮助。在这种斗争中牺牲的人，必须被看作是一种神圣事业的殉道者。
那时候必须做到这样，为了害怕被打死，将没有人再敢作告发者，再敢进行逮捕和宣告判决。甚至于要做到这样，没有人敢再穿着豪富的衣裳出来散步，一切商人们都拿着武器在商店里站着，白天黑夜都必须有巡逻队，为了好捕捉和射杀那些高尚的正义的强盗和窃贼，这些强盗和窃贼再不愿意忍受这种一个人合法地盗窃另一个人的局面。这种情况必须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根本不可能再找到一个人愿意比别人有更多的财物为止。至于这要在什么样的社会组织里才有可能，这一点人们就不必去考虑了。这件事让这场斗争的矛头所首先针对着的那些人去考虑和发愁吧。
但是那被诡辩哲学家们用他们的戏剧式的自由空谈所阿谀和迷惑的整个人民，他们对于这样崇高的革命思想还没有成熟。你们，我的那些朋友们，你们那些在幸福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少数知识分子，你们虽然也尝到了社会这个苦杯里的苦汁，在那里也懂得了唤醒和保持为纯粹的人类爱而牺牲的高尚精神，但是你们还并没有沉沦得和那些奴隶们一般深，如果你们想要为他们而受苦，他们还要嘲笑你们呢，至于那些大人先生们，你们只顾你们的臭皮囊，而不顾那对我们一切人都起作用的，统治着一切的普遍的精神，你们必定要在群众之先走向牢狱和死亡，要在你们自己的胸膛里找到你们的报应，并且到时候一定会使这最后的手段生效的。
但是，现在让我们谈一谈我们的最后的手段之前的手段：我们需要一个革命的过渡时期，并且必须通过我们的基本原则的传播来为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作准备。这个过渡时期不能比在下列的方案中表示得更确切、更完美的了。
解放同盟的宣传提纲
人民的真正的利益只有在建立一个民主共产主义的家庭联盟中才能实现。我们说家庭联盟以代替共和国，既因为这个词更清楚地说明问题，并且也因为必须有一个尽可能明白的名称，而人类受共和国这个词的欺骗已经太多了。我们说共产主义的，因为在这个联盟里一切人只有一个共同的利益，这就是如何去关心每个人的福利。我们说民主的，因为在这个联盟里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主人。
但是这种家庭联盟的建立，不经过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革命不经过事先的、至少是部分的启发、不经过对那些一般的、易于理解的、完善的、实际可行和无可争辩的基本原则进行宣传和传播，也是决不可能的，这些基本原则在于把为了全体人的自由和福利而必需的那些东西，用很少的辞句概括出来。
因此我们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使我们以一切方式结合起来为传播这些原则而努力。我们必须把没有确切地认识到他们的苦难的原因的人民群众从成见和无知、漠不关心和奴性里解放出来，并且在欺骗、迷惑和诡辩面前把他们武装起来。我们必须尽量使他们明了他们的真正利益，直到信仰的力量唤起了一种热情，这种热情终于表现为一系列的革命，并最后导向完全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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