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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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时期内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居领导地位的理论家。只要概观一下《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批判部分，就可以看出来，这决不只是德国或瑞士的“手艺工人的社会地位”——魏特林的观点主要是在瑞士巩固下来的——能为一个这样尖锐的、预示出发展方向的批判提供根据的。“……使这些手工业者感到光荣的是如下一种情况，即他们虽然还不是真正的无产者，而不过是向近代无产阶级转变的一部分还没有跟资产阶级即大资本处于直接反对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但他们竟已本能式地预料到自己将来发展的前途，并且构成为——虽然还不充分自觉地构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了。”②但是另一方面——这是具有最后的决定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德国正开始迅速地发展，无数的矛盾产生了，并且宣告了资产阶级革命，在这里这个革命在种种更为进步的条件下，必须比十七世纪在英国或是十八世纪在法国所进行的革命更加彻底。这些进步的条件首先是在于有了一个更成熟的、数量上更强大的无产阶级，后者现在必然要带着它自己的要求而出场。魏特林的历史功绩，因此只能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衡量，就是他做了一些什么工作，来唤醒和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如何为工人阶级指出他们在未来革命中的任务。
①1843年6月间，魏特林的住宅被搜查，从被没收的书籍名单中，对魏特林的阅读范围可以有一个不完全的、但是很有价值的概观。当时搜查到的有一本英文字典——魏特林确实学会了英文——，有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柏拉图的《理想国》，亚当·斯密的《国家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以及宗教狂人阿尔勃莱希特的各种著作（参看本书第36页注①）。又参看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
②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83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953年柏林版，第491页。
②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0—341页。
虽然在这段时期内，魏特林主要是在法国和瑞士工作，但是他仍然直接是在为德国工人阶级而活动，因为在国外他几乎完全是在德国手艺工人之间活动，他的著作也是用德文写的，并且立即被传到德国国内。恩格斯曾指出过，“正义者同盟”在它的中心迁往伦敦（1840年初）以前主要是一个德国人的联合会。这也适用于后来在魏特林领导下的在瑞士工作的盟员，而只是在伦敦才有可能逐渐地从一个德国的同盟成了一个国际的同盟。①在四十年代里生活在巴黎的有五万至六万德国工人②，其中成衣工人占绝大部分；在瑞士当然人数较少。这些工人的流动性是很大的，——因为绝大多数是手艺工人，他只想居留一定的时期。此外，还有许多国际联合会，则是由于“各贤明的政府给了同盟很大的帮助，因为它们把每个不称心的工人——其中十个有九个是同盟的盟员——都驱逐出境，结果就把他们变成密使了。”③
①参看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9页。
②K·奥伯曼：《在第一次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工人的地位》，1950年柏林版，第32页。
③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8页。
因此，恰恰是从他这本主要著作我们可以这样说：魏特林是自觉地、一边倒地代表了他的阶级利益的。“……我们是两造，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你们消费，我们生产；……”。④他说到他的同志们怎样督促他，要他写一本书。“这是一种最大的鼓励！……他们为我劳动，我为他们劳动；这件事如果我不做，自然还有可以替代我的千百个人来做；但是既然我有了这个机会，我就有义务来利用这个机会。”“因此，……这本书并不是我的作品，……我在这本书里汇合了我的同志们所集合的物质和精神力量”。①和那些乌托邦主义者相反，同时也和卡贝、勃朗、蒲鲁东等相反，他确信向统治阶级和政府呼吁，只不过是枉费时间和在工人阶级中间培养错误的希望。
④本书第112页。
①本书第57—58页。
在“可能的过渡时期”一章里，魏特林嘲笑种种迄今为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的改变社会状况的手段，例如要求改善教育制度，要求出版自由，要求改善对病人和老年人的扶养，要求一种比较公平的捐税立法制度，要求选举自由或甚至要求傅立叶式的联合组织。他看到，这样一些改革只是补缀工作，如果说这些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里也有可能的话，它们也并没有抓住罪恶的根源，相反的是保持了剥削。因此在未来革命中的主要的任务，只能是消灭对于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制，或是，如魏特林有一次说的，“要把他们用来危害我们的手段夺取过来。”②
②本书第267页。
这件事工人阶级只有在一次革命里才能完成。“推翻旧的事物就是革命；因此进步只有通过革命才可以实现。革命万岁！”③这些见解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在魏特林和那些乌托邦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反动的后继者们的看法之间有如何原则性的分歧和不同，并且说明通过《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他对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曾作出了多少贡献，他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号召工人的结合和他们的阶级团结。
③本书第244页。
魏特林的最重要的功绩在于，他在工人阶级里找到了唯一的力量，只有这个力量才有能力消灭剥削，并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由于这一点他远远胜过那种呼吁统治阶级的理解和同情的乌托邦主义。
但是尽管这一认识是非常出众的，尽管魏特林由于这种认识和那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欧文和傅立叶有很大的区别，就无产阶级革命如何实施这一点说，他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这里表现了魏特林的“受小手艺工人的社会地位所限制的思想方法”，他永远没有能达到对于一般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因此在他的著作里，令人惊奇的远见与尚未克服的宗派观点：真知灼见与幻想；对现状的深入批判与草率的乌托邦空想，革命的力量和预见与历史局限性互相结合在一起。
魏特林的历史观——如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所表现的——是并不一致的。它在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有许多倾向朝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突破。魏特林把人类历史分成三个时期：原始状态时期，从私有财产的发生到目前的时期（不平等和压迫的统治）和共产主义时期。向第三个阶段的过渡必须在现在就准备起来。完全以启蒙的意义去理解的理性，在他看来也是社会的主要动力。但是因为发展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受获得的欲望所决定的，然后享受的欲望和它合在一起，这两种欲望一直统治到今天，因此理性、知识就受到排挤和压迫。但是理性就长期来说是更有力的东西；它不久就会克服贪欲和私利，为无阻碍的进步扫清道路。
但是在这样一个——粗略地勾划的——历史观里，魏特林达到了一些重要的认识，凭着这些认识他远远地超出了资产阶级乌托邦主义者的认识之上；其中例如他达到了这样一种见解，认为有许多特定的阶级的存在，它们的行动是由经济的因素决定的，并且和这些阶级相应的各有一种一定的风俗道德；此外他还作出了这样一种论断，认为国家——和一切上层建筑一样——不是中立的，而是只为统治者服务的；最后他达到了这样一种有决定意义的认识，就是认为理性不能自行取得胜利，而是必须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把它带领到统治地位上去。
按照魏特林的这种历史观去进行经济关系和“社会罪恶的根源”的研究是反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在这里它绝对落后于，例如傅立叶的那些卓越的见解①。今天来详细地逐一批判他的错误（首先是他关于私有财产的起源的提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就仿佛是故意要用这些错误把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描写得十分可笑了，何况资产阶级的敌人也早已这样来利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已经指出过魏特林的“局限的思想方法”，后来恩格斯说到“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的时候曾经写道，“每当问题关系到具体批判现存社会即分析经济事实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见对于他们就成为一种障碍。”①如果撇开这些不谈，魏特林对于资本主义个别经济现象的批判是非常尖锐而中肯的。同样他那论断，认为国家、法律、教会等等组织的任务是在于保卫和维护当前现实的经济关系，也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论断。
①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有关傅立叶的论述。
①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1页。
关于魏特林的未来社会的草图的问题，也很值得我们重视，他曾试图超越那种所谓平均的共产主义（恩格斯曾经明白指出过“法国的原始平均共产主义”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②），就是在于他们所提出的能力选举和交易小时的制度。魏特林想靠这两个因素，一方面能防止未来社会中可能出现少数的特权统治，但是另一方面仍然能保证个体成员的自由更大的发挥余地。天才，也就是说优秀的工人和科学家，虽然不允许具有优先的地位，（如同傅立叶所赋予他们的那样，并因而也没有任何机会去压迫和剥削别人，但是可以通过他们特别的劳绩而争取一种在经济生活和国家管理上更受人敬重的地位。最后，额外增加的劳绩——通过交易小时——应该给予额外的“享受”和“自由”作为报酬。无疑这是——虽然不清楚，并且只是从个人利益来说明的——一种卓见，认为劳绩在共产主义里必须得到特别的表彰。
②同上书，第343—344页。
就那逐渐成熟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这对于魏特林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是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这就是他对于这个革命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他很正确地断定了资本主义是不能通过改良来克服的，改良不可能触及到它的基础。但是由于他缺乏对于社会的规律性的认识，他忽视了当时在德国首先是要帮助资产阶级在未来的革命中完全战胜封建主义，并且，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由对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发展所具有的重大作用。这种认识的缺乏以及他对于一种尽可能地激进和彻底的革命的急切关心，使得他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由和对于这些自由的要求①。他在当时的条件下，空想地把共产主义社会提出来作为直接斗争的目标。因此就不能回答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①魏特林完全看出，例如出版自由的好处，但是他认为这对于争取真正的自由来说只是事情的一半（参看本书第248—249页）。在这个问题上他——虽然从另一个前提出发——无疑接近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由于他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否定和要求立即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也就产生了一种对于民族问题的错误的总评价，尽管在这方面他给无产阶级介绍了许多重要的知识。他揭露了军事制度的假象的荣誉、操练、惩戒，揭露了那种贿赂公行的腐化现象，凭着这种贿赂，富家子弟可以逃避象压迫本国人民那样来压迫其他国家和平人民的那种“祖国”的任务。他讥笑沙文主义的“祖国保卫者”的陈词滥调，它不过是要为资产阶级的目的来利用无产阶级。“外来的敌人不会再夺去我们的财产，因为内部的敌人早已把我们的财产抢光了。……一个人在一切外国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在祖国内也毫无所有，这个人对于所谓祖国能有什么爱呢？”①，“并不是祖国在危险中，而实在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孩子、我们年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