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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节

瀛台落日-第7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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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难得积钱的机会,劝大家不妨买点铁路股票。”

  两关一叶,如言照办,所以邮传部铁路这一部门的收支帐目,不待钦差派员来查,就已经整理得清清楚楚了。

  到了除夕那天,由于国丧未满百日,梓宫暂安在宫内,因而平时肩摩毂击的大栅栏、笙歌嗷嘈的八大胡同,清静异常。至于贴春联、放爆竹,最能渲染年味的那些花样,自亦一概不许。九城寂寂,近乎凄凉了。

  然而关起门来,合家团聚,又是一番景象。金鱼胡同那宅,来辞岁的络绎不绝,到得黄昏,关照门上,再有来客,一律挡驾,那桐只有一班客要请。

  这班客在名士笔下,称为“小友”,全是戏班子里的名伶,又以旦角居多。那桐把他们邀了来,不是为了串戏或者清唱,只以一遇国丧,戏班子立刻就得辍演,伶人生计,大受威胁。那桐借吃年饭为名,请来相熟的一班“小友”,大散压岁钱。当然,名气有高下,交情有深浅,红包也就有大小,从四百两到四十两不等,跟包一律四两银子一个。

  到得十点多钟,这班“小友”散了一大半,但留下来的还有七八个,正在客厅中缠着那桐,要他以维持市面为名,设法破例开禁,准戏班子提早开锣时,门上来报:“邮传部梁大人来了!”

  已关照了有客一律挡驾,门下居然敢违命通报,自然是已得了一个大人的门包之故。那桐在这上面最精明不过,也最厚道不过,为了让门上能心安理得地受那个门包,便点点头说:“请进来!”

  “大年三十,财神驾到!”王瑶卿笑道:“中堂明年的流年,一定是好的。”

  “对了!”那桐被提醒了似的,“财神来了,你们可别错过机会!回头好好放眼光出来。”

  在一旁伺候的听差,听这一说,随即悄悄地去准备。这样的场合,自然不是推牌九,就是摇摊,便搭好桌子,增添灯火,备好两副赌具待命。

  这时梁士诒已经到了厅上,布袍布鞋,手上拿着木盒,一见有这些名伶在座,似乎颇感意外,但仍从容不迫地向主人致了礼,也跟大家都招呼过了,方始将那木盒子扬扬说道:“得了一盒德皇御用的雪茄,特地给中堂带了来,留着待客。”

  他既不说打开来尝尝,也未亲手奉上主人,却将这盒封缄甚固的名贵雪茄,顺手递给了那宅的听差,这一来,那桐当然懂了。

  “我不抽这玩意,洵贝勒最爱好雪茄。”那桐吩咐听差,“你好好收在我书房里,我要送人的。”

  “是!”听差奉命唯谨地,捧着那盒雪茄往里边而去。

  “今年这个年,可是省事多了。”那桐指着那班伶人说:“就苦了他们。”

  “这可是没法子的事,不过有中堂在,他们也苦不到那里去。”

  “中堂不如财神!燕孙,”那桐笑道:“你来放赈吧?”

  “这,”梁士诒做出稍有畏缩的样子,“不要紧吧?”

  “在中堂府上,怕什么?”说着,王瑶卿来拉梁士诒。

  那桐与梁士诒都到了小客厅里,就一张红木桌子面对坐下,做主人的说:“自然财神做上风,玩什么?”

  “请中堂吩咐。反正不能打麻雀。”

  “你们看呢?”那桐看着左右问:“要不要梁大人做番摊给你们打?”

  “摇摊得要有人开配。”唱小生的程继先说:“番摊数棋子儿更麻烦,倒不如一翻两瞪眼的牌九为妙。”

  “好吧!就是牌九。”梁士诒说:“请把筹码递给我。”

  那宅的筹码很讲究。他处的筹码,都是长条子牙筹,唯独他家的象牙筹码,圆如洋钱,中间打个洞,可以贯穿在铜签子上,边缘镂出回文的寿字,填以彩色,金色的最贵,五百两一个,依次是红色一百,黄色五十,绿色十两。梁士诒理齐了四叠筹码在桌上,余下的交主人保管。

  “来!每位一个。”他拿起八个金色筹码,往外一撇。

  “来吧!别客气。”那桐做“散财童子”,将筹码一个一个塞到“小友”手里。

  “还有六千银子,”梁士诒指着筹码说:“让你们赢净了为止。”

  “听见了没有?”那桐将筹码交给王瑶卿:“归你管库,你可仔细,兑阿找啊的,别弄错了。”

  于是梁士诒卷起衣袖推庄,手气平稳,玩了有个把钟头,突然手气转坏,连赔了三把,只剩下两千银子,而下风却越赌越泼,金色筹码都出现在赌注上了。

  “慢点!庄家只有两千银子。”那桐说道:“我看是多了,而且多得还不少。”

  “中堂何不在我身上赌一注?”梁士诒看着那桐说:“风险有限!”

  “好!我在你身上赌一注。”那桐将自己的赌注收回,成了庄家的临时股东。

  打骰子分牌,上门两点,天门八点,下门么四配人牌,红通通一片,却只得三点,有人就说:“‘单双’的牌,凶多吉少了!”

  梁士诒将两张牌扣着用中指一摸,大声说道:“统配!”

  说着将牌移向那桐,他也摸了一下,一张地牌,一张么丁,果然是“单双”吃上下门的牌。这两张牌当然不必给人看,随手一搅糊,结帐赔了一千多银子。

  “中堂在我身上赌输了一记!”说着,梁士诒取了一张一万银子的银票,递给王瑶卿。

  “风险有限。”那桐答说。

  等客人辞去,那桐亲自到书房去打开那盒“德皇御用”的雪茄,里面有张“存条”,梁士诒已在那桐汇丰银行的户头中,存入五万银子了。

  宣统元年正月十六,孙家鼐、那桐奏复谢远涵参劾陈璧一案,洋洋五千言之多,结论是:“该尚书陈璧才气素优,勇于任事,甚有能名,惟德不胜才,往往失之操切,舆情不洽,声名顿减,遂致谤议丛生。此次所参赃私各节,或未免人言之过,然滥费公帑,滥用私人,检查该署官册,皆所难免。徇情见好,殊愧公忠,职守有亏,实难辞咎。”奉旨交部严加议处,终于革职。而谢远涵所指责的梁士诒、叶恭绰、关冕钧、关赓麟,尽皆安然无事。

  其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自知“袁党”的色彩太重,而又以奏折缮写有瑕疵的细故,传旨申饬,见微知著,托病奏请开缺。奕劻知道他不能安于外任,而少年亲贵也不放心他膺边疆重寄,正好邮传部尚书出缺,便保他继任,调云贵总督锡良为东三省总督。

  这一来,另一个“袁党”杨士骧,更为恐慌,喝酒打牌时,常会突如其来的说:“我杨老四可不是袁党!”但旁人不是这么看法,觉得杨士骧恃袁世凯为奥援,冰山既倒,怕他何来?直隶有看不下的事,尽不妨攻击。

  于是有个给事中高润生,对直隶百姓无不痛恨的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发难,狠狠参了一本。当然牵涉到津浦路的总办大臣吕海寰,而暗中所攻的却是杨士骧。因为李德顺的差使,是出于杨士骧所保荐,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杨士骧之有今日,可说一半靠袁世凯,一半是靠李德顺。

  李德顺是广东人,出身微贱,却娶了个德国女人为妻,一向在青岛一带厮混。庚子以后,杨士骧飞黄腾达,两年工夫由直隶候补道做到署理山东巡抚,自分“官居极品”,不但难望更上层楼,巡抚能够真除,已非易事,那知官符如火,由于李德顺的投效,竟又开了一番新的局面。

  原来其时朝廷很注重对德的外交,而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所以杨士骧做山东巡抚,第一件大事便是将德国人敷衍好。李德顺便替杨士骧策划,暗中以光绪二十四年为胶州湾事件所定条约中,许予德国而未履行的利益,如采矿权等等,确定让予德国,而表面谈判撤兵的条件,只是以二十八万银元买回德国所盖的营房。朝廷认为杨士骧善办外交,大为激赏。

  同时,李德顺又常陪着杨士骧到青岛,跟德国驻华的官员敦睦友谊。此外,凡可以取悦德国的花样,无不想到做到。因此德国的报纸,常常恭维杨士骧,而德国的公使、领事,只要有机会,亦无不大赞杨士骧。由是之故,袁世凯内召,保杨继任,才得一奏即准。

  李德顺本来是北洋洋务局的翻译,久住天津,此时当然随着杨士骧卷土重来。其时津浦路的督办大臣吕海寰,虽当过驻德公使,但不谙德文,而津浦路借英、德两国的款子建造,合约内规定南北两段分聘英、德总工程师。吕海寰以语言隔阂,无法与北段的德国总工程师直接打交道,译员又不甚得力,深以为苦。于是杨士骧正好推荐李德顺,经过吕海寰同意后,奏请派为津浦路北段总办。

  于是,李德顺上恃直督,外结客卿,尽夺吕海寰的权柄,不但经费收支一手把持,甚至吕海寰下条子派的人,亦未必能为李德顺接受。至于工程,则自征收民地到购料雇工,营私舞弊,无所不用其极,而最不能令人忍受的是,蓄意媚外,几不知有国家二字。本来在盛宣怀当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时,只要借款到手,不惜以路权拱手让人,梁士诒代之而起,全力相争,大为改观。所以津浦路借款,除了南北两段各用英德总工程师各一人以外,别无束缚,而李德顺则不但公款存在德华银行,巧立名目如副工程师、书记、医官之类,用了六十几名无事可做、坐领干薪的德国人。最后,打算将津浦路天津总站设在城南南关地方,可把“天津卫的哥们”惹火了!

  天津华商的市面,都在城东城北,铁路总站既对繁华地方有极大的作用,理应设在水陆均便的河北。而南关地方,洼下不毛,且距运河不近,同时津浦路接京奉路入京,而新车站在河北,如由北绕西而南,转车亦不方便。所以勘定在新车站迤西辛庄地方,设置总站,且已破土。此为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任内,力拒德的要求,一手主持的结果。及至袁世凯被逐,李德顺推翻原议,弃北就南,说穿了,无非既以媚外,亦以营私而已。

  原来南关以东,便是各国租界,德国且已提出要求,在德租界傍海河另设一站,果然如此,德租界立刻就会成为水陆要冲,尽夺华商之利。

  至于李德顺的营私,手段甚巧亦甚拙,他是跟一个姓曹的,合设了一家公司,在南关预定建作总站之处,以极贱的价钱,收买了大批土地,但呈报农工商部注册,报的是每亩六百五十两,将来征购,自然照此给价。一转手之间,估计可以有五十万银子的暴利,但所谋如果不成,则此一大片闹水的洼地,就更难脱手了。

  这一来,天津与直隶的士绅大哗。及至高润生发难,朝旨派直隶彻查,杨士骧正在设法为他洗刷之际,直隶全省士绅,大动公愤,在天津集会,认为津浦路的工款,虽借英德外债,但一部分是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四省在食盐上加价而来,所以津浦路是国家的铁路,但亦是四省百姓的铁路,不容李德顺随便盗卖主权、侵吞肥己,决定调查他的弊端,预备“京控”。

  杨士骧看众怒难犯,答应将总站仍旧移回辛庄。但公愤未平,加以新派的津浦路帮办大臣孙宝琦,亦主张严办,而所有的报纸,一致抨击,使得杨士骧又急又气。四月二十八那天,将李德顺找了来,痛骂一顿,余怒未息,随即赶到新车站去迎接钦差。

  钦差是法部尚书戴鸿慈,奉派为答谢俄国遣使来吊国丧的专使,由京出国,经过天津。

  照规制,凡钦差过境,督抚要“请圣安”,仪制是在钦差入境的接官亭中,陈设香案,等钦差在香案后面东首站定,督抚便率省城文武,朝香案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称名请安,钦差代皇帝答一句:“朕安!”如果是朝廷倚为柱石督抚,恩礼特优,便再加一句:“卿安?”不待回答,仪式便算结束。

  有了火车,请圣安当然是在车站。列车开到,司机的技术很高明,车停稳了,钦差花车的出入口,恰好对正铺在月台上的红地毯。戴鸿慈神情肃穆地下车站好,杨士骧便领头行礼,口中说道:“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杨士骧,率领属下,恭请圣安!”

  “安”字还不曾出口,人不对了,但见手足牵动,口眼俱斜,一头栽在红地毯上。当即有人惊惶的喊道:“不好了!大帅中风了!”

  于是一阵大乱,钦差亦就无人招呼,赶紧将杨士骧送回衙门,由卫生局总办屈庭桂,延请德、法医生各一会诊,性命暂时保住了,但身子瘫痪,神智不清,而且哭笑无常。于是驻保定的藩司崔永安,连夜赶到天津来照料,杨士琦亦由京里赶来探望,同行的还有袁克定,是来“观变”的。

  杨士骧的病不好亦不坏,但纵能保得住命,亦是带病延年,直督非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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