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083-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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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教授生病是绝对没有这样的待遇的。”

　　不久，余秋雨在一位叫盛钟健的老师帮助下，通过一个画家，在浙江奉化乡下找了一处房子调养生息。在那里的半年多时间里，余秋雨说自己的“心和脑子全在书里边了”。

　　等余秋雨回到上海，已经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原写作组的朱永嘉、王知常被抓，文艺组的负责人陈冀德被隔离了，他们属于“采取组织措施的”类别。

　　据胡锡涛回忆，遭到他人多次举报的余秋雨，认为自己清白无辜，为此3次上书华国锋，希望能够获得脱帽待遇。

　　当年“文艺组”的成员徐缉熙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和市委派清查组来清查，文艺组的成员多半是被审查对象，需要交待问题。余秋雨和大家一样，被称为“说清楚”对象。“当时如果清查通过了，就要开大会，在会上宣布‘解脱’”。余秋雨在文艺组中是较晚宣布‘解脱’的。”

　　与余秋雨遭遇相反的是，孙光萱因为问题较轻，是清查工作组依靠对象，后成为清查工作组的成员。

　　1978年底清查工作结束，文艺组成员去工厂劳动，1979年初分配工作或回原单位，受到的待遇各自不同。徐缉熙回到了上海师范大学，经过了一次复查，后成为文艺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戴厚英去了复旦大学上海分校，一直到老，才评上教授。

　　回到上海戏剧学院以后，余秋雨又经历过一次复查。根据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担任复查工作的戏剧文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周培松回忆证实，最后，余秋雨被确定为“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一类人，允许重返工作岗位。

　　1980年，凭着良好的外语基础，多年资料积累，勤奋和好学，余秋雨开始准备《戏剧理论史稿》一书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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