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083-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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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人帮”的所谓“批儒评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一系列阴谋活动中，起到了配合作用，特别是在“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纲领的喧嚣当中，石一歌写了不少文章，流毒很广。《鲁迅传》小组是张春桥、姚文元授意其余党朱永嘉，假借毛主席、周总理号召学习鲁迅的名义搞起来的。
《鲁迅传》在观点上的主要错误是歪曲鲁迅批孔的事迹，把周扬等同志当作了敌人。“四人帮”余党为了配合所谓“批林批孔”的需要，特意下令把《鲁迅传》中鲁迅后期的一章《再捣孔家店》提前抛出。这一章由鲁迅传小组写出初稿，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在这一章中，把鲁迅反帝反蒋的一九三四年几乎写成了“批孔年”，文章从鲁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四篇文章中，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在《鲁迅传》最后一章《鞠躬尽瘁》中，也依照“四人帮”的调子，对周扬、夏衍等同志加以不少诬陷不实之词。
另外，该书在材料方面也有不少失实之处，有的主观想象，形而上学，有的粗枝大叶，不作调查。所有这些，和该组受“四人帮”恶劣学风和文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除上述的错误文章外，未发现政治错误。
写作组的三年半
“写作组”全称为“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更名为“上海市委写作组”。总部核心是朱永嘉、肖木、王知常，直接受到张春桥、姚文元领导，朱永嘉本人当时为中共上海市委列席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在“写作组”下设文艺组、历史组、经济组、哲学组等。写作组呈金字塔结构，最高一层为朱永嘉、王知常及下设各组组长；第二层为康平路写作组总部成员；第三层为各个组下设组织，也称外围组，仅在文艺组下面，就设有“《鲁迅传》写作小组”、《文艺摘译》编辑部、《朝霞》编辑部等机构。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调到了位于康平路141号的写作组文艺组。此时，完成《鲁迅传》工作的高义龙（原为《智取威虎山》编剧组成员之一）也回到了写作组文艺组。
据原写作组的徐缉熙说，“余秋雨是写作组惟一从下面正式上调，成为文艺组成员的。”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一文中写道，“余秋雨怎么会从外围被选入内围？就在于他才华出众，文笔漂亮，写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而深得头儿们的欣赏。”
余秋雨到文艺组参与的第一件工作是为姚文元重写《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这本书做些资料准备工作。据高义龙透露，这些材料分别是《鲁迅揭露批判四条汉子和国防文学的材料》、《四条汉子在鲁迅逝世后攻击和诬蔑鲁迅的材料》、《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材料》、《鲁迅关于培养文艺队伍的材料》、《鲁迅总结历史经验的材料》，最后一本材料是1974年2月14日印出来的。
“那时候我和余秋雨住在康平路，开会也在那里。”高义龙介绍说，按照组织结构，市委写作组是市委机关的组成部分，“石一歌”是写作组下属的项目组。
据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一文中的回忆，写作组没编制，人员多为借调，工资仍在原单位拿。它办的6本杂志，不发稿费或补贴（“文革”期间一律不发稿费），写作大多为任务，文章发表时多数为笔名，等于完全是义工。偶尔用一下真名，还得防止作者“翘尾巴”。写作组的日子过得并不像后来人想象的那样奢侈。据徐缉熙回忆，在康平路的生活其实和在复旦的时候差不多，写稿没有任何稿费，经常工作到深夜，也没有任何物质待遇。如果是熬通宵，也只有两毛钱的夜宵，12点的时候食堂供应点面条。
“当时朱永嘉这样的头儿，惟一的优待就是一碗大米饭，我们吃的都是籼米，因为他胃不好。其他都一样，没有任何物质待遇。”
在徐缉熙的印象中，在写作组时余秋雨写的文章并不多。“有段时间，因为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写作组调进了一些又红又专的小青年。这些小青年调到写作组，刚来的时候不知写文章为何物，写出来的文章不像样，后来就让余秋雨修改指导，因为他是文艺组的骨干，写作水平高。这些小青年受文艺组的氛围影响，后来都进了文化圈，成为了著名的写手。”
这一时期，据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中介绍，余秋雨有两篇文章尤为重要”，一篇是用笔名“任犊”写的《走出“彼得堡”》，在《朝霞》发表。另外一篇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由上海王知常寄给北京《红旗》杂志。
这时，胡锡涛已从上海调到北京《红旗》工作，主管文艺稿件。胡看完文章，感觉良好，转送王洪文之后，没有采用。对这段经历，胡锡涛在文章里写道，“王知常打电话催问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文章，你那里不用，我们在《学习与批判》第8期发表’。我说，‘报上去了，可惜不用。你们自己发表算了。任犊是谁’？王说，‘是余秋雨。’我问，‘他现在好吗？’王说，‘他现在是这里的第一号种子选手。但是情绪不稳定，忽高忽低。’”《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最终发表在了《学习与批判》杂志1976年第8期上，后《人民日报》又作了转载。
胡锡涛和王知常在电话里谈到的《走出“彼得堡”》，为有过“文革”经历的人所熟悉。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里评价说，“应该承认，《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多少有些学术味道，不是一般应景之作，所以姚文元不采用；而《走出‘彼得堡’》写得很俏皮，恰是应景之作。此文强调文化人走出文化小圈子，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相结合，这是与‘文革’的极左路线相符合的。——它的客观效果，肯定不好，完全与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心愿相反。‘文革’时期的文化人都被赶到乡下或者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已经活得够累、够痛苦了，都想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就业。1973年，有的人刚刚回到城里恢复工作，有的人还在乡下做‘回城’的梦，余秋雨发表此文，给了当时文化界的人当头一棒……”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高义龙说：“《走出‘彼得堡’》是我写的，余秋雨改过一稿。《走出‘彼德堡’》的背景是，1975年提倡学理论，我先写了一篇《作家·创作·世界观》，从高尔基写出革命文学《母亲》后，又写了宣扬‘造神论’的《忏悔》，受到列宁批评，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文章发表在《朝霞》第一期上。接着打算写学习列宁给高尔基的信，强调深入生活。这时一天恰好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位有名的工人作家，谈起来，他说好呀，并说张春桥就要求工人作者读读列宁这些信，走出‘彼得堡’，不久还给我写来一封信，把有关情况写在信上。文章的题目就是这样来的。”
徐缉熙也说，“当时，高义龙写了《走出‘彼得堡’》的初稿，我们看了觉得很平淡，没什么光彩。后来就交给余秋雨改。改过以后文采啊什么的好多了，领导和我们都很欣赏。所以他很有才能。”孙光萱补充说，《走出“彼得堡”》发表后，朱永嘉立刻写信向张春桥推荐，张于1975年3月21日回信谈了读后感，很快，1975年4月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
《朝霞》风波
《朝霞》是文艺月刊，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名义上挂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但实际上编辑的权力在文艺组这一边，每期内容清样由文艺组组长陈冀德负责初审，然后送北京交肖木拍板，再送回上海人民出版社制作印刷发行。
1974年，刚刚创刊不久的《朝霞》杂志上发表了姚真的一篇小说，引发了当时上海的一场社会风波。
这篇小说写的是当年学校里两个红卫兵组织怎样从打内战到联合的过程，其中有一个组织刚刚成立半年。
不料“工总司”有人看了这篇小说，认为小说里成立半年的组织是在影射“工总司”。《朝霞》是“写作组”主办的，加上以往“写作组”与“工总司”就有矛盾，“写作组”嫌“工总司”没有文化，只会打打杀杀，“工总司”觉得“写作组”的人口罗嗦，只会耍笔杆子。“工总司”系统派出了队伍，到《朝霞》编辑部讨说法，围堵了康平路的“写作组”大楼。
“工总司”一闹起来，徐景贤也顶不住了，而文艺组组长陈冀德坚持自己没错，双方一时僵持不下。
后来张春桥找到朱永嘉，下了个批件，说“我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有事情是我负责，你们要团结”。不久，《朝霞》事件平息。
在《借我一生》里，余秋雨这样描述道：“我与一位姓陈的青年工人一起去了《朝霞》，但身份极为含混，似乎是为陈女士做点联络工作的。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陈女士在哪里。只知道‘工总司’要来砸，写作组要脱钩，编辑部要维持。———整整三个月，编辑部在两位老编辑的领导下继续工作，我则在编辑部外面的一间屋子里办创作讲习班，讲授小说和独幕剧的写作技法。三个月之后，‘工总司’斗争矛头别移，陈女士回来重新视事，朱、王也没说一声感谢，就完了。”（《收获》2004年第4期第192页）
据徐缉熙、高义龙证实，1974年年底，余秋雨写作署名任犊的《读〈朝霞〉一年》在《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期上发表。
几年后的《清查报告》写道：“此文结构开阖自如，行文流畅漂亮，在艺术性上堪称一流，但它的客观影响很坏，此篇长文把《朝霞》的政治观点、编辑方针、选题思想、主要毒草作品，以及所谓的筹稿和培训作者的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吹捧。这篇黑文还在香港刊物上转载，流毒海外。”
在文艺组的3年时间里，余秋雨写的文章并不多。长篇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发表在《朝霞》1975年7月号头条上，文章内容主要是为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对“上山下乡”大唱赞歌。另外一篇是《胡适传（五四前后）》，以余秋雨名字发表在《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1期，占了该期杂志很多篇幅，后又收入1976年5月出版的“学习与批判丛书”中的《历史人物集》上。
因为在写作上的才华，余秋雨受王知常委托，有时负责文艺组青年的统稿工作。他帮助陆××把一篇叫《封建礼教与贾政》的文章改为《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这篇文章后以“任犊”为笔名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陆××在看文章时发现，除标题被改动外，“其内容也完全由余秋雨同志重写”。
另外一次是给上海一位青年工人写的《论阮氏三兄弟》（《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9期）和《〈水浒〉为何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后发表于《红旗》1975年第10期）提修改建议，这位工人在1978年4月16日交代这两篇文章的炮制经过时说：“余秋雨看过我的初稿，提意见说灵牌问题要做足，我根据他的意思做了点修改。”
这个阶段，余秋雨还一度成为老师，和文艺组的组长陈冀德一起给写作组主办的评《水浒》学习班和评《红楼梦》学习班授课。
原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总支书记周培松回忆说，尽管余秋雨的关系和档案在学院，工资也在学院拿，毕业分配后并未回校上班，但戏剧学院工军宣队已指定他为党委委员，还准备提拔他为党委副书记。
“文革”后的三年清查
1976年到1978年底，写作组总部经历了三年清查，其中包括哲学组、经济组、政经组、历史组、党史组、文艺组（含《鲁迅传》组）、文艺摘编组、自然辩证法组、哲学小辞典组、秘书组。文艺组（含《鲁迅传》组）共有余秋雨、戴厚英等八人属于“原定说清楚的”，其上有“采取组织措施的”，其下有“已宣布不作为说清楚的”和“拟不作为说清楚的”。
1975年冬天，余秋雨在身体检查中发现GBT偏高，怀疑得了肝炎，在休息一段时间以后，余秋雨想到北京散散心。王知常在电话里让《红旗》杂志编辑胡锡涛安排余秋雨住在《红旗》杂志社招待所，胡答应了。然而因为上海方面胡锡涛的两个“老战友”打来反映余秋雨问题的电话，胡打电话给王知常，不同意余秋雨到北京。
而周培松回忆说，“余秋雨得肝炎住院的时候，戏剧学院的工军宣队领导曾经亲自开着小车带着礼物去看望他，一般的教授生病是绝对没有这样的待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