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老子思想批判-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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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天之道也。适者,天度也。信者,天之期也。极而反者,天之信也。必者,天之命也。地之明、正、适、信、极、反、必者,天之所以为物命也,此谓七法。七法各当其名,谓之〔事〕物。事物各有本性,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道。事物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逆。逆顺各有命也,则存亡兴坏可知。①
这一段言简意赅、博大精深的话,将什么是“道”,什么是“天命”,什么是“顺”,什么为“逆”,为甚么要以道立法,为甚么执法要有度,为甚么执道治国调理阴阳以平衡适度为止,为甚么要执道明民以治,为甚么政治是为“正治”,以及为甚么人要取法自然以守信用等等,都说清楚了。今之不知“道”为何指?“道理”何谓?不懂何谓“天命”之所指者,可以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就不会犯将“道”学与“道教”一锅烩,以及将老子说成是甚么“道家学说的创始人”之类有违中国历史常识性的错话了!
(三) 赋敛有度观点
文明时代,不收税赋,则不能养吏以行政治,不能集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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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论》。
力以兴办公共福利事业。无政治则天下乱,乱则民受害。不办公益事业,则民无福利可言。而对于税赋之收,则又必须是在发展生产、增加百姓收入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人民的承受能力,适度地实行,这就是黄帝关于赋敛有度的思想。其论有“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耻,有耻则号令成俗,而刑法不犯。”①以及“毋苛事,节赋敛,勿夺民时,治之安。无父之行,不得子之用;无母之德,不能尽民之力。父母之行备,则天地之德”②等。
(四) 以道治军观点
要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就必须加强军队建设,无此则不能强国。同治理国家一样,黄帝也特别强调要以道治军,这就是要顺以民心,施以德政,选贤任能,连什为伍,严明号令,用刑正而正不肖与违令犯禁者,以整齐军纪。他认为军队之强弱,直接与治国紧密相联,只有在以道治国,做到民富、国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强国、强兵之道,因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其言如“万民和辑,而乐为主上用。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敌。”③
以道治军,就要在战争中顺应天时、地利、人和等诸方面客观自然条件。其论曰:“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④
(五) 杀伐多祸观点
黄帝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走富国强兵之路。而富国强兵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保卫国家的安全,绝不是为了侵犯别人的领土,掠夺别国的资源与财富。这是因为,举凡因民富、国强,兵广势众,而穷兵黩武,恃强凌弱,大兴杀伐者,就是一种违天道,积人怨,行不义的逆节之行。而违天道,积人怨,行不义的行为,其结果,则必将沿事物极反规律发展,到头来祸将及己,黄帝谓此为“自伐”之行。在《黄帝经·经法·亡论》中,他是这么说的:“用国而恃其强者,弱。兴兵失理,所伐不当,天降其殃:逆节不成,是谓失天;逆节果成,天将不盈其命,而重其刑。”至于“大杀服民,戮降人,刑无罪,祸皆反自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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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黄帝经·经法·君正》。
③ 《黄帝经·经法·六分》。
黄帝对于战争分作三类:为利,行义,泄忿。指出,为利益而战者,事实上经由战争去夺利,首先就使自己陷入逆天、失理、不义的地位上,因此而积人怨于国之内外,由此必遭祸端。这就注定了为利而事实上得不到多少利益;凡为义者,战争一起,往往会由此而失初衷,滑向不断扩张与兼并的道路上去,最终导致众之所死、自己由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而由强变弱,甚或由此而遭别人趁势相攻以亡;至于那种为行忿而兴战争者,则往往因忿而失理智,忿不量力,行忿不成,而自取灭亡。
其论曰:
诸库藏兵之国,皆有兵道。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所谓为利者,见其国民饥,国家不暇,上下不当,举兵而伐之。虽无大害,亦无大利焉;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此)所谓义者,众之所死也。是故,以一国攻天下,万乘之主兼并,稀不自此始,鲜能终之:非心不恒也,穷而反矣;所谓行忿者,心虽忿,不能徒怒,怒必有为也。成功而无以求,即兼并始矣,非道也。①天下有三死:忿不量力死;嗜欲无穷死;寡不避众死。②
(六) 贱身贵道观点
黄帝认为:“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逆而异理,审知逆顺,是谓道纪。以强下弱,何国不克?以贵下贱,何人不得?以贤下不肖,何事不成?”③ 故,“古之贤者,道是之行。知此道,地且天,鬼且人,以道居军,其军胜;以道居国,其国昌。”④反之,因嫌货财少,却落吃糟糠;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也是这个极反规律的作用所致。这就是黄帝所说的“祸福同道”之义。其关键,就是一个明道理而用之与不知道理、逆行而致的区别。顺逆之界,就是学道修身与不学道而任其本性的区别。
然而,老子对于黄帝治国的一系列哲学理论,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⑤一样的简单,哪有许多复杂的道理?老子的主张是走“小国寡民”的道路。
所谓“小国寡民”的主张,并不是让大国主动放弃领土,自己变成一个“小国”,因为那样的事根本就不可能会发生。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之策,就是要像厨师“烹小鲜”一样,将大国切割成菜丁一样的小块进行炒作,将人民分割、固定在一块块的“小国”之内,不让其流动,不让其做什么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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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十六经·本伐》。
② 《黄帝经·称经》。
③ 《黄帝经·经法·四度》。
④ 《黄帝经·十六经·前道》。
⑤ 《老子·第六十章》。
即使是天才,也不让他有任何用武之地,以免其心发狂,不安分守己。对此,老子是这么说的:“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①
其实,老子此说,也并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创造,而是按西周分封的一百多个小诸侯国而作论。言下之意,他认为周武王等统治者比轩辕黄帝要高明得多!
老子的这个“小国寡民”之策,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关键是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思考问题:如果站在以国为私利,“治大国”为“保权位”的统治者立场上考虑问题,那么老子的主张也就有其一定的道理。谁都知道西周王朝建立不久,其政治就出现了腐败,如周穆王的游山玩水不问政事。到了周厉王之时,因暴虐、专利而国人怨恨,政局日衰。厉王以民怨之言为“谤王”,派大批暗监在全国进行察听、监视,一经发现就立即将发言者杀掉,直杀得全国上下笼罩着一种人们逡以忍受的恐怖气氛:人们行之于路,遇见了好友、熟人,绝对不敢相互打招呼,而只能以目光示意。至于周幽王,则更是昏庸到了只爱美女而以军政大权为儿戏的程度:为博爱妃褒姒一笑,不惜举烽火以戏弄诸侯为快意,并由此招致犬戎入侵,闹出个国土丧、都城毁、国库被掠一空,他自己也被乱军杀掉的结局。如此,于危难之中即帝位的周平王,不得不带着稀落的臣民迁都洛邑,自此史称东周。此后,周天子事实上已成为一具政治僵尸,根本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了。但是,这种苟延残喘,也长达550多年,整个周王朝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竟长达800余年,是统治国民最久的一个历史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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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子·第八十章》。
春秋时期以来,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各种乱象横生,争斗不息,但却始终难以得到解决。而这一切又无不与周
王朝建立之初,为使政权长久稳固所采取的分封诸侯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左传·昭公二八年》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雍也。”①再加上周所分封的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后裔之诸侯国、以及周室异姓功臣的封国等,周初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约有一百四十多个。虽然,这些个封国,其后在有封、有夺、因故兼并之中大有削减,然至春秋之际,也还存在着齐、鲁、曹、宋、吴、越、许、蔡、郑、楚、秦、晋、卫、陈、燕、代、虞、虢、邢、莒等诸侯国林立的局面。这种诸侯分封的制度,同时起着既有利于产生政治腐败、又维系周王朝政权很难被推翻的双重作用。这就是:
在经济层面上,这些诸侯国由于周天子的土地封赏、自己的田产霸占、以及通过交易手段等途径,将原先的国有土地都集中到了自己及亲戚、臣属们的手里,这就形成了一大批新兴奴隶主贵族兼封建地主阶层。过去的土地国家公有制度早已被破坏殆尽而不复存在了,而大批丧失了土地的自耕农们沦为替地主耕作的农奴,受尽了社会的残酷剥削与压搾。即:这一时期的所谓庶民百姓,实际上都已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地主阶层的生活,要从他们身上剥下一层皮,诸侯国君、妃嫔、群臣、军队、门客、谋士们的生活之需,要从他们身上剥一层皮,当然,周天子及其妃、嫔、中央帝国的大臣、谋士等奢华生活,还要从他们身上剥下一层皮。是时的黎民百姓在这重重剥削之后,便一无所有,而只剩下一把骨头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由政治制度造成的、有法律保护的国政腐败。这也就是春秋之际到处发生奴隶起义、“国人暴动”的深刻历史原因。而这种政治腐败,又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制度之下,根本无法解决的。因为,任何一个诸侯国都有着自己的政权与军队,什么地方一发生起义,很快就会被无情地镇压下去。正因为如此, 各诸侯国君等封建地主阶层并无任何危机之感,倒是由其时的政治腐败,而导演出了上下乱伦、相互谋陷、害贤灭族、卿大夫专权、围绕君权争夺的杀父弑君、兄弟相残等种种丑剧。掌权者糜烂的生活,作威作福的权力运用,又使得一些诸侯们必欲谋取更大的权力,占有更多的土地,统治更多的人民,乃至想通过兼并别国以壮大自己,以最终取周天子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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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传·僖公二四年》。
但是,在周朝的政治层面上,大量分封诸侯国的制度,使得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形成了犬牙交错、互为制约的关系,任何一个诸侯国都事实上很难做到迅速扩大势力,最终实现取代周天子的梦想。因为,任何一个诸侯国若敢公开起兵反对周天子,实行改朝换代之举,都会被周天子一道诏书,调集其周围各诸侯国起兵勤王而行剿灭;就是任何一个实力较强的诸侯国,若对邻近的小诸侯国实行兼并,亦只能会给其它借机实现称霸的诸侯国提供一个“主持正义”的借口,动员起其他诸侯国,一窝蜂似地围攻上来,共同剿灭,并瓜分掉其国土。这也就是春秋时期的一些诸侯强国,只能够做到假天子以令诸侯,浪一个“称霸”的名儿,而实际做不到一统神州,实现改朝换代的历史条件。就是到了战国时期,虽然周天子业已实际起不了什么控制天下局面的作用,但是这种周初分封的诸侯国,仍然对周天子这具政治僵尸起着一种实际上的维护作用:任何一个诸侯国都不敢冒险直接兴兵灭周,而只能伺机兼并其它所存在的诸侯国。因为,就连兼并他国事实上都很不易,任何一个诸侯国对他国的兼并之举,亦会受到被兼并者以美女联姻、以珠宝贿赂、以合纵联横、以说客离间等许多手段,联合起别的诸侯国进行抵御,挫而败之。这又是七国长期争雄的实际历史原因,也是周天子虽成为一个政治摆设之后,亦苟延到了八百余年历史的实际原因。
然而,如果要是站在人民幸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