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老子思想批判-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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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文王演《易》，神道设教的旁证。
除了《周易》本身透露出的文字信息之外，还有不少旁证可以证明。如前引称颂以民间所见，进行亹亹推演，而颁布政令，推广到天下者的称颂之辞，其文风就与其它古典有别：亹，读Wěi。亹亹，形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始终勤勉不倦的美德。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用“亹亹”一词所称颂的人，只有周文王一个人，如《诗·大雅·文王之什》：“亹亹文王，令闻不已”。而在《周易》中以及在《诗·大雅·文王之什》中用“亹亹”一词称颂周文王的作者，也是一个人，这就是文王之子姬旦。
③ 《周书》的印证。
《周易》中所赞颂的孜孜不倦研究“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的“圣人”，其在商末，经过对商朝政治的长期观察，认为：“殷人作教，民不知极”①，由此而对于“神道设教”就有过一段论述。他说：“正人莫如有极，道天莫如无极。道天有极则不威，正人无极则不信。不信则不行！明王昭天，信人以度，功、地以利之，使信人畏天，则度至于极。”②
周文王此处所谓之“天”，最初是本指《易》经阐述的“天道”。“神道设教”者，就是将原先的《易》道哲理所阐明的各种客观自然规律进行神化，将其说成是由甚么天神上帝的思想意志所使然，尔后再将帝王与天神上帝挂连在一起，说成是天帝之子，是代表天神上帝来人间统治人民的，并将此设定为愚民教化的纲领，不断地进行愚民宣传。此后出于统治者口中之“天”，就是指天神上帝了，周文王的“道天”，其意如“说到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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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书·序》。
② 《周书·命训解》。
周文王依据“殷人作教，民不知极”的情况，教训他的子孙们，在施行愚民之教中，一定要按这样一个原则行事：教民守正，最好不过的是要有一个极限，要有能够做得到的标准；而宣扬天神上帝的威力，则要夸大到一个无极、无限的程度。这是因为，你说天神上帝的法力是有限的，那就起不到震慑民心、使其畏惧的作用。不能够使民畏惧的天神上帝，你还怎么能够假借它的威力来吓唬老百姓？所以，明白的帝王，就是要宣扬天神上帝的法力无极无限；而在宣布政令教民守正的具体统治之中，则要有极限，使黎民能够做得到，并且还要结合奖惩，用功名利禄、土地以诱之。如此，使黎民百姓害怕天神上
帝，相信帝王的绝对权威，希望得到奖赏，就能乖乖地接受帝王的统治了。周文王在《周书·命训解》中的话，把自夏禹以来所提倡的“神道设教”统治术，说了个明白透彻。至于其直运用“愚民”之术时，则以“为民着想”式的劝善式口气，直接用“神”来吓唬人：“民生而有欲、有恶、有乐、有哀、有德、有则……伐有三穆……三穆 ：一，绝灵破城（诚）；二，筮奇昌为；三，龟从兆凶。”①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老百姓生来就有自己极想获得的，有厌恶遇上的，有高兴事，有悲哀事，有办事能力，有必须遵守的法令。其蓄功之道有三穆。三穆就是：第一，不敬神灵，就会破坏自己一颗虔诚之心而受到神灵的惩罚；第二，即使卜筮遇到了奇妙的好卦，要好好地用正当无邪的行为办事，才能有好的结果；第三，龟占得到大吉之兆，也应该象遇到凶兆一样谨慎行事，不然就会凶而不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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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书·文酌解》。
⒊ 考古发现的材料证明，始用八卦占卜的是周文王
现在，我们根据下表所列商末以八卦进行卜筮的材料，对其材料与周文王活动的联系，逐一进行一点分析：
第一，现在发现的利用八卦符号以行占卜的材料，时间最早的只存在于商末周初，商代中期、早期的材料，则根本未有任何发现；
第二，现在发现的材料，除去周初的材料之外，商末的材料又多集中在周文王活动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现在所发现的材料，多集中于周地和文王被囚的地域内，它都与周文王的活动有关，而与商王朝无关。
① 现在发现的材料，以羑里为中心的有四批：河南安阳殷墟1950年春发掘到的甲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三件陶器；传为安阳小屯出土的陶范；安阳小屯南地1980年10月发现的一批甲骨。这些，都同文王被囚羑里期间的“演《易》”活动有着直接性的联系。
② 陕西周原发现的八卦卜甲。其中包括1976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甲组宫殿二号西厢房十一号“龟室”所在灰坑发现的筮甲；1979年9月在齐家村北五百米一处灰坑发现的一批筮甲等。在岐山发现的卜筮甲骨中，有的是祭祀商王“文武帝乙”的，因而，有学者认为，这些“卜甲的制作者，不是周君，而是他的敌人”，即帝辛。说这些卜筮甲骨有可能是西伯从商朝都邑带回到岐山的。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
目前发现的商末周初以八卦卜筮材料
文类甲骨文金文陶文
序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器
名甲骨甲骨卜甲卜甲卜甲卜甲甲骨父戊卣М＇陶罐陶範
阳面陶陶
符号与文字七八七六七六八六六五八七七五七六六六七七六七六六六七八九六八六七一六七九七六六七六六八七八七八五七六六七一八七六八六七六上甲六六六父戊六六六 一八八六一一一七六七八六五七六八七一七八六六七七六六七六七一六六七六一八
出土地点河南安阳四盘磨小屯南地考古队仓库陕西岐山甲组宫殿十一号窖穴安阳 泾阳翼
城平阴传为安阳小屯安阳安阳
时代商末商末商末周初商末商末
周初商末周初商末周初商末商末商末商末
著
录《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载《中国考古学报告》第五册图版肆壹《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载《考古》1989年第1期，作者肖楠《卦画探源——周原出土甲骨上卦画初探》，载1979年第10期《文物》。《外》四四八《录遗》二五二《文物》63年3期《文物》63年4期《考古》61年1期《邺》二上四十七《考古》61年1期《考古》61年第2期
“西伯”是商王册封的爵称，姬昌终其一生都是子袭父职的商臣。姬昌之父季历，先奉商王武乙之命西伐程，北伐义渠，因功得商王赏土地三十里，良马十匹，美玉十双；后又受商王文丁之命征山西地方的燕京戎、余吾戎等。季历因此功高势大引起了商王文丁的不安，害怕季历将来会构成对商王统治的威胁，于是，商王文丁十一年，在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到商都献俘报捷之际，文丁先是赏以只有商王祭祖时才用的圭瓒、秬鬯，并加其爵位为西伯①。接着，在季历即将辞朝返回周地之际，就突然下令将季历囚禁起来。不久，季历就死在了商都。此后，姬昌（周文王）就暗中准备为父报仇。过了两年，商王文丁也死了，其子羡继位，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商王帝乙。
帝乙感到其父文丁对季历的处理有失，这将为商王朝的政权埋下不稳定的祸患，就采取与周修好的措施：先诏姬昌袭其
父季历“西伯”之爵位，又将其小妹许配姬昌为妻，其陪嫁女之嫁妆办得比其妹嫁妆还丰厚。对此，《周易·归妹》、《诗·大雅·大明》中都有记述。所以，姬昌在岐山周庙中祭祀商王，乃为顺理成章之事：
其一，论国法，商帝为君，西伯为臣，西伯在商帝“帝乙”新丧之际，不祭商帝就是不忠，就是公开的叛逆；
其二，论家规，商帝“帝乙”是西伯之妻兄，“文丁”是其岳父，“武乙”则是其妻祖，在商朝国丧之际，作为商帝亲戚不祭商帝则为丧失伦理的不孝之举；
其三，西伯虽密谋反商，但在时机不到之时，不但不能暴露其欲叛之迹，而且是只有借机以祭商帝礼仪之隆，传出一种忠于商朝的虚假信息，才能更好地迷惑商朝新君，才更有利于自己。对此，姬旦在《周易·升》卦之中就早已说得很明白：“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王用享于岐山，顺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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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竹书纪年》。
其四，正因为西伯在岐山祭商帝乃阳顺阴逆之举，其占卜
刻辞也并不会展示于众，才在刻辞中有了称“王”作大、将商帝武乙、文丁、帝乙三代之序，按口语习惯颠倒，而刻作“文武帝乙”之举，以发泄其对商帝恨而不恭的内心情感；
其五，刻辞“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邵 成唐 ，御服二女，其彝：血 三，豚三，斯有正。”其中的“二女”，即指商帝文丁嫁于姬昌为妻之女和陪嫁女，也就是《周易·归妹》卦中的“妹”与“娣”二人；
其六，从该辞的刻制风格上亦与周人刻辞风格一致。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岐山发现的周人祭商帝刻辞不是周文王所为。
③ 陕西泾阳博物馆所藏之В肷轿饕沓欠锛移路⑾值漠＇，造型一致，时代一致，筮数及其风格一致，这与季历奉商帝征戎之战有关，当为姬昌于其父出征前所造的特殊纪念物，一Я粲诖由挛鞒稣髦兀划＇带到山西征伐之处。
④ 直到现在，全国所发现的以《易》卦卜筮之物中，唯有在山东平阴朱家桥九号墓出土的一件陶罐，从表面上看好像与周文王没有联系，但只要进行一点客观的分析，其与周文王被囚期间的“演《易》”有关，则是极其明显的：受文王“演《易》”影响，殷邑制陶中出现了带筮数的陶器，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有带筮数的陶范为其证。如此，所制陶器就不只一件。有山东平阴籍人氏购一件稀罕之物带回，并在其死后作为陪葬品，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且平阴距殷邑极近，带物便利。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平阴朱家桥发现的带筮数陶罐，绝不是山东制作的，对此作一个科学鉴定即可明白。
⒋ 周初以八卦占卜之法并不普及
虽然，周文王早在商末就研究以古哲学经典《易》书之卦画进行卜筮。周初，其子姬旦又继其父为利用《易》经行占卜而对《易》书进行改造，并在《周礼》中作了法律性的规定。但是，从周初到春秋之际，还是有人沿用商代的老办法而以龟甲进行占卜，史书上又记载有周室官员宣传推广以《周易》进行卜筮的事例。这种客观存在着的历史情况就说明，以《易》卦为工具而行卜筮，是商代及其以前没有的事，是周文王和其子姬旦搞起来的。
⒌ 不能以《归藏》混入了周后占卜文字认定古《易》原为占卜书
清人马国翰辑《归藏》遗书而言曰：“武王枚占，穆王筮卦，盖周太卜掌其法者，推记占验之事附入篇中”，斯言良确。今观《归藏》所存爻辞，皆为四字韵语，抑扬顿挫，奇古可诵，它与周以后混入的占验之辞，语言风格不同，此亦可证古之《连山》、《归藏》原非作卜筮用书。
综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就可做出这样一个结论：
历史上，所谓“文王演《易》”，就是用蓍草棍为工具，具体演算如何利用《易》经的六十四卦卦画进行卜筮的繁琐神秘之法。周文王，不是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做出历史贡献的“圣人”，而是抵制、封杀中国古典哲学传播，推行神道设教，毒化民族思想精神的历史罪人！正是由他的所谓“演《易》”，不仅完全蒙蔽了《易》经哲学经典的真实面目，使其哲理不能够在中国传播并发扬光大，同时，也使得这种比用龟甲简易的占卜之法在民间长期流行，毒害中国人民三千余年。这种迷信活动的流行，对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
（三）春秋以来中国哲学的历史性嬗变
中国古典哲学产生历史性的嬗变，始于春秋时期以来，而老子在这方面客观上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周朝统治渐衰，各诸侯国为了称霸并最终取代周天子的统治，而纷纷变革图强，争夺人才，引起了献计献策式的“百家争鸣”，学者们纷纷以中国古典哲学观点为指导，而探讨变法革新之策，申述自己的主张，谋求获取政治地位，且又有孔子研究《易》经，阐述哲理，使中国古典哲学又出现过一个时期的相对恢复。
但是，由于中国古典哲学在历经劫难之后�
